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磜，镶嵌在三清山的奇峰峡谷之间，是一个散居着700多人的小山村。
　　 “当年，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八磜打了最后一战。八磜村的山山水水，洒满了烈士的鲜血。这里有厚重的红色文化，是正在开发的红色旅游景区。”站在三清山神仙谷宣传牌前，听完这些介绍，我不由心中一凛。回头望望，脸色凝重的主讲人方新国，胸前佩戴的“共产党员”徽章熠熠生辉。
　　 “磜”读音qì，一个磜字，就能感觉到它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而当我们在八磜村走访村民，攀登龙潭，重走原始森林中红军走过的栈道，想象当年他们疲累的脚印，一再地叠加在悬崖峭壁上一尺宽的麻石步道上，以及“八磜战役”牺牲七百余位红军的悲壮，感慨“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同时，不禁心中默念——八磜，八磜，以石祭之！
　　
　　 著名的“八磜战役”
　　 从八磜村往南，沿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第一个龙潭瀑布前面歇脚，一个二十多平米宽的平台上，有一座“龙潭公庙”，庙内有石雕龙潭公一座，上面刻有的“晋朝”字样，和八磜的“磜”字一起，互相印证着这个村庄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史。
　　 而八磜最引人关注的，则是因为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1935年1月，著名的“八磜战役”在这里打响，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部队，与国民党重兵发生激战，红军将士700余人壮烈牺牲。
　　 站在龙潭公庙前，但见悬崖峭立，谷壑深深，这条来自怀玉山的水系，在八磜留下十八龙潭十八瀑，然后折而向东，汇入清澈的玉琊溪。其间近百米落差的瀑布就有九个，可见其山势之险峻。山谷入口处，两棵高高的古松，在悬崖绝壁灌木丛生的山谷里，如鹤立鸡群，特别显眼。
　　 “那两棵松树，我们叫它——哨兵树，这条龙潭河，我们叫它——血河。当年白军发现了在这两棵松树下站岗的红军哨兵，断定方志敏红军部队就在山谷里，于是杀掉哨兵，暗中调集强大的兵力，悄悄地从侧面攀上两边的山崖，把红军围拢在龙潭山谷里。白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了整整一夜，牺牲了七百多位红军，山谷潭边到处都是红军的尸体，整条龙潭河水全被染红了。这就是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著名的‘八磜战役’。”八磜村委会主任钟明友，用深沉的语气，向我们讲述着那一段虽已远去，但依然惊心动魄的红色历史。
　　
　　 他们见过方志敏
　　 在红军最最艰难的时刻，八磜的百姓依然支持方志敏和红军队伍，并见证了当年红军的英勇顽强和纪律严明。
　　 在八磜方圆十五里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当时仅有一座钟文耀、钟明财父子做棺木为生的守山棚。1935年1月19日上半夜，有位红军首长带领红军尖兵连连长吴开良等三位红军战士，从山上来到他的山棚，红军首长嘱咐钟明财和他的父亲钟文耀，如果有红军伤员来到山棚，请帮助掩护。后来，红军首长往三亩方向走了，吴开良留在山棚，负责集合打散了的红军战士，并告诉他，刚才的红军首长就是方志敏。这天晚上下半夜，红军尖兵连的人大部分牺牲。吴开良连长离开时，送给钟明财一支钢笔。第二天晚上，果然有七位受伤的红军，爬到钟明财的山棚里。遵照方志敏的嘱托，父子俩为红军伤员烧水暖身，但因缺乏医药无法施救，七位红军都在山棚里牺牲了。父子俩忍住悲痛，用七副棺材，将七位红军分别掩埋在八磜龙潭顶的山上。
　　 1935年1月22日晚上，也就是“八磜战役”第二天，大雪纷飞，八磜村三亩自然村邓裕富全家人，正围着火堆吃晚饭，突然传来清晰的敲门声。爷爷邓祥树起身开门，进来了几位带枪的红军，其中有一位穿着军大衣的红军首长，跟邓祥树说，红军在这一带打仗，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现在还早，向你家买一些粮食给兄弟们吃。邓祥树很快答应了，然后与邓裕富走到大门外，在雪光映照下，看到从大门到村庄水口林的路上都是红军。红军纪律很严，如果不是敲门，邓裕富一家人根本不知道外面有这么多人。经邓祥树招呼后，红军上楼搬玉米磨粉，烧锅煮糊炒豆，并烧起火堆取暖。邓裕富不仅不害怕，还帮着红军搬柴烧火。有位红军见邓裕富赤脚无袜，送了两双袜子给邓裕富和他的爷爷。天快亮时，红军首长在邓裕富家开会，决定将山上仅有的500余名红军战士集中起来，命令一位红军干部担任团长，带领红军向分水关最后一次突围。红军出发前，给了邓裕富家40块银元。《方志敏》年谱记载：“二十二日晚，方志敏利用火光，将散开的部队收拢，重组一个团，交由红二十师参谋长乔信明指挥，继续寻找突围。”
　　
　　 半个世纪的军号声
　　 在八磜村委会主任钟明友家大厅的墙壁上，两顶斗笠中间，挂着一把军号，这是他已故的父亲、共产党员、老兵钟文孝留存下来的红色情怀。
　　 1949年1月，倪南山化名方志承，和杨明、朱农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皖浙赣支队，挺进玉山县西北的怀玉山、三清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部队所到之地，群众看到安民告示上署名司令员方志承、政委杨明，都奔走相告：“方志敏的兄弟打回来了！”
　　 这年的正月，方志承带领部队在八磜、柴门一带与敌开展游击战争。从小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钟文孝，毅然决定参军。正月十一，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当时年仅21岁的钟文孝带着干粮，告别家人，穿着一双草鞋，只身一人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长路。当他翻山越岭，光着冻得通红的双脚，出现在部队驻扎地时，在场的战士无不动容，司令员方志承也亲自过来探望。钟文孝被编入连长李存根的三排二班，因作战勇猛、身手敏捷和聪明机灵，不久被选拔为方志承的警卫员，从此跟随方志承左右，直至负伤后回家休养。
　　 1950年1月，伤势痊愈后的钟文孝，在亲人的欢送下，身披红花再一次参军，光荣地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3军128师一名战士，随军南下参加了1950年4月的解放海南岛战役。
　　 1956年4月，带着累累战功，钟文孝从部队光荣复员。因伤致残的他，放弃了组织的照顾，毅然回到八磜，甘做一位普通的山区农民，守护着心中的这一块圣土。
　　 回到家乡的钟文孝，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寻觅当年红军战斗过的足迹。在一个树木茂密、人迹罕至的山坳里，钟文孝找到了他一生中最为弥足珍贵的宝物——红军军号。从此，这座寂静的小山村，时常有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山谷。钟文孝以吹军号的方式，缅怀当年牺牲在这里的红军，一吹就是半个多世纪。钟文孝年轻时，几乎每天都吹军号，后来年事渐高，虽不再天天吹响军号，但只要有客人来，钟文孝总会拿出军号讲述它的来历，讲述当年红军在八磜的传奇。长长的军号锈迹斑斑。“我舍不得擦去号角上任何东西，这是岁月的痕迹，历史的见证，更有红军的英灵……”介绍到最后，老兵钟文孝总是一边轻抚军号，一边这样喃喃细语。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得知八磜村有一位50多岁的种山人钟明留，因为开荒种山，先后掩埋过二十多位红军的骸骨。本想采访一下他，电话联系却人在外地。回望巍巍青山莽莽森林，我忽然感悟到，其实不用再找他了，八磜村那一座一座重重叠叠险峻巍峨的石崖山峰，不就是铭刻着那段红色历史的永远的丰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