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流行把到北京闯荡的外地人称作为“北漂”，在上海的是不是叫“海漂”？我不确切。还有在深圳和广州的，又叫什么漂？我也不知道。其实倒不如把这些居无定所，为了生存，或者为了创业，四处漂浮不定的人们统称为“漂客”。这样不论你在什么地方“漂”，也就无需另外加定语修饰了。要说到居无定所、四处漂流的生活，我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漂客”，从出生到垂老，一生一世都在漂流中度日，我的一生就是典型的漂客生涯。
　　
　　 1949年的9月19日，伴随着解放大军挺进江南的炮声，还有一座座大都市庆祝胜利的鞭炮和锣鼓声，我诞生在长江南岸的一座小城。随军医院的产房里传出响亮的啼哭声，让一直守在门外的父亲喜出望外。他看着拂晓穿过黎明曙光的一只雨燕，给新生儿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晓燕”。拂晓的雨燕，象征着对未来的期盼与希望。这是戎马生涯的将军对儿子的希望，更是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希望。
　　 只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因为给儿子起了个鸟的名字，恐怕已经从根上决定了这个孩子一生漂流的命运。鸟是长着一对翅膀的，是注定要飞的。燕子是候鸟，更是注定了生生世世都在迁徙中度过。我的父亲，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就这样在第一个儿子出世那一刻，赋予了他“漂客生涯”的命运。
　　
　　 1950年元月，出世不过4个月的我，随着接管城市的大军，进入了刚刚解放的大上海，完成了我第一次迁徙。
　　 其实，有很多人，很多家庭这样走进上海后，再也没有离开了。更何况像我这种家庭，父母都是江南人，他们的故乡就是近在咫尺的南浔，而且我的祖父早就在上海定居，从根子上我们家就是上海人。
　　 可惜，我的父母不是普通人。大概在他们一起投身革命那一天起，在字典里已经没有了“家”的概念，没有了是什么地方人的认识，自然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落叶归根。他们二老，直到去世都没有回到故乡，也没有回到上海入土为安。作为两位彻底的革命者，在他们的理念里，恐怕不仅是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就是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是可以长眠的去处。因为一位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没有国界的。
　　 父亲在临终前的遗嘱，就是要我把他的骨灰撒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我没有完全遵照他的遗嘱，而是将他的大部分骨灰撒进了太湖，留下小部分葬在了太湖附近的一座山上。他是太湖的子弟，革命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就战斗在这片大湖的沿岸；解放后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片大湖附近的城市里工作。我的这个安排也算让老人家叶落归根了吧？母亲的后事，是兄弟们安排的，让她留在了解放后居住最久长的北京。我征得大家同意后，将一小部分骨灰带回了苏州，与父亲合葬在那座小山上。
　　
　　 1956年，我随着父母第二次迁徙。
　　 这一次是合家迁入了北京。父母亲先后调到了北京工作，父亲从一线部队转到了军队院校担任教官，母亲转业后改在了大型国企做政工工作。从此，我的家因为母亲的关系，再也没有迁徙过，就是搬家也局限在北京城的范围里。因为母亲自从调入北京之后，虽然还有工作职务上的变化，却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城市。父亲却不同，1966年他正式转业后，离开北京被派到了苏州工作。
　　 我却没有随着这个家的趋于稳定而在北京定居下来，仅仅在北京居住了9年，勉强完成了初中的学业。1965年，我第一次不是随着父母迁徙，而是自己选择了离开北京。
　　 作为一代知青的先驱者中的一员，我毅然放弃了继续升高中，而是去了正在组建建设兵团的宁夏。这一走就是八年，尽管之后我的兄弟们也都有上上下下的经历，他们却和我的那些兵团战友一样，最后还是返城回到了北京。唯有我，却是从此再也没有回北京定居了。本是家的所在地，对我而言却只是另一处客乡！
　　 我在宁夏下乡八年之后，并没有回到北京，也没有回到其他大都市，而是去了四川泸州。泸州算是川中名城，历史悠久，我去的却只是位于对岸的一个小镇——茜草坝。
　　
　　 1973年我和未婚妻一起，由宁夏建设兵团进入了位于泸州茜草坝的长江起重机厂，成为一名国营大企业的产业工人。我是炉前工，未婚妻是翻砂工。我们在那里一呆又是八年，尽管四川风景秀丽，各方面环境也远胜建设兵团，可是我却从心里认定此地只是客乡，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真正定居此地的。
　　 然而，泸州的八年却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无法磨灭，永恒的记忆，甚至还有心中永远的痛！泸州八年还有许许多多的重要的生活转折，我是在泸州和未婚妻结婚的；我也是在泸州参加了恢复高考，并考上了大学，又是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我在泸州完成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转身，终于从曾经的知青、后来的炉前工，成为了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正式教师。然而，泸州却也埋葬了我一对女儿，因早产夭折的双胞胎，就埋葬在那个风光秀丽的茜草坝上。
　　
　　 我的漂客生涯，也许有些遗传因素吧？父亲和母亲当年不远万里，从江南小镇南浔，投身革命徒步走到陕北延安，然后又在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解放后，先是在上海，接着去北京。家虽然从此安在了京城，父亲却因为工作需要，又一次只身返回了江南。这一去，竟然再也没有回北京生活了。1965年，在北京工作了10年的父亲，终于转业了。按照当时部队干部充实地方需要的干部政策，父亲被分配到了苏州任职。从那一年起，直到11年前去世，父亲一直是在苏州工作和离休的。这位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将军，到临终还是一个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漂客！
　　 在我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总算千方百计将我和妻子由泸州调到了苏州。那是1981年，我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生活。我和他都暂时结束了漂客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苏州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家庭。父亲、我和妻子，还有我们的小女儿，祖孙三代在古老的苏州城定居下来，组成了祖孙三代的家，一个安在南方的家。从此我们家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父系家庭在南方的苏州，母系家庭在北方的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这种格局，一直到2005年父亲去世。苏州，从此成为我的户籍地，直到今天我、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户籍，还是苏州人。
　　 这个美丽的江南古城，是我一生定居时间最长的城市，直到2005年都是我这个家和妻女居住的地方，算起来有24年之久。唯有我却在1997年，再度重复起漂客的生活。我从32岁刚过了而立之年开始直到48岁，差不多就要进入知天命的年龄，都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与工作。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也都是在这座古城，苏州曾是自己事业巅峰的所在，却也是自己又一次跌进低谷的地方。我曾经在这座古城构筑起一座属于自己的王国，一个独资的多元化企业。就像泸州，像北京一样，有我的怀念，也有我的痛楚与悔恨。苏州同样是一座将永远载入自己漂客生涯的城市。由于自己决策性的错误，导致了自己辉煌事业的彻底失败。一个已经很有规模的包含实体的综合性个体独资公司破产了。事业的失败，加上婚姻生活出现的巨大裂痕，是我离开苏州，再一次踏上漂客生涯的主因。
　　
　　 1997年我孑然一身，带着极有限的资金南下八闽，只身独闯福州。这一去又是八年！
　　 造成我选择去福州的外因，是因为受人之邀。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受人之骗。义女的兄长在福州参加了一个名叫“爽安康”的传销公司所骗，在福州参加了传销，然后又把我骗了过去。其实，我一到就发现自己受骗了，而且很快摆脱了传销公司的纠缠；不甘心失败的性格，却让我没有即刻返回苏州，而是选择留下来，打算在福州重新打开局面，开辟自己的新天地。
　　 当然，让我不想离开的原因还有另一层，那就是女人。因为，感情的破裂，让我的婚姻生活走到了频临彻底分手的程度。这本就是我选择离开家，离开苏州的重要原因。在福州又结识了一个性格温纯，十分会体谅我，又在我重新创业的过程里给予了极大支持的女人。我们很快就同居了，两个人齐心协力开始重新创业。只是非常不幸，我们苦苦拼打了两年，还是无法完成东山再起的梦想。最后因为很偶然的机遇走进了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其实能够走进这样一家国营性质的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不是自己因为失去了创业的动力，天天无所事事去研究彩票，又凭着自己天生的专研个性，对彩票的许多规律产生了自己一套观点，我是不可能有机会走进福建省福利彩票中心的。
　　 偶然的一个电话，我因为质疑摇彩过程，而被这个省中心的营销部长邀请参观摇奖。接下来我和这位部长的一席侃侃而谈，让这位年轻部长刮目相看。我被邀请加入了省中心正在组建的宣传组，以一个彩民专家的身份，开始游走八闽各地。这次演讲后，我的过人才智、敏捷思维、以及惊人的演讲水平，不亚于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普通话，让省中心领导，乃至省民政厅厅长十分欣赏。巡回演讲结束，演讲团解散，所有的临时邀请人员都回去了，唯有我被留下成为省中心正式的外聘人员，职务是省福利彩票专家。以后，民政厅对下属企业实施体制改革的时候，又因为我的一份《关于福建省福利彩票中心深化改革的方案》，得到厅领导高度重视，被民政厅直接人命为省中心体改办主任。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福建省引进人才的政策标准，民政厅已经发函到苏州调档准备将我引进，成为省中心正式编制内的一名中层干部。
　　
　　 在福州的前三年很苦，后五年却重新有了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感觉。我在省中心成为正式外聘人员后，先是在营销科担任营销专员和福利彩票开发工作。那段时间几乎足迹踏遍了八闽的山山水水，而且参与了双色球的研究与开发，以及以后的宣传推广工作。后来在担任体改办主任的时候，还兼开发部的部长，包括省中心的一份小报的总编。因为经常在小报发表署名文章，曾经是福建彩民人人皆知的著名彩评专家。加上身边有位温柔体贴的红颜知己，让我打算从此客居榕城不思归去了。整整八年，我一共只回家过两次，而且都是来去匆匆。我的心已经不在苏州，而是在榕城了。第二次回苏州就提出了正式离婚的要求。如若不是返回榕城之后不久，老父突然病重，住进高干病房后再也不能起床，女儿数度催我回去，我恐怕只会在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再回苏州了。
　　 2005年初，我不得不在省中心辞职，准备离开客居八年的榕城。我心里明白辞去回归，恐怕很难短时间再返榕城了。老父病重，我有义务奉侍身边。只怕在老人辞世之前，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离开他了。
　　 我与红颜知己洒泪而别……
　　
　　 回到父亲病榻之前的时候，详细了解了他的病情，才知道老人病倒已经半年，一直是妻子在身边照顾。这使得我心生愧疚，也不敢继续提到离婚的话题；再加上女儿事业与恋爱都发生了严重危机，无论是儿子的义务，还是父亲的责任与丈夫的良心，都使我必须重新担起家庭之主的担子。直到同年7月底父亲与世长辞，我都一直守护在病榻前。
　　 父亲去世后不久，女儿的问题到了我必须帮助她快刀斩乱麻，做出最后决策的时候。在我的建议和帮助下，她选择了离开苏州去上海发展的决定。于是，有了我的第七次迁徙，这也是我第一次随着女儿的漂客生涯。
　　
　　 说到女儿，似乎我的漂客生涯，同样传导到她的身上。她在北京出生，两岁开始随着我们在泸州生活了一年，三岁又跟到苏州。在她13岁之前，几乎每年都跟着爷爷在北京和苏州之间“旅行”。这次，是因为她的主因，带来了我们一家人的申城之旅。在申城住了整整十年后，去年又是因为她和女婿的原因，我们举家由申城西迁到了扬州。被本以为几年之内应该不会离开扬州，却不料刚刚满7个月又迁居南京了。女儿的“折腾”，也带来了外孙女成了小漂客。出生在上海，2岁半刚漂到扬州，三岁生日已经在南京过了。
　　
　　 上海的10年，是我最感觉舒适与温馨的10年。我是骨子里的上海人，我生活过这么多城市，包括北京在内，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唯有申城，让我如鱼得水。我回归申城之后不足3个月，已经深深感觉到自己产生了归宿感。我曾经与朋友们说起这个话题：我说，自己七岁离开上海，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上海，这也许就是宿命，就是轮回，我终于还是叶落归根了。
　　 这种强烈的归宿感，让我对申城和这个大都市的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熟悉和亲切起来。我一生生活的各种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有超过五个的朋友。就是把这七八处地方所有可以视为朋友的人加在一起算，必定不会超过30人。可是，我在上海的朋友却起码超过50人！上海的朋友林林总总，有网友，有摄友，有宠友，有驴友，还有文友，甚至有一批的“红颜知己”！这些男男女女和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们对我有着兄长般的尊重与信任，我对他们有一种视为弟弟妹妹的关怀与溺爱。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次的相聚，有时一起品茶、聊天、逛街，也有时结伴而行，去做短途旅游。我曾经带着他们去过湘西、青海、宁夏、北京，还有江浙的秀丽山水。我的相机里几乎全部都是他们的风姿与倩影。申城那些茶楼、歌城、咖啡馆，还有所有可以“潇洒走一回”的地方，差不多处处找的见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与他们之间无话不谈，而且可以畅所欲言。我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十年来凝结的友谊恐怕是此生再也难以忘怀。
　　 离开上海是我最无奈的一次，心中的痛楚只怕是很难有人可以理解。上海不是我的故乡，可在我心里申城却是我的圣城，是我梦里的归宿地。无奈，自己叶落归根回归故地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一场缤纷的梦境。这一次离开申城，只怕再也没有回归定居的可能性了。从此以后的每一次回上海，都只能是短暂的逗留，都只怕会有一次次更加痛楚的伤痛！虽然我知道自己人生第九次迁徙的南京之旅，未必就是漂客的终点，可是却一定知道不会第三次回到申城居住了。
　　
　　 南京城或许会成为自己一生漂客生涯的终点站，我却知道自己一定无法爱上这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金陵古城。我的魂已经留在了黄浦江畔那座都市，那个既印刻着自己童年足迹，又印刻了自己中晚年脚印的申城。那座同时铭刻着自己童年与中晚年欢乐的城市，必将永远永远地鲜活在自己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