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小姓张，比我大两岁，是我的发小。
　　 顾名思义，他是他妈的第五个儿子，他原来有个三哥叫三小，四哥叫四小，那时候接二连三地生下几个小伙的人家都懒得给孩子取名字，都这样叫，好像还是一种昵称。
　　 五小到了二十四岁时跟人去了湖北，听说是到那里替人家挑鱼塘。一年后回过一趟家，还带回一个比他岁数大得多的安徽女人。后来，他们一起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全无一点音讯。寒来暑往，算来已有四十多个年头了，估计早就不在人世。他的短暂的一生早就被人们遗忘，他究竟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也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五小其实只是家中的老三，他的三哥和四哥都没能养得大，三小是在九岁的那年掉进河中的冰窟窿里淹死的，那时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河面常常冻得能跑人，俗话说：“头九冻河二九开，三九四九等春来”在漫长的冰冻季节，人们只能花力气在水码头旁边凿开一个冰洞取水，虽然第二天还会冻得结结实实，但冰层不厚，容易砸开，三小就是在冰面上疯玩时掉进那样结着薄冰的窟窿中淹死的。四小是在七岁时染上天花高烧十多天后夭折的，那时孩子多的人家舍不得花钱给孩子种牛痘，挺过来就成了麻脸，挺不过来就见了阎王。因此，五小就成了家里的老三，同时又是老小。他妈妈生下他时已经四十多岁，没能再怀上，一辈子没能生个女儿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一九五八年秋天，举国上下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社会，农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农户家中藏在坛坛罐里的一点粮食也都被搜查一空，连铁锅都拿出去炼了钢铁。后来，只过了个把月“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的好日子食堂就断了炊。开始一天还能吃到两顿胡罗卜，后来连胡罗卜樱子都吃光了食堂就散了伙。那年冬天，村里一大半的人都去了江西、湖北逃荒，老实巴交的五小的爸爸没出过门，胆小，不曾敢将妻儿老小领出去，痴痴地守在家中等形势好转，哪晓得直等到过春节每人才分了几两米。那年七岁的五小和十三岁的二哥跟妈妈到黄海边上讨饭，那边的粮食形势比这里稍微好一些，大部分人家一天还能吃上两顿掺了胡罗卜的玉米粥。他们娘儿仨每隔十天半月都要步行五六十里路回来一趟，给家里的爸爸和大哥送点儿讨来的胡罗卜和分量极少的麦糁子。第二年春天，他爸得了浮肿病，没能熬过那一劫。那种病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其实就是饿死的，那年头有许多人是那样死的。后来，他妈在讨饭的地方将他二哥给了一家没儿子的人家，那家有个女儿，说是既当儿子又当女婿，人也改了姓。
　　 五小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大哥就结了婚，嫂子是一个远房姨娘家的女儿。那时虽然还吃不饱，但情况比前几年好得多了，每年每人能从生产队里分到三百几十斤稻谷，还分得二分自留地，种点南瓜胡罗卜，靠瓜菜代勉强能混个半饱。只可惜，他妈因积劳成疾，第二年就一病不起，到那边跟他爸团聚去了。
　　 妈妈一走，五小就像是成了孤儿，没过多久就从哥哥家里被赶了出来。原来，哥哥也像他爸一样憨厚老实，家里是婆娘当家，这个表姐是个出了名的恶婆娘，还有点风流成性，嫁过来不到一年就跟生产队里的会计有了那种关系，据说在家里做姑娘就不正派。哥哥不敢管她，因为她嫌他老实，要不是姨丈姨娘硬强着她，她也不会嫁给他。他怕她走，只好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偏偏这个五小不识时务，有一次捉奸不成，还被奸夫奸妇合力暴打了一顿。从此以后，这个小叔就成了嫂子的眼中钉。
　　 五小生得单参，个子也比同龄人矮小，被赶出来那年十四岁了，还像个孩子。虽然比我大两岁，跟我一起玩时人家还以为比我岁数小。那年我在邻村的一个小学读高小，他一开始没处住，我妈就叫他晚上就跟我挤一张铺。还在我家带了一个多月的伙。后来他哥哥替他搭了一间只有五六个平米的小丁头虎儿（一间小土屋），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窝。那小屋只有一张狭窄的板铺和一个泥锅腔，一口小铁锅，好歹晚上有个睡觉的地方，也能将生米煮成饭粥。他在那小屋里倒也一点都不寂寞，那里是我们几个死党聚会的地方，我也常挤在那张狭窄的板铺上过夜。有时我们也学大人在那里“碰头”（聚餐），有一回偷了队里好些青蚕豆，在那里煮熟了吃。
　　
　　 二、
　　 像五小那样的一个半大的孩子，如果计划得好，分的口粮应该是够吃了，但他不会计划，人虽小饭量还挺大，一个月的口粮计划吃不到二十天就没了，那时，家里断了炊都说是要“做菩萨”了（因为菩萨不吃不喝），五小每个月都要做十天八天的菩萨。那年他替生产队看一头老牛，虽然每天只能拿到六七分工分，二三角钱的报酬，但足够抵算他的口粮烧草钱。他做菩萨的那几天，老牛也跟着倒霉，因为他没力气刈青草喂牛，老牛只能吃点上一年的枯穰草。他成天地睡在铺上不起来，靠左邻右舍的好心人送碗把粥度命，没人送他就真做菩萨，不过，一天不吃东西的情况不多，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惦记着他呢。他哥哥家那时还没孩子，两个大口扯不住，粮食也紧张，帮不上他。再说，即使有得帮，他哥哥也不敢。
　　 五小十六岁的那年，当上了大队里的通信员，说是通信员，其实还兼做支书家的佣人。每天上午五小要将邮递员送过来的报纸、信件挨家挨户地分送出去，那时信件不多，没多少人在外面做事，主要是送报纸，都是集体花钱订的，上面有任务，大队必须要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报，每个生产队也都要订一份新华日报。平时，支书要召集大、小队干部开会也是由他去通知，如果是白天，还必须跑到田里去找人。那时难得一天不开会，不是公社开就是大队开，俗话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就是说的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里的情况。逢到大小队干部到公社开会时，五小就跟着去跟人家借锅子煮饭。没事的时候，就在支书家里帮着干些零碎活儿。五小在这方面挺乖巧，他知道能得到这份差事不容易，他告诉我说，他的前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因为有点儿老气横秋的不把支书看在眼里才被换下来的。
　　 那一年我高小毕业也在队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天晚上都到他那小屋里去看报纸，看得最多的是人民日报，那份报纸是支书的，支书没上过学，虽然也识一些字，但还是看不了报纸。他就将支书的报纸留下来过一宿，让我看过了第二天再送过去，不过他不敢克扣不送，那时候卖废报纸也是干部们的一笔小收入。
　　 常言道，“丞相的家奴七品宫”，通信员虽然算不上是村里的什么干部，但却比当时的普通社员要高出好几个档次，他无须天天起早带晚下田干那些又苦又脏的农活。村里来了客人都是在支书家里招待，五小就要忙着买菜杀鸡宰鹅、帮支书婆娘烧火，末了还能就着剩菜剩汤吃一顿平时很难吃得到的纯米饭。因此，五小就再也不愁口粮不够吃月底做菩萨了。说来也真奇怪，过了不到二年的好日子，原来瘦骨嶙峋的五小就像充了气似的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长得比我高比我胖。有一次我跟他在河里洗澡，发现他的档部多了一摊黑毛，那话儿也像大男将一样又长又粗。还有一次夜里下大雨，他小屋里漏雨，挤在我的铺上过了一宿，早上醒来时，无意中碰到了他那根硬得像锣棒似的玩意儿。人说女大十八变，原来男人也一样。他跟我说：“人也跟庄稼差不多，一动身就动身，再过年把二年，你也一样。”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他小屋里看报纸，他不在家，我知道他的那一扇用芦苇编成的芭门子锁的是假锁，没有钥匙也拉得开。那天他回来得很晚，还带着一身酒气，他拍拍圆鼓鼓的肚子告诉我：“今天酒足饭饱。公社在村里召开现场会，散了会将几个公社里的头头留下来吃晚饭，最后，桌上剩了许多菜，还有喝剩下的大半瓶酒，荷粉婶婶就叫我陪她喝，我跟她喝光了瓶里的酒，还吃了两大碗饭。”我知道，他说的荷粉就是支书家的婆娘，五小都是叫她婶妈，看得出来，这婆娘待五小不丑，有时候不是招待客人也常常留五小在她家吃碗“顺便饭”。
　　 支书姓马，叫马得成，五十多岁的人，瘦瘦的，个子也不高。据说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过小乡的副乡长，后来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的一把手。人挺和气，办事也还算公道，除了生活作风有些不检点，就是干部当得长了官气有点重。那时的老村干部大都这样，至于说到“下面”的问题，能免俗的君子更不多。
　　 马支书当了这么多年村里的一把手，要说在庄子上没怨声那是不切实际的，常言道：“老天爷只合了一半人的脾气”哪怕是一个月只得罪一个人，一年下来还树起了十多个对立面呢。他一年到头不要上工干活，隔三差五地还有人请吃请喝，人家社员家里吃的是青菜胡萝卜当主角的茶饭，他们家吃的全是白饭白粥，受人忌妒也是难免的。还有，他那个婆娘派头也不小，从来不上工，在家里养母猪。家务活儿还要大队通信员帮着做。
　　 他那个叫荷粉的婆娘比他小十岁，是二妻。十五年前，马支书的原配妻子死于痨病（肺结核）。第二年就娶了她，她当时还是个二十七岁的老姑娘。她其所以到这么大还没嫁出去，是因为在十八岁时跟人相好，被弄大了肚子，私下里请人用土法打胎时出了事。后来虽然保住了一条小命，但却成了终生不能再生养的公婆娘。马支书前妻留下了一子一女，对他来说能不能生育不是个问题，能娶到这么一个年轻的老姑娘还算是艳福不浅。其时，马支书的女儿已经出了嫁，家里还有个十五岁的儿子，后来也早早成家分开另过了。
　　 荷粉是个高个子女人，跟马支书站在一起还显得稍高些，这些年养尊处优的日子又让她发了点福，公社里有个副社长老是跟马支书开玩笑，他说：“你跟你那胖婆娘做那事时，就像是一个蚂蚱锔在冬瓜上。”
　　
　　 三、
　　 马支书跟荷粉刚结婚的那几年，这对老夫少妻小日子过得还挺和睦，那时虽然刚过了三年大饥荒，社员们都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但他们家的情况要比普通社员好得多，粮食基本能吃饱，也无需像人家那样要吃大量的青菜胡罗卜。马支书隔三差五地有人请，那年代虽然谈不上腐败，但当干部的多吃点多占点儿也难免，因此他平时难得在家里吃饭，自然就能省下点粮食来。再加上他长期不做重活，肚子里又有点油水，饭量就要比人家大劳力小得多。荷粉是从贫苦人家过来的，因祸得福，当上了支书娘子，自然会觉得心满意足。那几年，荷粉在家里喂养着一头老母猪还在队里上工干农活，对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也照顾得不丑。
　　 后来，支书娘子当的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地变了“修”，生产队里的工也不上了，只在家里养母猪。两个人还经常冈嗓。当然，冈嗓的原因大都是出在老马身上。别看老马这人长得像武大郎似的，但那方面的需求还挺旺盛，除了在本队有个老相好的与他长期保持着那种关系，有时还在别的地方打打游击。荷粉嫁过来的头几年，他还算年富力强，内外兼顾，游刃有余，荷粉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跟他计较。有一次在县城里开会，几个邻庄的支书拿他开玩笑，问他：“你这人本事真不小，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有什么好经验也说给我们听听。”他说；“其实你们在这方面都是我的师傅，我哪有什么好经验，不过就是要处理好缴公粮和卖余粮的关系而已。跟自己的婆娘做那事就好像是缴公粮，那是皇粮国税，一点不能克扣；在外面搞就等于是卖余粮，卖多卖少取决于你有多少多余的粮。如果公粮没完成就去卖余粮，“政府”就不会放你过身。”
　　 后来由于年龄渐长，马支书也有点儿力不从心了，他的那一套缴公粮卖余粮的理论实施起来也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一个是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一个正值虎狼之年，哪点硬挤出来的“公粮”简直成了杯水车薪，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不过，他们冈的是闷嗓，从来不曾公开地对骂过，也从来不曾捉他的奸拿他出相，其实他的那个老相好就住在对门，只要那个戴绿帽子的男人出了门，一捉一个准。她怕他因此丢了乌纱帽，当着外人他们还装得挺恩爱。内情只有五小知道,因为五小每天都要替他家挑几担水，他家住在庄心里，离水码头远，他家用水又特别多，因为每天都要冲洗猪圈，因此，挑水算是五小每天的必修课，有时候荷粉气得上了铺，五小还要替他家喂猪食、冲洗猪圈。每次冈嗓，马支书都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自知理亏，都这把年纪了，“公粮”都缴不足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他只能采取忍让和哄骗的策略，他怕家丑外扬。
　　 有一天晚上，五小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支书家里的战争可能要升级。”我说：“不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吗，怎么可能升级？”
　　 五小接着说：“荷粉听人说，支书要将三队里的妇女队长提拔当大队妇女主任，那个即将下台的老妇女主任还告诉荷粉，那丫头去年就被马支书开了苞。荷粉这几天天天在拷问老头子，他死活不承认。”
　　 我说：“这情况我也听说了，就是在《红灯记》里演过铁梅的那个叫春桃的丫头，好像只比你大两岁，今年二十，那丫头又泼辣又风骚，说她搭上了马支书，可能不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