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概念很早就闯入我的生命。那年夏天，不足五岁的我突然发烧昏厥，双目紧闭，头向后仰。父亲抱起我就往医院跑。我家在城南，医院在城北。不知父亲用怎么的速度，穿街过巷，将奄奄一息的我送到医院。
　　 骨髓化验诊断，我得了“爆发性脑炎”。此病传染快，死亡率高。幸亏抢救及时，我从死神那里回来。
　　 出院时，父亲蹲在地上，让我独自往他背上爬。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很复杂。
　　 回家后，他告诉母亲：同病房的两个小女孩儿都死了。一个叫王冬梅；一个叫李冬梅，也是五岁。我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
　　 七岁那年，祖母过世。父亲带我回老家料理丧事。我知道“死”就是不出气，不说话，魂魄不在体内。
　　 家乡位于洋河北岸，隔河就是黄羊山最高峰。祖父家的院子大半都被蔬菜、枣树占据，从房间出来，一条窄窄的通道。院外有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北面是开阔的空地，不远有棵古柳是进出村的必经之处。村口两边，高而浑圆的黄土坡都是庄稼。暄腾腾的沙土路面，每到这里必须下车步行，没走几步，鞋里就灌满细沙，走到硬实的路面，就是古柳下。无论什么季节，那里都聚集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谁家亲戚来了，都有人热情招呼，顺带喊两嗓子：“大伯，你家来客了。”父亲挨着个儿称呼，还告诉我，叫这个“大爷爷”，那个“二奶奶”，什么“三伯伯，四姑姑，五婶子”的，所有称呼都按家族排序。他们对我很亲切，嘘寒问暖，有的还更加关心地问父亲：“大哥家的小蓝蓝回来了，二哥家的梅梅怎么没来？”父亲就笑着回答：“梅梅上学呢。”我一听“上学”二字，急忙对父亲喊：“爸爸，我也要上学。”“好，回去上，咱先去爷爷家。”
　　 祖父的院子向南是河卵石铺的路，圆润光滑，还是个慢上坡。夏天，三哥带我踩着沟渠上的树干到河里玩水。回来时，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趴着石头垒的高墙，想翻进院子，可上不去。三哥和老家几个弟弟进了菜园，偷摘没熟的西红柿和黄瓜，摘几个青色的脆枣。祖父发现就大声呵斥：“小兔崽子们，还不能吃的呢，小心吃坏肚子。”几个顽皮的男孩儿怕祖父抓住，急匆匆再翻墙出去，逃远了。
　　 我心里的家乡可美了。潺潺的洋河水从黄羊山脚下流过，透亮清澈，来回游动的小鱼儿。我喜欢在河里嬉戏。母亲就在河边长大；我也喜欢黄羊山。山里有老宅子，父亲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参军打仗的地方。然而，祖母的病故，让我对家乡产生莫名的恐惧。
　　 装有祖母肉体的红棺材停放在狭窄的通道上，进进出出都要贴着棺材过去。乡村的厕所建在菜园子里。夜里，对面黑乎乎的山影像个巨人。流动的河水，像从阴间传来的回声。
　　 “死亡”像一只无形的巨手，控制着家乡的整个空间。我越害怕，越觉得浑身发毛。三哥和几个表弟围在方桌的油灯下，讲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鬼故事。我既胆战心惊，又充满好奇地跪在他身旁，听他讲的每个细节。丰富的想象，让我极尽能事地描绘着恐怖的魔幻世界。
　　 母亲叮嘱我：走夜路不要回头。人的肩膀扛着两盏灯。一回头，肩上的灯灭了。你会觉得有个无形的影子，尾随其后。我很害怕遇到那个“鬼魂”。
　　 1971年清明，父亲回老家上坟。我跟着去了深藏山林的旧居。
　　 山上的积雪还没融化，枯草很高，掩藏在山里的老宅，在我匆匆的一瞥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山坡的坟茔告诉我：死亡不过就是一块不大的墓地。
　　 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女。母亲是长女，我成了长外孙女。
　　 上三年级的一天，母亲系着白腰带到学校接我，将一顶白布缝的帽子戴在我头上，顶上有块小红布。母亲说：外公死了，戴上“孝帽子”吧。
　　 晚上，我和母亲、两个姨妈睡在外公家的炕上。外公躺在堂屋那个五颜六色的棺材里。
　　 半夜，我不小心将枕头顶到地上。粗粗的炕沿磨得很光滑，距地面很高，我偷偷看看，母亲和两个姨妈都睡得沉沉的，没一个要醒的样子。没有枕头，我仰身躺着无法入眠，只好用被子蒙住头，爬到炕沿边瞅瞅枕头掉落的位置，背对堂屋棺材，紧闭双眼，一只手抓炕沿，一只手伸下去，半个身子悬在炕沿边，抓了两次，没够着，看看炕上睡得很香的母亲和姨妈，实在不忍心喊醒她们。我又硬着头皮，睁开眼睛。心想别看外公躺的花棺材，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向外瞥了一眼。顿时，一股寒气从背后出来。我一紧张，整个人从炕上栽下去。幸亏两手着地，没摔着。我匆匆拾起枕头扔到炕上，双手按着炕沿跳上去。母亲醒了，问我怎么了？我说：“妈妈，我怕！”母亲把粗壮的胳膊伸过来，将我搂在怀里。我把头埋在她胸前，感觉有母亲在，什么鬼神也不敢来。
　　 读高二时，祖父病了，住在我家。听他说，过了十月一，一年的口粮就挣回来了。我由衷地佩服八十二岁的祖父辛勤耕耘。家乡盛产稻米，我又能吃到新米了。祖父有个习惯：在城里住的时间从不超过一星期。我家和二叔家各住三天，可生病除外。他一生在我家长住过两次，上一次是七十多岁重病，眼看人就不行了，家人商量做个棺材，一来防止万一，二来给祖父冲冲晦气。祖父生命顽强，那口白棺材一直闲置，没有用上。三婶说：院里放口白棺材怪渗人的，不行拆了吧，需要的时候再准备。
　　 白棺材搁置十几年的确没用。现在八十二岁的祖父身体调养好，就想回老家。三叔赶着骡车接他回去，可没过几天又把祖父送回来了。祖父的身体每况愈下。父亲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完说没大病，不用住院。祖父不吸烟，喝少量小壶温热的酒，勤于劳作，生产队安排的事从不推辞，难怪自豪地告诉我，过了十月一，他已经挣够全年的口粮，过年还有“分红”呢。父亲和二叔说：咱爹是憋着一口气。我大概明白一点儿家事。父亲作为长子，深知让老人心宽是最主要的。二叔说二婶可以照顾，可父亲不同意，说二婶身体不好，家务事也很多。
　　 父亲星期天休息，母亲夜班还没回来。我去补课准备参加来年的高考。出门时，我发现祖父喘气急促，夜壶撰在手里压出一个深印。我小心翼翼取下放在角落，盖好被子，说：“爷爷，我上学去了。”他没吱声，点点头。我推醒疲惫的父亲：“爸，醒吧，爷爷喘得不大对劲。”
　　 中午放学回来，门口聚了很多人，我扒开人群挤进去。祖父穿戴整齐地躺在炕上，一动不动，面色红润的和睡着一样。我摸摸他的脸，温温的，软绵绵的。
　　 殡仪馆的车来了，父亲在前，二叔在后，我和母亲分别在担架两侧扶着祖父的遗体上车。他的身体依旧有温度，软软的。
　　 我不再觉得死亡有多可怕。祖父的骨灰盒暂放在家里的红躺柜上。三哥从乡下回城了。他说想祖父了，就悄悄从骨灰盒里取出一片白骨看着。我不知道那片白骨属于祖父的哪个部位。
　　 人死火化都会变成一堆白骨。听说盒里装下全部骨灰，说不定还有别人的骨头。为了确保第一个入炉，多装些骨灰。火化前，死者亲属一定会给火化工送小费。据说这份“肥差”，不是谁都可以得到。在钱是万能的时代，有钱能使鬼推磨。
　　 祖父去世后，我没再回老家。父亲将祖母的坟迁到山下，与祖父合葬在一起。我敬畏传统中的神鬼故事，却从不相信它的真实性。然而，一个清晰的梦，令我产生疑惑。
　　 1987年夏天的夜晚，我做个奇怪的梦：村口高坡有一堵夯土墙，周围全是荒地。祖父独坐在墙下，低着头。我曾向母亲求证，得到肯定答复。
　　 生与死的经历总是相伴而来。三十岁那年，父亲突发脑梗昏迷不醒。我守在身边三天三夜，亲眼目睹病房悲惨的一幕。父亲病床对面有个重病男子，不到五十岁。医生将一小块湿纱布盖在他嘴上，清楚地看他一次比一次艰难的呼吸。我守在昏迷的父亲身边，不得不面对病者垂死的样子。他骨瘦如柴，前胸贴着后背。纱布在嘴上被吹出的气顶起来，又被吸进的气凹下去，两呼一吸，渐渐停歇。我看着那块纱布不再有任何动静。他的眼角淌出一滴清泪，一直流到腮边。家人给他穿上鲜艳的寿衣，将他放在推车上，去通知其他亲属。
　　 两个多小时里，病房除了昏迷的父亲，“植物人”阿姨、小脑萎缩，人事不懂的伯伯。疲惫不堪的我，面前还有个刚刚失去生机不再呼吸的死人。担心父亲受到影响，我用毛巾将他的耳朵堵上，仔细观察父亲的情况，盼他快点儿醒来。
　　 死人被家属推走时，我听到父亲含含糊糊地说话了。我兴奋地站起来，将耳朵贴近父亲的嘴。他迷迷糊糊，睁不开眼，却清楚地告诉我：那人被毛驴车拉走了。我不清楚父亲是否真的看到超现实的场面，但有一点儿可以肯定：父亲有意识了，至少他还活着。我跑去找医生。她检查后对我说：你父亲还没脱离危险，没有完全苏醒。我看到父亲的眼球一直在动，可他睁不开眼。我喊他，他的手脚就使劲扭动。我坚信：父亲正顽强的与死神搏斗。他一定会从死亡通道回来的。
　　 晚上，二哥说要陪着父亲，让我回家好好休息。我想看着父亲醒来，坚持留下。有二哥在，我可以安心躺在那张死人的病床上睡一觉。
　　 死人再没传说的那般毛骨悚然了。我认为：死亡不外乎是另一种生的开始。死去的人不能与亲人说话，但生命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他们或去天堂，或下地狱，或四处飘荡，获得自由。他们看人间万象，品人生百态。梦有时候就是活人与死者灵魂相聚的通道。它们或再现真实，或相反提示。
　　 1997年暑假，侄子独自乘火车来我家，告诉我父亲病了。这是父亲痊愈后第一次生病。我用邻居家的电话询问三哥才知道，父亲拉肚子，到医院看过了，没住院。从邻居家出来，我看到夜幕中悬挂着一轮超大的红月亮。那是“鬼节”的第二天，十五的月亮的确十六圆。
　　 夜深了，我仰面望着院里父亲种的那棵杏树。几声夜行飞禽的鸣叫，黑影从屋顶掠过树头飞走了。人们说：不怕猫头鹰叫，就怕猫头鹰笑。猫头鹰笑会死人，可谁知道猫头鹰怎么笑呢？也有人说：猫头鹰春叫子，秋叫死。恍惚中，我进入梦乡：父亲端坐炕上，笑着望着地上来往的亲朋好友，嘴里还嚼着我喂的蛋糕。
　　 那天一早，厂里从未出过故障的班车晚点到10点15分。等我再乘火车到宣化，已是中午12点多。前来接我的小侄女在站台上平静地告诉我：“姑姑，爷爷死了。”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内心没任何感觉，木然的出站。
　　 门外阴凉处站着很多亲朋好友，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到里间屋。父亲穿着寿衣，直挺挺躺在门板上。我摸摸他僵硬的脸，没有祖父离去的安详。脸色铁青，皮肤紧贴着颧骨，眼睛微闭，嘴还张着，似乎有话想说。我不愿相信父亲真的走了，直到他化为灰烬。
　　 春天，儿子不慎脚被烫伤。凌晨，父亲竟轻盈地来我家。喜出望外的我大声呼喊：“爸，爸，爸！”他头也不回地背对我坐在床边，望着对面小床躺的儿子，轻轻说了句：“孩子烫伤脚，我来看看孩子。”这时，我感觉有人推了一把，差点儿摔倒，起身睁眼，发现丈夫站在床边，我才知刚做了梦。我问他：“今天几号？”他说：“4月5号。”
　　 母亲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病了。出院后，我接她来家养病。一天早晨，她告诉我父亲来过，就站在小院杏树下。
　　 我一直都在想，是不是人死没了肉体，可灵魂还活着。我们看不到他们，但他们能看到活着的人。
　　 母亲病危时一点也不糊涂，与我坦然地谈论生死问题。她叮嘱我如何给她穿寿衣，告诉我注意哪些细节，甚至还安慰我照顾好自己。她说你没姐姐妹妹，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我问她会不会托梦给我，告诉我心里的愿望。母亲的回答令我吃惊。“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怎么会到梦里让你难过，让你担心？“
　　 我说：“妈，我还有两个姨妈。”母亲喘息地说：“姨娘亲，姨娘亲，姨娘死了不登门。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只要健康快乐，妈就放心。”
　　 母亲心力衰竭无法平躺，头低垂着，轻轻对我说：“让妈喘喘这口气，喘喘这口气。”我放下水杯转过身，她已停止呼吸。我将母亲抱起来，头靠在我肩上，眼睁睁看着母亲头上的血液急速下降。脸像白纸一样。生命离开躯体，我再也无力唤回母亲的灵魂。
　　 人世间，生命的确是个无法说清的过程。生命究竟又会以什么形式得到永恒？
　　 母亲离开那天，是她生病住院整一年，再有二十多天，就度过了父亲的三周年。听说熬过三年，夫妻中的一方就能平安了。也有的说，不出三年走的夫妻才是上辈子的姻缘。
　　 2003年夏天，我们将父母的骨灰带回老家。我远远看到村口高坡上的夯土墙。三哥说：那堵夯土墙下，就是祖父母安眠之所。我睁大眼睛，告诉他：这里，我曾经在梦中来过。
　　 我相信：梦是一种独特信息的秘密通道。
　　 母亲走了十几年，从未托梦给我，哪怕我没按她叮嘱准备纸扎。我过得快乐，就是她最大的安慰。
　　 认识死亡让人敬畏生命。尊重死亡是民俗中无法遗弃的传统。中国的“孝文化”中，对死亡的诸多说法就是最好的诠释。“清明”成为民俗节日，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