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承认与否，每个人都有一些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实在或虚妄的目标，这些目标，都会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我先说一下我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吧。
　　 说起来，我也算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至今却一事无成，成为老婆孩子眼中的窝囊废。想想也真是悲哀啊！你看人家，名车开着，名牌服装穿着，名牌手机握着，而我呢，是一样没得一样啊！
　　 其实，我也是有目标的，如果从幼年时期累计到现在，恐怕也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百余个目标了吧。
　　
　　 一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当一个好学生，至少要当一个老师喜欢，家长为之骄傲的好学生。可惜，我们那个时候的教学条件不怎么好，而且因为家里穷，才读了三年半小学，父亲因为再也供不起我们（我和四哥）上学了，要我们回家挣工分。而且，我读的三年半小学，有两年都是在“开门办学”的形势下度过的。“开门办学”根本就没有教科书，在劳动间歇的时候，老师便拿着一张或完整或残缺的报纸说：“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今天先学一下《人民日报》社论……”
　　 我那个时候，倒也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也还不错，当父亲决定不让我再上学时，我的姑婆老师便找上门来，便反复上门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五娃（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五）要是不读书，真是可惜了。”父亲说：“小姑，不行啊，我不能老是当缺粮户啊！实在是供不起娃们念书了啊！”
　　 就这样，小小的我便当上了农民，整天跟着父母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工分也是由3分到5分，再到7分，队长看我是个小娃子，派的都是一些砍苞谷杆和上粪那样的农活。而“满劳力”则是每天10分工。
　　 那个时候种庄稼，都是用的农家肥，而且，多半都是沤制的土肥，沤好后，队上会在播种前派些满劳力，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到地里，播种的时候，由我们用小竹筐，一筐筐地添加到负责播种丢粪的妇女挎的笸篮里，这份活计的名称，就叫“上粪”。我那个时候有些“二球”，老嫌丢粪的妇女喊得太烦，便在上粪的时候，背上家里的小背篓，一背篓粪，能供三个人用，碰上性情温驯的表嫂们，我会上得缓一些，添粪添得也会轻柔一些，碰到那些同样“二球”的表嫂时，我便猛地往她笸篮里一扣，能把她们扣个大趔趄，惹得表嫂们狠狠地骂一声：“剁脑壳的。”后来，表嫂们怕了我们了，便柔柔地求告我们，并保证不再怪喊怪喊的了，要求我们依然改为小竹筐上粪。
　　 低工分挣了几年后，我觉得很丢人，那是半劳力工分，是妇女的工分，我想挣满劳力工分，挣男人们的工分，队长却死活不给我派满劳力活。有一天，我父亲负责挑大粪，我趁他休息抽烟的当口，挑起那担粪，一口气送到“赛口”上，并把队长喊得应应的，问他：“挑粪的算不算‘满劳力’？”队长不知是计，随口便答：当然喽。我就顺着他的话说：“那你就给我‘满劳力’工分吧，我能挑粪了。”队长向左右一打听，社员们都说，老五真的能挑大粪了，并指着那担大粪让队长看，说那就是老五挑来的。
　　 这之后，队里便给我派了满劳力活，主要也就是派到公社参加会战之类的活，那是当之无愧的满劳力工分。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能挣满劳力工分，竟然是我那个时候的最大目标。
　　
　　 二
　　 土地到户那一年，我瞒着父亲，报名参军当了兵。
　　 想起报名参军那段事儿，我觉得自己挺对不起父亲的。当时，我怕父亲阻止我当兵，便随口编了个谎话骗父亲：“公社部长说了，今年完全按照《兵役法》执行，凡是体检合格了的适龄青年，必须要到部队服役，家长如果不同意，就让家长坐牢，适龄青年本人不同意，本人就得坐牢。”父亲吓坏了，忙问我咋办？我继续骗他：“到时候，接兵首长或部长来家访时，你要会说话一些，可不能露出丁点不满的情绪来。”父亲又问我：“那我该咋说呢？”我教他：“人家要是问你‘娃子验上兵了，好不好呀？’你就说当兵好，锻炼身体嘛，人家如果再问你‘娃子走了，你舍不舍得呀？’你就说，舍得，舍得，保家卫国嘛，咋能不舍得呢。”
　　 没想到，过了几天，公社武装部的徐部长来家访，在王家庄凸上遇到我跟父亲正在毁麦茬，我们迎上去后，徐部长问我父亲：“大叔，你这娃儿验上兵了，你觉得好不好哇？”父亲连忙按照我教给他的话来回答：“好嘛，好嘛，锻练身体嘛。”徐部长又问他：“娃子走了，你舍不舍得呀？”父亲忙答：“舍得，舍得，保家卫国嘛，咋能不舍得呢？”徐部长夸我父亲是个开明的农民，我则躲在一边偷偷地笑。徐部长走后，父亲跟我说，得亏我提前教给了他，要不，他真不知道该咋答复人家部长哩，我又一次偷着乐。
　　 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暗暗起誓，我一定要当个好兵，至少要立个功给乡亲们看看，老五不是孬种。
　　 为了这个目标，我在新兵连里刻苦训练，队列、射击和内务都要超过别的新兵才罢休。新兵下连队前的实弹射击，我五发子弹打了49环，矮子副营长曾望元一高兴，当场奖了我五发子弹的转移射击。什么叫“转移射击”，就是可以不必打到靶子上，随便打，想打哪就打哪，只要不打人就行。我接过子弹按进弹仓里，提枪就打，一口气打落了四个号旗，剩下最后一发子弹，被我给退出来，上交给副营长，曾副营长说，留着作个纪念吧。
　　 有了这49环的训练成绩垫底子，我便成了连队的好兵标杆。
　　 下连队时，直接被高射机枪排排长余新华要了去，第二年老兵退伍后，我便成了班长，排长转业后，由于再无高射机枪专业军官补充进来，便被营部指定为高射机枪排代理排长，这一代，就代了四年，害得我想退伍都退不了。
　　 我那个时候，记性特别好，我们高射机枪上零部件特别多，不过，部队上不是叫“零件”，而是叫“兵器”，一挺机枪上有一千多个兵器名称，他们随便报上一个兵器名称，我就能说出这个兵器的用途。营长闵珍华当时有些不服，他便拿着教材，一会说一个兵器名称，一会说一个什么用途的兵器，一千多个兵器名称考了一半，营长这才心服口服。
　　 不过，我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给害了，原本当满三年兵就可以退伍的，结果硬是被部队多留了三年。
　　
　　 三
　　 六年后的1988年元月，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退伍军人安置原则，我光荣地退出现役，回到老家大坝河。
　　 回家的当天晚上，父亲告诉我，家里分家了，晚饭就在四哥家里吃。我问父亲咋分的，父亲说他被分在四哥名下，由四哥负责赡养；母亲分在三哥名下，由三哥负责赡养；房子、土地、山林柴扒和家具都是一分为二。我不动声色地问父亲：“你这样分，他们没得意见唦？”父亲表功似地跟我说：“还好呀，没闹意见啊，分得很平稳。”我质问父亲：“你这么分，他们自然是没有意见，可是，你还有一个儿子呢，他哪死了？”父亲听出了我的愠怒，觉得这个家是没有分好，居然把他小儿子分得没影儿了。他忙着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咋办？我说，还能咋办？找大舅来当个见证人，重新分家。父亲问我想咋个分法，我说我只要求两个老的在一起，把两个老的名下的土地分出来，其它什么都不要。
　　 第二天，我一口气跑到仙河，找来我的大舅，大舅按我的意见，重新给我们分家，父母名下的土地，也从两个哥哥的名下分割出来了。没想到，母亲却不愿意了，她硬要跟旺娃子在一起生活。旺娃子是我同母异父的大哥，家里困难得不得过，经常吃国家的救济粮，咋能顾得上老娘呢？我和大舅反复地做工作，可是，母亲固执得很，非要跟我大哥在一起。我最后只得妥协，同意她跟大哥在一起，但是，必须说明，娘的吃喝穿戴，必须由我这个小儿子负责，别人不得插手，谁插手，我跟谁急。
　　 那个家等于没有分成，父亲还是继续跟四哥在一起，二哥腾出一间房子，让我跟他暂住在一起，说他家离娘近一些，照顾娘方便些。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目标是，好好地尽孝，把父母照顾好。没想到，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这让我很是伤感。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毕竟要讲究一个顺者为孝。我也只能顺着母亲的意愿，让她跟大哥在一起。去大哥家安顿完母亲后，我把部队算给我的150斤粮票，全部给了母亲，并且把身上仅有的150元钱也掏给了她，让她随时去大坝河街上买馍吃，或者去粮油所买点白米细面回来，跟大哥他们一起吃。
　　 大舅临走时，觉得很是抱愧，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外甥，大舅对不起你，没能说服你娘，这个家没分成。今后，你娘即使有个三长两短的，舅舅和你的老表们若是说了半句怪话，你可以脱下鞋子，掌我们的嘴巴子。”我说：“大舅，这不能怪你，我娘要那样，我们也只能是顺者为孝了。不过，大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娘照顾好的，不会让她挨饿受冻的。”
　　
　　 四
　　 分家之事过后没多久，我那天正在四哥的柴扒砍柴，因为父亲在四哥名下，是他替我分担着赡养义务，我不能一点都不管，我在帮大哥砍完柴后，那天又去四哥的柴扒砍柴，才砍了没多久，三哥跑到小沟凸上喊我，说是公社有人找我，让我赶紧回家。
　　 我简单地捆了一捆柴驮回家，原来是公社民政办的吴主任来找我，说是县里给我分配工作了，让我在三天内，去县民政局安置办报到。第二天，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坐班车来到县城，直接去了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安置办主任陈孔学先是递给我一个革命军人伤残证，然后递给我一份文件，文件标题好像是“关于某某同志工作安排的通知”，陈主任告诉我：“县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根据国家关于安置伤残军人的意见，将你安排到县林业局工作，好好干，大有前途的。”
　　 那份安置文件上一共安排有五个人，其中有四个退伍军人，一个炊事员，去林业局报到后，其它三个退伍军人，都已安排到乡镇林业站去了，却把我留在局办公室帮了几个月的忙，三个月后，才把我分配到仙河林业站工作。
　　 那个时候，我又在心中暗暗立誓，一定要好好干，要珍惜这个工作机会。当时，好好工作便成了我的唯一目标。
　　 我记得那时候，林业站的人员，由当地乡镇政府统一使用，我在林业站工作一段时间后，乡党委就把我派到回龙管理区任书记，说是回龙管理主任预备期还没到，让我去顶一段时间。我们那时候的思想都非常单纯，尤其像我这样的退伍军人，思想更是单纯得一尘不染，因为我始终抱着“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乡党委让我去管理区当书记，哪怕只是暂时的，我也要努力好好干，不能让别人说我闲话。
　　 八个月后，原管理区主任余致学转为正式党员，可以担任总支书记了，我又回到了林业站，依然从事我的林业工作。
　　
　　 五
　　 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毕竟那与我的这篇文章关系不是很大，我还是继续说说我的目标吧。
　　 我这一生只当过十六个月的官，其中当了八个月管理区书记，当了八个月林业站长，后来因为我写批评报道的问题，乡领导一怒之下，撤销了我的林业站长职务，之后，我一直以林业工人的身份，低调地工作着。可是，我又毕竟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之余，总是喜欢写写划划的，批评报道没少写，还喜欢鼓捣一下文学。
　　 我记得，我的第一篇小小说，发表在《黄河文学》双月刊上，那篇小小说的题目是《红伞，绿伞》，写的是一个林业职工和当教师的妻子同时获得了两件奖品，丈夫得到的是一把红伞，妻子得到的是一把绿伞，妻子觉得丈夫是林业职工，常年在外面奔走，绿伞的遮荫效果好些，就把绿伞换给了丈夫，丈夫觉得妻子是个教师，应当把一颗红心捧给山里的孩子，红伞特别适合妻子的身份。
　　 后来，我就一直鼓捣着新闻、文学和民间文学，在小圈子内有了一点小名气。再后来，我就干脆不写新闻了，专心地鼓捣文学。因为，新闻那玩意有些招惹是非，光唱赞歌吧，领导们高兴了，老百姓却不高兴，即使是如实报道，老百姓总认为那新闻有假。偶尔写一些批评性报道吧，领导们又不高兴了，总认为我在捅他们的篓子，让他们脸上挂不住。其实，我的批评报道，只占报道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左右，并不是很多，却让领导们结结实实地记恨上了我。若是有人无意中提到武戈这个人，个别领导便会咬牙切齿地说：“武戈啊，那是个坏得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坏东西！”
　　 我记得相声演员马三立有句经典名言：“我们不能惹得领导不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既然领导们都不喜欢我写新闻，那我就不写了，我不想惹他们不高兴，我写小说行不行？小说这东西，触及不到领导们的根本利益。看准这个目标后，我就专下心来搞我的文学，并且是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从2014年至今，我累计写了十几个中篇小说和100多篇小小说，去年4月，经我一个战友的介绍，我注册了江山文学网，同年5月，又在江山文学网系统短篇小说主编紫玉清凉地推荐下，当上了系统编辑，开始编辑短篇小说，后来又编辑散文，去年还在系统微型小说pk赛中，斩获了一个季军奖。
　　 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写出绝品文章的作者了，于是，便给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一定要在2016年至2017年之间，写出一篇绝品来。
　　 这就是我的一些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