早上六点半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琢磨着要不要带一把伞，他平时出门不带伞，尽管这里的春天总下雨。闹钟响了，他紧忙伸手关掉，怕影响隔壁的同事。同事每天比他晚起一个小时左右，是老板的助理。
　　 一滴雨打在脸上，他才想起没带伞，可是已下了六楼。
　　 大夫说，这病就得慢慢养，最好卧床休息个三年两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休息就等于没工作，也就等于没饭吃。
　　 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三个同事的小捣蛋鬼，一个两岁，两个三岁，并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吃早餐，面包加牛奶，样子挺听话，像三只小熊。都是车间工人的孩子，休息日，没人带。他走到窗前看外面的天，低空阴暗的云快速向东南移运。他要请假去医院，三个月一次的跟踪检查。他用了十几分钟把上午的工作安排好了，真是没办法，一个萝卜一个坑。
　　 要出门的时候，车间主管扶着第二天上班的一个女工出来，看样子又是机器把手指压了。主管给经理打电话，说要安排车去镇里医院。女工两只手臂向上翘着，两根大拇指的指甲冒着血，脸色惨白。看样子挺严重，他想。
　　 公交车迟迟不来。几辆私家车从站台边呼啸而过。天阴得厉害，雨要下了。
　　 一个打工妹背着婴儿站在车窗前，双手紧握着扶手。坐在她身边的西装男子正在翻看手机，耳朵里塞着白色的耳机。坐在男子后面的中年妇女一直看着窗外，她有一头卷发。坐在男子前面的女子穿一件貂皮式样的灰白色大衣，脚上是一双白色凉鞋。他上车的时候看到的。
　　 他也截着耳朵听音乐，这几年，似乎只有音乐是他最有耐心的陪伴。从姬神到久石让，再到雅尼和北爱。人们并不总是跟着生活走，有时候也跟着感觉走。他这样想着，站在车子后面，看了看那个在妈妈背上睡着的歪着的小脑袋。
　　 过了一站，上来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女的一身黑色西装，白衬衫，头发很乱，脸上有几颗粉刺。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她两腿叉开，背靠扶手站好，开始吃包子，白萝卜馅的，就在他眼前。他只好再往后面挤了挤，调高了音量，望着窗外阴暗的天，街上匆匆的车辆和行人。
　　 大夫被一群人围着，桌子上堆着就诊磁卡和挂号单。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站在门口，一只手里拿着磁卡，另一只手被身边男人牵着。
　　 是个新大夫，头发略有些花白，他以前没见过。大夫总讲方言，他听不懂，他只想快点离开。他只要大夫把磁卡插进去，点几下鼠标，然后他就可以去排队交钱抽血，等待结果。
　　 墙上的时钟走得很慢，他索性看起了墙上的宣传画。画上讲的是如何洗手，他低头看了一眼墙边的洗手池，有一层淡淡的灰。
　　 已经十点半了。
　　 大夫和孕妇交谈的时候，那男人在一旁站着，陪着笑，大夫没看他一眼。几分钟后，孕妇站起来，大夫一根手指在键盘上敲了一会，像小鸡叨米。大夫把磁卡拔出来给她，男人笑着扶着她的腰走了。
　　 他坐到大夫旁边的椅子上。
　　 要干什么？大夫把磁片插进去，问。
　　 就是以前的检查，这项，还有这项，他指着电脑说。
　　 就这两个？大夫问。
　　 就这两个。他说着，微笑了一下，显得不好意思。
　　 不做B超？血常规呢？大夫侧脸看了他下一眼，问。
　　 先不做，他说。
　　 有医保吗？大夫问。
　　 没有，他说。
　　 大夫点了两下鼠标，那根手指在键盘上又敲了几下，拔出磁卡递给他。他说了一声谢谢，大夫没说话。
　　 血液检查室里就像清早的菜市场。角落里一个小男孩嚎叫着，一声高过一声。
　　 他慢慢排着队。
　　 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由妈妈抱着，看样子是哭过了，脸上都是汗。年轻的大夫把她的小胳膊拉过去，扎上橡皮带，拍了拍，她哇地一声哭了。妈妈哄着说，不要看不要看，把她的脸扭过来，她又挣扎着看大夫的手。大夫迅速把针扎进去，血出来了。小女孩对大夫大声哭喊：大坏蛋。大夫严肃地说，疼吗？她一下子不哭了。大夫说，不疼你哭什么。妈妈跟着笑了。
　　 他回身坐到休息室的椅子上时，坐在旁边的老太太在抹眼泪。
　　 每次从医院出来，他都到医院对面的麦当劳里要一杯咖啡，坐在落地窗前，看那个繁忙的路口。有一次他竟然那里翻出手机，看起了《罪与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路口坐着一个瞎子，拉一把二胡，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大音箱，脚下一只铁皮盒子。进出医院的人，还有经过路口的人都从瞎子身边快速走过。他拉他的二胡，艰涩的琴声通过音箱回荡在周围。他从瞎子身边经过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音乐。现在他坐在麦当劳的窗前看着瞎子坐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间，他发现那个路口变得不一样了。
　　 他忽然想起，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瞎子，当时瞎子身边还有一个老得不成样子的老太太。他努力想着，似乎在回忆某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镜头。麦当劳里没有音乐，巨大的餐厅里坐着零星的几个人，显得很安静。外面的路口很繁忙。咖啡有些凉了，他还是没能想起在哪里见过那个瞎子。
　　 瞎子拉二胡的动作有些夸张。
　　 一个中年女人牵着孩子从医院出来，穿过路口。孩子回头看了几眼瞎子。女人把孩子放在路边，在包里翻了几下，回到瞎子那里，往铁皮盒子里扔了什么，瞎子仍旧拉他的二胡。
　　 放在以前，他会掏出随身带着的笔记本，把这一幕记下来。他的这个习惯跟了他好多年，那时他想当作家，写小说。现在他不带本子和笔了，他不想记了。他有时回看那些年的笔记，发现有些记录不是真的，是他当时想象出来的。有一次他看到一条记录，连自己都惊得目瞪口呆。那是一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到外面走走，想呼吸一下城市的新鲜空气。他看到一辆黄色的小型公交车里挤满了上学的小学生，有一个小胖子的脸被挤在窗玻璃上，变了形，孩子的双手拼命撑在玻璃上，一只手还被旁边另一个学生的屁股压着。这怎么可能。
　　 经过了这么多年，生活告诉他，真实没有那么简单。他记的那些东西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对生活，尤其对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当然，他早就不写小说了。
　　 可是现在，瞎子就在那个路口拉着二胡，他就坐在麦当劳里看着这一切。咖啡凉了，胳膊上的针眼干了。他想，等到时针再次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又会坐在这里，看着路口的瞎子忘情地拉着二胡。也许瞎子那时不在这里了，也许还在。可是那时，他手里多了一张检查报告单，瞎子怎么样呢，谁知道，也许那只铁皮盒子里一直空着。
　　 旁边坐上来一位女子。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香水混着脂粉的味道。这气味把他那些遥远的思绪收了回来。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天空，还是那么阴，医院背后是一片灰蒙蒙的天。他走出门，外面起风了。
　　 雨还没有下。
　　 那三个小捣蛋鬼丢了，全公司的员工都冲出去找。
　　 他中午上班的时候听同事说，三个孩子不见了，中午吃过饭还在大门口玩。门卫说，当时他看到三个孩子，怕他们被院子里的车碰着，还特意叫他们别挡在路中间。他说他之后去食堂打饭，回来就没见了。
　　 只好调看大门口的监控，一看，三个小家伙果然出了大门朝南走了。
　　 他坐在办公室里，望着外面马上要下雨的天空。空气中有一股混浊的水汽味。他想出去找，可是附近大家都找遍了，他又没有单车或者电动车。他想起有一天傍晚，在超市门口，一个粗心的女人把孩子丢了，四处找，找不到，坐在超市门嘶喊，人们像看猴子表演一样围着那个发疯的女人。后来不知哪位好心人报了警，警察来了，人群也壮大了。
　　 可是现在，三个平时教人有些讨厌的捣蛋鬼不见了，所有人都出去找。这些外来的务工者平时为了丁点小事都要吵翻天，现在这么团结！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门卫说，先报警吧，工业区这么大，路多，车多，人更多，大海捞针嘛，先报警，看看附近的监控，再说，这大雨要下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找到了三个小家伙。他们玩得太高兴了，脸上，手上，身上都是泥。他说，那是个停工的建筑工地，旁边有个水坑，四周有绿色的水草。他说，他骑车走过那里三次，总觉得那些水草里有动静，可谁能想到三个孩子在那里。他最后跑下去一看，三个孩子在玩泥巴，好像在捉鱼。他说，他上去就给自己的儿子一巴掌，问他为什么带着弟弟妹妹跑了这么远不回家。孩子说，他也是想回家的，只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这里可好玩了，你看，我们还捉了好多小虫子。
　　 这位父亲说，这是孩子第一次挨打没哭，真是玩过头了。正在这时，大雨突然下来了，铺天盖地，毫无演习，世界白茫茫一片。这位父亲才想起给其他人打电话，他脸上挂着掩不住的笑。
　　 这雨太大了，开春以来第一次，也许这是他在江南生活的这几年里遇到的第一场大雨，真是无法形容。他走到窗前，看到楼下的水泥路已经变成白色的河流。
　　 落汤鸡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见到三个小家伙都有一声责骂，脸上却带着笑。
　　 工人们互相笑着，站在窗前看外面的大雨。这是个忙碌的季节，可是没人坐来下干活，机器都停了。有人说，这雨可真带劲儿，老天爷准备了一整天。旁边的人说，你还小，还没见过什么大雨。这人回说，这雨再大点才好，把这街道洗洗，到处是灰。对，旁边的人接着说，再大点才好，把这个世界好好洗洗，洗得干干净净，教人看着就舒服。
　　 他站在窗前，忽然想起了瞎子。
　　 他说，我看见一个瞎子。
　　 有人打断他，说，瞎子好啊，什么都看不见，可惜了这么大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