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有人说怀念是为了忘却，可我觉得忘却之前常常会想起很多很多。
　　 ——题记
　　
　　 清明节前夕，和大妹一起回老家上坟，见村南的田埂上来往有不少人，一打听原来是跟平死了，我不由得心头一惊。跟平，我少时的玩伴，他只比我大两岁，是五十才出头的人呀，怎么会死了呢？听人说，他是死在了平顶山的一家浴池里，当时正给人搓背，突发心机梗塞，不治而亡，尸体是连夜运回来的。我知道，我们老家那里地合得很少，乡民们挣钱的门路不多，为了幸福的生活或生活的幸福，很多人在农闲时就到城里面去搓背，我的小妹和妹夫至今还在异乡的澡堂里忙碌着。
　　 澡堂里搓背，的确是一种繁重的体力活。这种活，我不但见过，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享受过。想想那一条条汉子，赤裸裸地躺着，像死猪一般，从脚丫子到手指头，从腹部到胸部，从小腿、大腿再到脊背、脖颈，翻来覆去地推拿按摩，小心翼翼地搓揉怕打，讲究的是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要到位、够味。往往一个下来，搓背者即便体质很好，也会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有时遇到节假日，忙起来一个接一个，一天要搓上百十个，那真叫做“要命”。这些凭力气而不是凭技术的老乡们，他们所处的浴池环境往往是条件简陋，吃住都在一起，每天热气潮气地来回侵袭，正常人也是很难持久的。
　　 在我的印象中，跟平瘦瘦的、弱弱的，细高挑的个儿，脸色发白，很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像这种重体力活，他哪里吃得消，更何况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记得最后一次见跟平，那应该是五年前的事了。新学期开学，我正忙于教学上的一些杂务，突然听到门卫室打来电话，说有老家人找我，正在大门口等着。我急忙放下电话，跑去一看，一眼便认出了是根平。他还是高高的个儿，瘦瘦的，面容清癯，只是额头和眼角平添了不少皱纹，脊背也有些驼了。他笑着说我也老了不少，两鬓开始有白头发了。看来他那性格虽然没有啥变，但我们都分明地感到岁月不饶人啊！
　　 跟平那次来，是专门送他女儿上学的。他说他女儿本来是被县一高录取了，嫌一个人太孤单，想和我们同村的一起来这里。我说你不要慌，先到办公室坐会儿，我打电话问问。他说他不想麻烦我，只是女儿仿他妈，个性强，说咋着就咋着。他女儿翻翻眼皮看看他，他也就不再说了，跟着我来到办公室。记得那次事情办得还是很顺利，我领他交了费，安排了班，见过班主任后，跟平看我很忙就要走。我留他吃中午饭，他说天还早，改日他请我。我问他在家忙啥，他说平日里给代销店送个花生仁，在街头集市上贩卖个菜，有时也干点掂泥兜瓦刀的活，不过都是小打小闹，净是瞎忙活，也挣不了几个钱。最后他又说到我们附近的几个村，男人们大多都进澡堂了，有的还是小两口一起去的，听说能挣钱，他也想去试试……
　　 往事还历历在目，可跟平已经不在了。抬头望望远方，田野里麦苗碧绿，微风习习，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波浪，过去的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闪现，像当年看过的黑白老电影一样。我和跟平是本乡本土的，从小光肚跑着玩，一同上学，一同长大。跟平的父亲当年是一位老烟师，一年四季好像都在地里忙。他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自我记事起，就不见她下地干活了，只在家里干些做饭翻晒柴禾一类的轻便活。跟平有个哥哥，是队里的民兵排长，经常开机器，穿一身劳动布衣服，人长得很精干。跟平从小就长得瘦瘦的，白净面皮，一双眼睛好像有毛病，老爱一眨一眨的。他的体质应该属于一般。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玩打仗，穿沟跳跃，他时常排在中间。但他有一股不服输的犟劲，干起活来也特别地舍力。
　　 记得当时，我家住在中心老街，根平家住在偏东南的斜街上。他家的对面是生产队的磨坊，磨坊前有一棵大柳树，婀娜多姿。我们家时常在那里推磨，他母亲就经常在树下做针线活，而他在树下玩。有一年的冬天，家里的大人们推磨，我跟着蹲在门外捡拾寒风摇落的柳枝枯梗。每捡够一小把，我就把它放在身后，一个来回过去，留下了一堆堆黑色的细柳枝。根平妈见了，夸我小小年纪活干得很讲究。跟平说了声“谁不会唉！”，便俯下身来也跟着我捡拾。不大工夫，大柳树下细细的干柴便被我们一一地捡拾完了。那黑黑的僵硬的柳枝条，一堆一堆的，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犹如古战场上摆成的阵势。两家的大人看了，都笑了。
　　 跟平有个伯父，名字叫做“狗”。因为我们队里另有一个叫“狗”的，年龄比他小。所以，人们都叫他“大狗子”。这“大狗子”不爱说话，孤身一人，平时养了两只老山羊。他经常背个草篮子在地里转悠，像个幽灵似的。有一次妹妹非常想吃瓜，给我说瓜是爷爷种的，别人能吃，我们怎么就不能吃？我想想也是很气愤，便和妹妹商量着趁爷爷回家吃饭老春大伯接班的时候下手，没想到尽管我们计划得很周密，却被那“大狗子”逮了个正着。大狗子斜了我们两眼，二话没说，便把西瓜抱到了生产队长的家里。
　　 “大狗子”先毕恭毕敬地做了“精彩”地汇报，得到了队长的一连串的“首肯”，然后“座上客”一般地等着队长切瓜。队长看“大狗子”不说了，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人便不约而同地分吃了“战利品”。吃过瓜，“大狗子”便腆着个大肚子向队长说我爷爷是个老瓜匠，瓜种的确实不错，但爷爷种、孙子偷，这里面文章就大了，非要开我爷爷的批斗会。事情的发展有时很难预料。据说当时挂在我爷爷脖子里的纸牌子都写好了，可谁也没想到半路里杀出来个程咬金，老春大伯不干了。他说他跟着我爷爷种瓜看瓜多少年，啥事他都见过，却从来就没有见我爷爷种瓜吃过瓜，倒是见他生产队长和会计哪次去，我爷爷哪次都给摘瓜吃。老春大伯还说“偷瓜”的是小孩子，看瓜的是他老春，当爷爷的那会儿还正在家里吃饭呢，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事，这样做是亏良心啊！
　　 老春大伯这样一折腾，队长打心眼里也犯了嘀咕。他故作镇静，一脸怒气地说：“你们都有理，就我没有理，这事我不管了，谁爱管谁管吧！”于是，他把那写好的纸牌子扔在了靠屋山一角的梨树上。“大狗子”瓜也吃了，看没有了更好的“果子”，便松松地溜走了。后来，老春大伯在给我爷爷讲起这件事时，我也在场。他说队长把“大狗子”谈的情况都给他说了，他觉得他们俩要做的他实在是看不过去。我记得当时老春大伯说那话的神情是得意的。可我每次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经过队长家的那棵梨树时，内心总有一种不自在。这种不自在，当然最主要的还不是来自于“偷瓜”的耻辱，而是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对不起我那逆来顺受的爷爷，尽管爷爷直到临死也没有责怪过我。或许是和跟平一起玩，我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内心的烦恼，跟平趁一次拉粪休息之际，翻墙爬到了队长家的梨树上，把那张牌子撕得粉碎，说他大伯为人不地道，光欺负一些老实人。这件事，一直让我从内心里对跟平很是感激。
　　 上了中学，根平一直比我高一年级。每天上早晚自习，我们都相互地喊着叫着，结伴而行。记得当时，跟平家有一只小闹钟，是他父亲炕烟时用的。我们都叫它“马蹄表”，也就是走起来“滴滴答答”像马蹄声的那种。它可以通过背面的蝴蝶结似的发条扭头来上劲定时，一到该起床的时候，座钟顶上的那两个金黄色的铜铃帽便会发出“晃琅琅”的声响。因此，每天早晨，都是跟平叫我。我现在还记得，天冷夜长，他揣着手，蹙着膀子，站在街口，扯着个大嗓门高声地喊。我听到他的喊声，故意不回答，慌慌忙忙地起来，抹把脸，便背起书包跑了出去，直到悄悄地来到了他身旁，他还傻呵呵地站在那里。月光明亮，地上霜雪，眼见他手提自制的油灯，眉眼头发上都是亮晶晶的，那情景逗得我十分地好笑。
　　 可到了晚上，一般都是我早早地吃过饭去喊他。每次去到他家里，站在灶火门口，我时常看到刚蒸好的一小锅红薯，还冒着热气，大锅里的稀饭已盛好放在了方形灶台上，一家人围着圆圆的小灶台正准备吃呢。根平妈见我来，便说外面冷，常常让我到里面坐。我就坐在方形灶台的锅门前。这时，南山墙上的油灯已点亮，昏黄的灯光弥漫着整个空间，人影晃晃，人们吃着谈论着，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格外地温馨。他们让我吃，我说已吃过。跟平看我正等着，心里也急了，把抓口啖，很快地便吃完了。有时稀饭热，他便说不喝了。她妈劝他，他也不听，嘴一抹拉，掂起书包，就和我一同上道走了。我们两人一左一右，亦步亦趋，走着说着，说着笑着，那天南地北的神侃肆无忌惮地飘荡在乡间的小路上，回旋在宁静的田野的上空。
　　 现在想起来，跟平为人很聪明，反应也相当地灵敏。记得有一年的春上，生产队里修剪树木，有人已经爬到了大树的老木疙瘩处，需要下面的人往上递斧头，可斧子这东西无法直接向上扔，只好用绳子吊。当我正在树下要绑斧子时，跟平走上前来，伸手抓过斧头，将绳索一拧，便把斧把插了进去，既省时又省劲，干净利落，我很是佩服，永志不忘。跟平还很有个性，他不想做的事，别人再说他还是老主意。记得有一年的暑假，参加生产队劳动，我们一时的男孩子有十三人，自称“十三太保”。有一次，大雨滂沱，水雾弥漫，我们在村南剜烟杆子，不只是谁首先提出，与其衣服裹身，不如大家都干脆脱得精光，来个“裸体大战”。这浪漫而颇有刺激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众人的响应。一时间，雨水相接，十多个赤身裸体的半大小子，犹如非洲地带跳起的集体舞，疯狂了一般。可跟平无论如何就是不脱，直到烟杆子满地狼藉，七零八落，大雨仍未结束，我们每人都洗了一次天然的热雨澡，而跟平却独自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一身水湿水湿，拧拧把把的。
　　 跟平读书也是挺用功的，可那时能考上高中的就很少，他最终还是初中毕业便参加了劳动。我赶上了大好时代，属于一个幸运儿，不但考上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记得每年过寒假，没事的时候，我常到大队秘书家去下棋。或许是因为我当年拾金不昧，他在大喇叭里表扬过我，我们相互间都有好感。不过，那时的“秘书”他好像已经不干了，但乡村固有的习惯，人们还都称他为“秘书”，好像称官职是高看了一眼。这“秘书”能说会道，也识一些字，是村里的头面人物，他人缘好，来他家玩的人很多。“秘书”看样子也是很喜欢读书人的，只是他棋技并不高。但他有些爱面子，走棋犹犹豫豫，落子不定，老爱悔棋。
　　 跟平和“秘书”家是邻居，上一代关系不错，两家宅子又紧挨着，连道院墙也没有，相互来往都十分随便，跟平自然是“秘书”家的常客。跟平棋技也很一般，常自称为“臭棋篓子”，平时不爱下手，只在一边观战。但跟平是个直性子，遇事好认个直理。他说下棋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又不是来金子银子，不兴悔棋。有跟平在的时候，“秘书”很少跟我下，只让其他人给我摆局，他在旁边替别人执招，有时实在是“手痒痒”，不经意间好像是他在下，掂起棋子便走。这时的在一边的跟平就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秘书”也只好尴尬地把手缩了回去。
　　 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个叫做“结巴草”集的镇子上教书，与跟平的交集几乎为零。不过，这其间我听说他娶了一个瘦弱的小媳妇，个子不高，但很有个性。农村的事有时也真的说不清，后来又听说这小媳妇和他婆子也就是跟平妈合不来，在大吵一架后，便各自分开另住了。后来听母亲说他们有了孩子，一男一女，大的是个妞儿，小的是个男孩；夫妻俩都很能干，瓜菜下来的时候贩卖瓜菜，冬天春上没事干，也跟着别人干个泥水匠活儿。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我调到了城里，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再回老家，都是来去匆匆，村里的变化我真的是所知甚少。如今跟平去了，我又回想起了五年前的那最后一次见面。看来跟平所说的“能挣钱”那三字对他自身颇具诱惑力。想想一个农民，像跟平一样一个想过幸福生活的农民，除了凭力气干活，不和别人比，他又能怎样？他最终还是走进了澡堂，走进了浴池，但他没有能够直立地走出来。社会变了，一个人的观念跟着也要变。挣钱生活，生活挣钱，可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多少钱算幸福呢，有谁能知道，又有谁能说得清呢？想想当年物质匮乏的时代，似乎也不缺少精神和情趣。人啊，有时真的说不清！五年多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跟平，我也不知道他的女儿最终考到了哪里。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的却是他的死讯。
　　 生命是一个过程，人是生命中最有灵性的。或许跟平的死对于他自己也是一种幸福，他把生命都用到了追求幸福的路上。但对于如我一样的生者，怀念跟平，怀念朋友，这种事终究是一种遗憾。大妹说她去年曾在老家的集市上见过跟平，他们的菜摊刚好摆在了一起。跟平说他还记着我那次的好，他说没想到找我办事那么快就成了，说抽时间还要专门感谢我呢。当我问及他那妞儿的情况，大妹说跟平也提到了，他说他那妞儿是信着意儿长的，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回答问题给老师闹了别扭，就发誓不再学那位老师所教的学科，结果高考成绩不理想，只上了省城的一所大专，前些年毕了业到南方打工去了。大妹还说到他的儿子如今也考上了一所三本，去年他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盖起了两层小洋楼，两口子说这些事的时候，都掩饰不住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神情。
　　 妹妹的一番话让我有了莫名的感伤，我仿佛一下子觉得欠了跟平许多。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人家不是把学生都托付给你了吗？三年内怎能不闻不问呢？可我马上又反过来一想，当时我不就已经安排他们有事来找我了吗？可她为什么有事放在心里就是不来找我呢？道理都很平常，可生活很多时候似乎又只是众多道理中的一种。想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年我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来校上学的我亲朋好友的子弟很多，我只是一心一意地面对我的每一位学生，的确很少再过多地关注他们。即便是如此，我也没听到跟平或者是其他人说过我什么。如果不是事有凑巧，一切的一切，我真的一概不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灵性似乎又很有限。
　　 “跟平”，真的“跟平常”一样。生前的欢乐和死后的寂寞，我真的说不清。我感叹岁月，我怀念朋友，生活的零碎和片段缠绕着我。今年的清明，虽然没有“雨纷纷”，但我心头依然是暗云密布。“清明”应该是清楚明白，但生与死的意义真的是难以说清。我知道清明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大致应该是说阳气上升、生命蓬勃的，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悲伤。今年的清明节祭祖，我赶上了跟平这位少年伙伴的离世，我更懂得了生命需要珍重，幸福来之不易。活着的人，在给自己的家庭乃至社会奉献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
　　 这些年回老家，我越发觉得认识和熟知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认识不了解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无论如何，我也不曾想到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在死亡面前已经悄悄地排上了号。逝者已矣，就让他安息吧！怀念朋友，我有了一点想法，一个人办事情，不要只是承诺，不要只是一往无前，还要回过头来，给自己一点思考的空间，看看从前的承诺是否做的完善。记得有一位作家曾在一个废弃的园子里思考过生命的意义，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是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但在这“节日”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又该如何对待生命呢？什么样的生命才更有意义呢？我思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