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聂春兰，生于1932年1月31日，旧历辛未羊年腊月二十四，病逝于1986年4月2日，旧历丙寅虎年二月二十四。去世时虚岁五十六，周岁只满五十四岁。
　　 老话说属羊的女人命苦，我没法确认所有属羊的女人都命苦，但我的祖母却实在是一个苦命的人。
　　 她二十岁之前在娘家的生活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她娘家的阶级成分是“中农”，属于革命团结的对象。她上边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一个弟弟，想来家庭生活还不至于太苦。可是自二十岁嫁给我爷爷之后，直到去世的三十四年里，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她过门的三年前，我家刚刚由一个较殷实的农家被错划为“阶级敌人”。因为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高祖父是一个勤恳的手艺人，在南厂当木匠，工余给自己家打制了满堂的硬木家具。这样，我家从表面看起来就很光鲜了，颇有几分富家的气象。不想，这些家具却成了惹祸的根苗。本来，按照政策，农村的“土改”划定阶级成分，应以耕地占有量和有无剥削行为作为硬性标准的，可是有些居心不良的人对我家这些硬木家具觊觎多年，便趁“土改”的浑水在1947年秋后的二次复查中人为地将我家由“中农”改成了“富农”。这样，我家就成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专政的对象，阶级敌人，实际上就是广大农村社会的二等公民。从此，几代人备受欺凌和屈辱。
　　 我奶奶过门的时候，正是我家开始受气的时候.那时候，成分好的人家，特别是干部人家的孩子即使长成歪瓜裂枣，抱出去也总是有人上前哄逗讨好，我的父亲和叔叔们个个长相端正、灵气十足，抱出去却并无人理睬。身为一个母亲，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种辛酸！
　　 论品德、论能力、论勤快,她什么都不肯落人以下,但由于时运不济,她嫁到了二等公民的家庭里,使她虽极力挣扎,仍时时处处感到自己不如人、不跟人。她婚后的多半辈子一直生活在浓重的自卑的阴霾里。
　　 因为家里成分高，她的长子，我的父亲过了二十五六岁，婚事还没有指望，眼看着挺好的一个孩子就要打光棍儿了，这成了当时爷爷奶奶最大的一块心病。那几年里，只要听到谁家娶媳妇放鞭炮的声音，爷爷奶奶就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父亲二十八岁那年娶了我的母亲，两年后有了我。我的出生是奶奶平生最大的快慰，如同在她干渴的心田里注入了一场甘霖。那一年，她整整五十岁，五十岁当奶奶并不算晚，这是她一辈子第一件“跟上人”的事。
　　 每有亲戚来访，她总要屋里屋外把我找个遍，“秀山呢？秀山呢？秀山哪儿去了？”我成了她唯一可在人前炫耀的资本，她恐怕错过每一次在亲戚面前炫耀的宝贵机会。
　　 那时候日子清苦，奶奶虽然疼爱我，但并没有给过我零花钱。她把破烂儿攒起来，等李岭坨的聋巴成头（一个推小车走街串巷买杂品的货郎，记忆中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老头儿。）的铴锣一响，便把破烂儿拿到当街去给我换糖球儿吃。
　　 奶奶没钱给我买零食，但她会用白面做一种锅巴，挺薄，上边还沾着芝麻，咬一口，甜香酥脆，远胜过从代销点买来的点心。
　　 我三岁那年，跟父母搬到了北街的新房里住，但白天还是跟奶奶在一起。我在炕上跑来跑去，她在炕头上纺线、纳鞋底。振东老太太（比奶奶长一辈的一位老邻居，那时我家的常客）坐在炕上，很安静地跟奶奶说着话，奶奶手里的伙计却不停歇。
　　 将近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撒到奶奶的背上，我顽皮地扑上去，很温暖。窗台上奶奶养的那盆“秀秀”已经开出了好几朵红艳的花，给贫穷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奶奶不让我摸那花，我就只看不摸，我很听话。
　　 振东老太太耳垂上的一对小小的金耳环在阳光下闪着亮星，我好奇地过去看，奶奶让我别往下拽，我就只轻轻地摸一摸，我很听话。我曾心下发问：“奶奶的耳垂上怎么没有金耳环呢？”
　　 奶奶不仅没有金耳环，奶奶什么金银首饰都没有。只在她用来包裹针头线脑、鞋样子的蓝布包袱的带子上拴着一枚铜钱，由于包袱开得勤，铜钱被磨得锃亮。那枚铜钱我至今珍藏着。
　　 天黑了，爸爸到奶奶那里接我。奶奶将码在炕西南角的老高的被垛挪一挪，使得墙角有一块空间，把我藏到里面，嘱咐我不要出声，不要让我爸爸发现。我便不敢出声，大气也不敢喘，心砰砰直跳，终于被爸爸发现后尖叫一声，一跃而出，这才恋恋不舍地跟着爸爸到北头去睡。
　　 更多的时候是天近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奶奶背着去送我。她在北门槛外的石板前蹲下身子，把背给我，我踩着那块青石板爬到奶奶的背上，她缓缓地站起身，背着我送我回家。天还亮着，我在奶奶的背上同她亲密地聊着天儿。路过锦章大大和庆亮大爷爷两家之间的胡同时，我见道边有一片低矮的花株，细碎的叶子绿中泛着白，开满星星点点的小白花。我问奶奶这叫什么花。奶奶告诉我这叫XX花（忘记了）。
　　 从庆亮大爷爷家后房山往东走，经过庆旺二爷爷家门口，再到庆平老爷爷家房北的焦子台上，奶奶站定不走了。她蹲下身子，让我下来。那时候中间还没有锦生大大他们那排房。从奶奶站定的地方可以一眼看到我家的屋门。奶奶便站在那里，望着我蹦蹦跳跳地回家去。
　　 有一天傍晚，又到了奶奶送我回家的时候。我习惯性地站在青石板上等着她蹲下身子背我。可是，她说：“奶奶背不动了，奶奶有病了。”从那之后，我就改由她领着去送。仍旧是送到老地方，她站在那里望着我自己回家。今天想来，当她站在那里看我蹦蹦跳跳远去的背影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目光啊！
　　 穷苦的日子逼迫得她练就了精打细算的本领，她的克勤克俭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年前的一次谈话中，爷爷还不无感慨地说呢，现在，家里每年掉在地上糟蹋掉的粮食，要按我奶奶的过法，养活两口子人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吃饭时，桌子放在炕上，一家子围着桌子一坐，只有她一个人站在屋地上，与其说是伺候大家吃饭，不如说是组织大家吃饭。她的两眼紧紧地盯着粥盆和每个人的碗，谁盛了多少了，盆里还有多少，该给谁再盛多少，她心中有数。经过她的一番合理调度，本不多的饭，总算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勉强填饱肚子。她自己总是最后吃，除了把粥盆刮抹得贼净外，还把每个人的饭碗也刮抹一遍，全吃下去。今天想来，令人揪心。她何尝真正吃饱过一顿！
　　 要说我奶奶有缺点，那就是小气、抠门儿。她去世多年后，还有侄辈的人开玩笑说，那时候只要家里串门儿的不走，饭早熟了，老娘子就是不敢揭锅，恐怕被人吃。这是笑谈，也是实情。家里粮食少，人口多，她怎么能大方得起来？！
　　 那时候一个院子里正房、东西厢房住着几家人，逢年过节，我家煮饺子时，同院有一个孤苦的老太太便拄着个棍子，拿一个破碗过来：“厂头妈呀，过会儿给我盛一碗饺子汤喝。”说完，把破碗撂下走人。等饺子煮熟后，我奶奶从锅里捞出一个饺子，放入那个破碗里，再给盛满饺子汤，让我父亲给那老太太端过去。你让她大方，她自己都不一定吃几个不吃几个，唉！
　　 奶奶由于过惯了穷苦日子，所以最看不惯谁糟蹋东西，连别人家糟蹋东西她都看不惯。一次，庆秀大奶奶烧火做饭，不小心把新裤子烧了一个大窟窿。我奶奶知道了，作为大嫂子，一个劲儿地抱怨、数落，替她惋惜。
　　 她是这样的惜物如命，可是，有一次我故意砸碎了一块窗户玻璃，她却并没有责备我。
　　 那年我五岁，也就是奶奶离世的前一年。我在奶奶家的炕上睡午觉，翻身醒来时发现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人。从炕上下来，去开屋门，发现屋门从外面锁着。一阵孩童惯有的紧张和恐惧袭上心头。我用力推门，无济于事，只好另想办法。我隔着窗玻璃往外看了看，发现窗台下面堆着豆秸子，比窗台矮一些。这下我有底了，我用剪子把儿朝一块玻璃上用力一砸——当啷——这块玻璃应声碎落，我将残留在四周的玻璃碴抻出来扔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从洞开的窗口钻了出去，先跳到豆秸子垛上，然后顺着豆秸子垛出溜下去。
　　 原来奶奶是到南场里去背柴火，见我睡得正香，临走就把我锁到屋里了。本以为一会儿就回来，不至于出事，想不到就这么一会儿，我就破窗而出了。
　　 我完成一系列动作，刚落到地面，正赶上奶奶背着一大捆柴火从南边回来。她见我砸碎玻璃钻出来了，连忙放下柴火，过来从头到脚转着圈把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我并没有挂彩，这才放心。她不但没有指责我，还逢人就把我夸奖一番，说我怎么机灵，砸碎玻璃钻出来，身上连一个小口子都没有。
　　 后来那个窗洞用塑料布蒙上了，竟多年没有补填玻璃。直到我奶奶去世十年后，那时候我三叔一家住在那里，三叔还曾指着那窗洞上的塑料布问我，还记不记得是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地说，记得还很清楚。
　　 奶奶是个爱干净的人，屋里屋外收拾得很利落。1976年地震后，全村人都搬到村外的防震棚里去住。那时候我大妗子刚刚生下迎新姐不久，做饭用的锅碗瓢盆不齐备，总是喜欢借我奶奶的用，因为知道她的东西干净。可是，几年后却又有人以为她脏。
　　 我二叔的未婚妻到家里来了，饭食当然要讲究一些，少不得炒个菜。菜炒熟了，从锅里往外盛的时候，有一块掉在了锅台上，我奶奶当然舍不得扔掉，很麻利地捡起来装进了盘子里。没承想这一细节被我那没过门的二婶看了个正着，以后总是疑心我奶奶做的饭菜不干净。
　　 因为穷，我奶奶还干过一件脏得瘆人的事。那年，有一个人病得极厉害，被褥上吐的都是血痰。后来这人死了，家里人嫌脏，就把被褥扔掉了。我奶奶心疼这东西，捡回来拆洗了自己家用。那时候，家里人口多，光靠织布，日夜不停也仍然不够用的，只好如此。尊严是口体之奉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谈到的东西。
　　 我出生后不久，我家又迎来了另一件使奶奶心里有些安慰的事，那就是二叔成功入伍，当兵了。
　　 以前，像我们这样成分高的人家的子弟去当兵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审通不过。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四五年了，名义上已经不讲阶级成分了，但几十年在农村留下的阶级观念还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像我们这样被欺负惯了的人家是不敢奢望自己家的孩子去当光荣的解放军的。可世道毕竟变了，在贵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小波折，居然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件令全家人振奋的事！
　　 奶奶生前曾两次到邢台我二叔所在的部队去，第一次是去探望，第二次是去看病。
　　 第一次去部队给她留下极深印象的是部队的伙食——其实不过是有干有稀，稍有荤腥，她却高兴坏了，知足坏了。吃剩下的还要带回来，要让家里人看看，看看自己的儿子在部队享的是怎样的口福！
　　 第二次去部队，除了看病外，她还奢侈了一回。见到照相馆，她破例主动提出要照一张相。可能是预感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了吧。这张清晰的头像的底板被我三叔精心珍藏了十多年，我十七岁那年开始转由我保存。后来我花钱请人用新技术翻成了高清数码相片，还洗出了一个十二英寸大的水晶照片，现在摆在爷爷屋里。这张照片是奶奶唯一一张存世的个人照片，此前曾与众邻居姐妹们照过一张合影。她是明智的，她要在身后继续看着这家人过日子，看着我们的成长。
　　 记得她第二次从邢台回来时，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她煞有介事地跟我讲，见到了玩具汽车和玩具火车，是什么什么样的，跟真的一样，真能动。当然，她不会舍得花钱给我买回来。那次她从部队给我带回了一只搪瓷小碗（写到此处，在我头脑中产生一个模糊的印象，好像当初带回来的不是一只，而是两只，后来只剩下一只）这在当时是她对部队一行的纪念，后来却成了我对她的纪念。那只碗至今还在我身边，虽然不用了，但三十年了，一只珍藏着。
　　 邻居们都知道我跟奶奶心近，又会学舌，所以有时对门的庆林二奶奶、斜对门的庆合大奶奶她们会故意在我面前说我奶奶的坏话，试探我跟奶奶说不说。每次我都能把她们的原词声口学给奶奶，学得一般无二。等她们再见面时，常以印证我的学舌取乐。
　　 1986年（农历虎年）的春节，我们全家是在紧张、压抑和苦闷中渡过的。因为奶奶的病已经日渐危重起来。这期间，偏偏我又惹了一件麻烦，给她的心雪上加霜。
　　 那天我从街上捡到半只“二踢脚”，就是人家燃放过的，只响了一响，第二响没着的半截，我如获至宝，拿回家。母亲正在烙饼，灶膛里生着火，我趁她回屋取擀好的生饼的时机，把半截“二踢脚”扔进灶膛里去了。我拿烧火棍儿扒拉着，歪着小脖儿往灶膛里瞅。突然一声巨响，像放大炮一样，一团烟火从灶膛里喷出来，正击中我的面颊。
　　 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傻了，当时瘫软在地上，只剩了哭。好在我家的邻居，振发老太爷听到响声，瞧见了黑烟，跑过来，扛起我就往庆坡二爷爷（村里的赤脚医生）家里跑。二爷爷不在家，老太爷只好从他那里取了些干的药棉花，再把我扛到他自己的家里，用药棉蘸着白酒在我脸上擦拭一番。见我睁开了眼，伸出手指问我：“这是几个？”听我回答对了，知道我的眼睛并没有瞎，老头儿放心了。晚上爸爸回来，知道了原委，第二天给我买来褐色、白色两种药膏涂抹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