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上的商品十分紧缺，市场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计划供应。说具体点儿就是居民生活用的消费品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至火柴、肥皂都要凭票购买。
　　 那时候，生活在城镇的居民，每家都有一大堆的各种购物证、商品票。重要的有粮本，也叫购粮证，还有粮票、布票、煤本等等。这些票证是城乡差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才能拥有。
　　 没有粮本，就不能购买米面。商店里出售的面包、麻花之类的食品仅有人民币是买不上的，还得支付等量粮票。下饭店也是一样，吃饭不但要钱，还要粮票。否则就得饿肚子。当时发行的有全国通用粮票，还有各省市区范围内流通的粮票，除了全国粮票，各省市区的粮票互不流通，只能在本省市流通。记忆最深的是那时候父亲单位的职工到外地出差，总要挨家挨户地换全国粮票，张家一斤，李家半斤地凑。当时北京的粮票最紧俏，据说有些全国粮票在北京都不好使。北京人只认北京粮票。那时候首都的优越性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除了平时家家必备粮票、粮本、布票、煤本外，每年街道居委会还根据每家人口数量另外再发一些商品票。如肉票、香烟票、糖票、肥皂票等等。更有甚者，我在网上竟然看到南方的一个县城居然有一种大粪票，上书“大粪一担”。想必是专门发给种菜人的吧。将大粪纳入计划管理，我想这也是一大发明吧。至于自行车、缝纫机就此大件紧俏商品，更是一票难求，需要走后门、托关系才能搞到。所以当时的商店、粮站的采购员、售货员是很吃香的工作。
　　 记得我家有一个红色的木盒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各种票证的，平时上着锁，钥匙奶奶保管着，一般是不轻易示人的，因为那些票证关乎到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实在是马虎不得。当时父亲发了工资，奶奶第一件事就是拿上粮本去粮站买粮，先把一个月的伙食安排好了才踏实。我家的邻居，家里有六个孩子，其中四个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供应的量根本不够吃，为了一口吃，兄弟四人经常打架，你吃多了，他吃少了，互相争抢，没办法，他妈只好也实“计划供应”。每天做好饭后，每人一份，各吃各的，不够吃的不管，吃不了剩下还是自己的。那时候，有些人家供应粮吃得接不到月底，要到农村买些粗粮来度日。我有个舅舅在乡下当干部，家里每年都要让他从乡下买百十斤莜面来补贴口粮。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当时是实实在在的卖方市场。虽然那时候人们的收入不多，购买力不强，但市场还是不能保证供应，可见国民经济的水平是极低的。加上地区分割，商品流通不畅，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的紧缺性，实行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是不得已的办法。
　　 谈论那个凭票供应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名目繁多的各种票证背后，反映的是一段曾经国弱民贫历史。商品的匮乏、购买力低下，让许多家庭的日子过得十分贫寒。改革开放后，多数的票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粮食还实行计划供应。八四年上大学时，我还去当地粮食部门转了粮食关系，在学校食堂吃饭还要粮票。直到一九九二年，粮价彻底放开后，粮票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今，计划供应成了一种时代的记忆，而那些票证已成为了一些爱好者的收藏品。但是产生那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值得人们反思的。民以食为天,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无论什么时代,人总是要吃饭的,这是人的第一需要。离开了这一基本需要，别的是无从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