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自己有愧于新闻这一神圣的事业，尽管我热爱她。
　　 1996年，读完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我没去教书，而是去了北京打工。那时，心中正盛开着无比瑰丽的文学梦。然而，在干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后，我还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不久，我在西安一家报社的发行部谋到差事，主要职责是接待和保洁，有时还搞一些简单的发行统计。农人的秉性使我尽心尽力地干着工作，而利用夜晚和周末，我还涂抹一些“豆腐块”文章，四处邮寄。
　　 那曾想，一年后我被报纸编辑部聘为副刊编辑——这可是我心中久违了的梦想啊。当我面对现实的时候，竟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都得从头来过。
　　 由于能力有限，我就在勤奋上下功夫。打开水、擦洗桌椅、拖地等小事很快便雷打不动。虽然我住在郊区，但每每早晨骑自行车去单位上班时我几乎都是最早的，这竟多年不可更改。而更让我难熬的是，这种早起的习惯影响到我周末也没法在被窝里多赖上一时半刻。
　　 当然，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组稿、编稿。此外，我还与同事去市区进行一些采访、调查之类的。总之，刻苦敬业是我所奉行的。
　　 而我最有价值的经历则发生在1999年。
　　 5月份，我和同事北上辽宁，调查一位教师被殴致残10年不能昭雪的事件。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沈阳至大连的普通列车上，我俩险遭抢劫。当时，我俩正在进行着采访中一些细节性问题的交谈，而身旁不知何时已围了5个面目狰狞的家伙。几乎没有任何的前奏，其中一个就站在同事身旁的座位上，用手去摸我们放在行李架上的包了。怎么办！？前后望望，偌大的车厢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这阵势真把我吓懵了。包里可装着8000元现金啊，还有照相机、采访机等物品。我和同事不言不语，只是用眼睛互相暗示、鼓励。恰恰这时，一名乘警走过来，我似乎看到了救星——心想他一定会上前来解围的。然而，那名乘警只是用几近呆滞的目光瞅了一下便扬长而去。我明白，人家是见得多了。只能自己救自己，我心中已没了任何的奢望。我就想，如果他们真的动手，我就豁出去跟他们拼了。他们虽然人多势众，但我仍要奋力一搏的，也许我会负伤甚至没命，然而，他们要轻易得手是万万不可能的。我看了看那几个家伙，他们丝毫没有要罢手的意思。“出身未捷身先死”，没错，我心里竟有了一点点小人物的悲壮感。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列车乘务员推着餐车经过。我大声叫道：两瓶啤酒！我拿起一瓶径自吹起喇叭来，没几下就底儿朝天了。而同事却在有些尴尬地看着我。噢，同事可是滴酒不沾的，我竟把这茬给忘了。我将啤酒拿到自己面前，对同事歉意地笑笑：我喝，我喝。我又大口喝起来，结果剩下半瓶——实在是撑得不行了。因为酒精的缘故，我的声音即刻高起来，眼睛也射出兴奋的光芒，并掏出烟卷吞云吐雾。而我还再想，起码这下我不是赤手空拳了，君不见，影视片中酒瓶可是很致命的武器呢。
　　 或许是我的情绪感染了同事，我俩无所谓地聊起来。这一聊，我竟将一切抛在了脑后，只图着尽兴了。当我安静下来时，哎呀——那几个家伙早已没了踪影。下了车，我在旅馆的床上躺下来，全身虚脱，想想刚刚发生的一幕，心中只剩下后怕。
　　 接下来，我俩10余天的采访甚是繁忙，几乎天天奔波于法院、人大、教育工会和学校之间。文章很快刊登出来了。不久，那位教师的爱人打来电话说，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李岚清总理已经获悉此事，并且作了重要批示，责成有关部门尽快处理。至此，辛劳一番也总算可以告慰心灵了。
　　 8月，让我受宠若惊的是，报社派我一个人去昆明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优秀教师夏令营活动。并且是乘飞机。我简直快要晕了，这可是人生头一遭呵。从西安到咸阳机场，从安检到登机，我感到自己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是新鲜。事实上，自飞机起飞的一刹那，我头晕了——是真的晕了。我紧紧地靠住座位，胸口发闷，喉咙发干，只看到一团一团的云朵温柔地擦窗而过。飞机真是好，还没怎么飞就到了。我像一个白痴似的傻乐着。
　　 到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的会务组报到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此行的任务——召开教师座谈会，并且还得进行优秀教师专访。我真是发憷了。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先翻看了报名册，选择了自己的采访对象后，便去找教育部、云南省教委的有关领导商议座谈会召开事宜。跑了几趟后，对方答应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举行。会议共七天，其中三天是集体旅游时间。而我却没有那分闲情逸致去观赏风景，总是思考着座谈会的枝梢末节，写写画画的，满口袋都是纸条儿。吃饭是匆匆了事，而睡觉更是费劲——哈欠连天却如何也睡不着。我感到危机重重，似乎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自己就未曾真正地快乐过、轻松过。
　　 最难熬的时刻来临了。我明白，证明自己的时刻也来临了。
　　 座谈会定在下午三点。
　　 上午，我去街道上买了水果、矿泉水和香烟，饭也没顾得上吃就去布置会议室。一切妥当后，我就静候自己昨晚挨个房间通知的教师们入场了。
　　 让我感动的是，教育部的领导和《中国教育报》的记者两点半就来到会议室。随后，云南省教委的领导，中国教育电视台、昆明教育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也来了。三点整，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代表已有二十余位。我知道，我就要进行自己人生另一种全新的开始了。当然，现在就是在众人面前如何开场的问题。时至今日，开场白我早已忘记，无非是座谈会的议题以及感谢捧场之类的。反正我的话将大家逗乐了，而我自己则心跳加速，大汗淋漓。教师们情绪激昂，发言积极，精彩的观点不时赢得阵阵掌声。而我不但要录音、照相，还要记录、提问，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因吃饭的缘故座谈会不得不结束。我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自己此刻感激的心情。就请每人带一只苹果上路吧，这既是我对各位老师的祝福和感谢，同时又为我减轻了负担。再次谢谢！”没想到就是这么几句话，教师们都笑着鼓起掌来。那一刻，我喉咙里有酸酸甜甜的东西往上涌。
　　 9月，《畅谈教师地位提高，喜迎祖国五十华诞》的大型报道在报纸上刊发后，好多教师给我写信、打电话，反响很是热烈。
　　 对我而言，座谈会无疑是成功的。我常想，座谈会的成功应归功于自己不懈的努力和真情的流露。
　　 还是在1999年，10月，我去南京拜访了中国基础教育界教龄最长的斯霞老师；11月，我去陕北拜访了路遥先生的父母……
　　 苍天在上，我早已是热泪盈眶了。
　　 其实，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