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该是北地的风物，江汉、荆楚虽生，却成不了气候，故而在漫长的时光里，没寻来一窥它绝伦华姿的机缘。
　　 牡丹的近亲芍药倒是见过。小时候在二姑妈家玩，她家和别人家一起分住四合院，她家住天井前边，天井后边的那家在院后栽了几大丛芍药，繁盛得很，谷雨前后，浓绿的叶片中便撑出一个个饱满的花骨朵，似乎是一夜之间，又炸出一团团紫红。那家的姑娘常常采摘几朵将开未开的，插在黑色的“西陵特曲”酒瓶里，再掬上一捧清水，趁花朵上的水珠晶莹剔透、摇摇欲坠时，扯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去显摆。碰却是不让我们碰丝毫的。
　　 前些年暑假，在二舅家玩，发现他门前的院坎上生着一大蓬芍药，儿时那一团团紫红的影刹那浮上心头，一时心动，顾不得时节，挖了一丛回来种到了缸里。几年过去都不见开花，有人说得种在户外接地气。又移植到小区花圃里，几年过去还是未有花开。又有人说移植时节不对。懒得追究，恨恨地想，到底是“庭前芍药妖无格”，便疏于照拂，它倒也知趣，一年年地消瘦纤弱，终至不再发出一根细芽来。
　　 对牡丹的感情却不同，那是一种喜爱，一种仰慕。这种喜爱和仰慕，最初是懵懂的，甚至是有些盲目的。懵懂盲目的喜爱和仰慕，来源于“国色天香”，来源于“唯有牡丹真国色”，更来源于那一段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某年冬，女皇武则天游上苑，令花神催开百花，“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花神奉旨，百花齐放，唯有牡丹有铮铮傲骨，拒不开放。武则天大怒，将牡丹贬至洛阳。谁知牡丹在洛阳活得那叫是风生水起，成就了自己“花中之王”的良名，亦成就了洛阳“牡丹花城”的美誉。
　　 从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起，便知道牡丹是傲骄的，高洁的，不屈的，独一无二的，用一个词概括，牡丹它是有“气节”的。“气节”，“志气和节操”，多么高大上的词儿，仿佛一沾上它，自己也跟着高大上，跟着有志气和节操了。对牡丹的喜爱和仰慕顺势而来，有气节的牡丹往往还成了标榜自己的标签。
　　 其实，说到底还是盲目的，毕竟都没亲眼见过呢。那些关于荷泽和洛阳谁的牡丹更宠冠群芳、更誉满天下的争论一直不休，又怎样呢？反正不管是洛阳，还是荷泽，咱都没去过，更别提实地分辨“姚黄”、“赵粉”、“白玉”、“墨魁”等名种，并一较高下了。
　　 就在前几天，在运河边散步，末了预备去菜场，经过一个小区时，铁栅栏内的一团团白晃了眼，闯进了视线，随风送来的清香亦闯入了鼻。心莫名地欣喜起来，奔过去，隔着栅栏凑近看，凑近闻。哇，牡丹，好大两丛牡丹！绝非芍药——它们有着书上说的木质茎，叶片绿中带黄、无毛，花大、独朵顶生，开的时间也忒早了些。一丛是白花，浅浅的银白，透着若有若无的青；一丛是粉花，淡淡的粉，匀着或隐或现的紫。都是花大如盘，都是笼着一簇金黄的蕊，都是很清冷的样子。
　　 看亦看不足。自此，每天的散步又多了一项内容，不管是选择哪条道，最终都要绕过去瞧几眼牡丹，好像瞧了，心就美了，安了，妥帖了。
　　 机缘巧合，从大学图书馆借回的集子里恰有张抗抗的一篇美文，名为《牡丹的拒绝》。一看到“牡丹”二字，两眼都闪了光。尤其是读到这段：
　　 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被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就有些疑惑了。牡丹是在盛期归于泥土？牡丹归于泥土是“整朵整朵地坠落”？那又是怎样一个落法？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呢？
　　 脑子里充斥着一个个问号。遂想起《警世通言》里那个有名的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咏菊的诗，只写了前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就有事外出了。恰逢苏东坡来访，看到这两句诗，顺手续了后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来看后不悦，后借故把苏东坡下放到苏州任团练副使。一个秋晨，苏东坡出门看到满地都是被风吹落的黄菊花瓣，才知晓是自己孤陋寡闻了。
　　 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我只是在想，我没见过牡丹，说起来也是孤陋寡闻的，张作家是见过的，我当不得生疑。可好奇之心总是有的，再说也想见识一下作家笔下牡丹归于泥土“惊心动魄”的盛况，于是，我依然天天去看牡丹。求证中，眼见着它们在一场风雨之后低下高贵的头颅，凌乱黄绿的衣衫；眼见着它们金黄的蕊萎掉，一片片略失颜色和水分的花瓣，羽毛一样散落一地。没有整朵整朵地坠落，没有一地的绚丽，没有夺目的光彩。只有惋惜，还有淡淡的悲伤。
　　 是张作家出错了？我不敢下这个结论。据说牡丹有野生种、栽培种，有原生种、变异种，我不过是见了万千中的两株，怎能就窥斑见豹、妄下断言呢？保不准也和苏东坡一样，菊花都有落花的品种，牡丹为什么就不能有整朵整朵地在盛期落花的品种呢？
　　 况且，这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各人的感觉和主观愿望不同。在张作家的心里，牡丹是有气节的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她一旦亲眼赏到牡丹，便成了自己对牡丹全身心的迎合，看牡丹哪儿都好，哪儿都是气节，气节于是寄生在了“娇艳鲜嫩的盛期”、“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诸如此类表情达意的语句上，牡丹在她眼里和心里，也就成了“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的有气节的花！我都忍不住猜测作家也中了民间传说的蛊，就像我之最初对牡丹的喜爱和仰慕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不过一个平凡普通、甘于如水生活的小女子，对牡丹的所谓喜爱和仰慕，也不过是建立在虚幻的想象和膨胀的虚荣之上，对作家所说的牡丹死也死得很洒脱、去也去得很悲壮的气节可以说是毫无感知，没有激起共鸣、获得认同的必要条件或是催生剂，故而乍一看到，便生出些或许不该有的疑惑来。
　　 若是细究，花儿又哪来的气节一说呢？譬如梅花，人们都说它是独傲风雪的斗士，仿似花中贵族，志气高昂，节操高洁。可是换一个角度想，百花争妍之时它不开，偏偏把花期选在百花凋零的季节，何尝不是一种逃避，一种不自信，一种不合群？又譬如牡丹，世上本就没有花神，武则天即便贵为一国之尊，也只能管管人管管事，在她的庙堂之上、朝廷内外发发威，又哪里管得了百花的开放，哪里能违逆事物的发展规律，哪里禀承得了上天的旨意？何况，上天仅仅是时而蔚蓝时而铅灰时而阴郁时而明媚的一个穹顶而已，哪里有什么“天之子”？
　　 读作家王旭烽的小说《不夜之侯》时，里面有描述关于桃花、樱花的事情：西湖苏堤上原来是桃红柳绿，日本侵略者攻入杭州后，强迫杭州市民刨去桃树改种上他们的樱花树，以为这样就可以连带将“支那猪”的精神也奴役了；结果呢，他们啥也奴役不了，抗日胜利后，杭州市民不约而同地涌上苏堤，刨去了樱花树，复种上了我们的桃树。
　　 记得小说中的陈揖怀曾就此感叹：桃又何辜，樱又何辜，都是人的作恶啊……一语中的，作来作去，都不过是人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因为自己的喜好，因为自己想要寄托的情感和精神，或者因为一些想要达到的目的，便生拉硬拽，不管不顾，生塞给桃樱之辈一些看似光鲜的东西装饰起门楣来，何幸之有？
　　 回到牡丹。真国色的牡丹有没有所谓的气节都不重要，花开赏之，花落惜之，足矣。
　　 只是，有思想的人，倒是不可无气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