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为只母亲爱说、多话，现在发现父亲也进入了多话行列。他和母亲分居两地，住在我这时，房里常被他的话充满。像此刻，他与钟点工说到种种冬瓜的做法，路遇老同事对方送了两张“哈尔滨”面饼，修车的老何托他从上海带有过滤嘴的“大前门”……
　　 他与在沪的母亲每日通若干电话，事无巨细，从菜价到午餐吃什么，晚餐将吃什么，超市有什么打折。父亲每日两顿白酒，有时喝酒间隙接到母亲来电，话就更多，也不知是话佐了酒，还是酒助长了话，总之不厌其烦地说着家常那点事儿。
　　 台语中形容话多谓之“碎碎念”，话虽碎，对于父母却是拼成整幅生活的必须。
　　 相听两不厌，唯有老来伴——说，对他们是何其重要的一种联结。
　　 有时，家里只我和父亲吃饭，我吃得快，留他一人在桌边独自喝酒。我路过一下餐厅，偶和他说句什么，他接上说，而我已去别的房间。我听见他的话兀自在离我几米处寂寞回荡，觉得抱愧，我以前觉得和父亲没什么可聊，或准确说，不知如何交流，但现在，我们有了交流的可能，我又难以耐心坐下，在桌边，陪他说一番话。其实不说也不要紧，重要是听，这对父亲，是与54度白酒般等同的过瘾。
　　 他现在的说话对象常是六岁的乎，晚上他希望乎与他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起自己待乎如何地好，如何深情厚意，但乎不为所动，坚持黏我，仿佛一俟天黑就只认母亲的固执小动物。有时说久了，乎在床上抱膝纠结一番——并非纠结要否与外公睡，而是纠结如何回应外公，才能既让外公打消这念头又不伤他老人家心。
　　 乎最后说：“爷！我真的只想和你玩，不想和你睡啊！”父亲气结而伤心，“好！你把爷爷当玩伴是吧？我算知道你了，我明天就回家不来了！”
　　 这些痴情又好笑的对话，某晚又如是上演一番，父亲负气地说：“我明日就回，反正我在这也没什么用。”
　　 乎正洗脚，真诚地安慰道：“有用啊，爷，你不是可以烧早饭吗？”
　　 好在这种话伤不了爷孙俩感情，不影响父亲继续每日早起烧早饭，也不影响他与刚放学回来的乎畅聊故乡、童年，如何打柚子——两三米长的竹杆前绑半把坏了的剪刀，一戳、一拧……
　　 没几天，有位父亲的同乡，87岁的孙崇政老先生来访，这令父亲的“说”一下有了最佳释放。上半年我在北京进修时，孙老先生在某报偶看到一篇我的采访，“籍贯浙江兰溪”一句令他欣喜不已，当即向报社打听，并写信到我单位与父母家。父亲收信后亦亲切，感动，他原本对故乡人事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一个雨天，他带着乎大老远地去孙老先生家拜访，相聊甚欢。孙老先生与女儿送父亲与乎回家，到家，孙老先生让女儿先走，他爬上五楼复与父亲一席聊。
　　 此次来访，孙老先生独自乘公交，穿越半城，带了自种南瓜、辣椒，自炸花生米，兰溪蜜枣等种种吃食，爬上我家的六楼，一位87岁的老先生！
　　 自然又是番畅聊，我喊他“孙爷爷”，他听力有碍，却不影响他的交流热望，许多时候，是他在说。老伴患老年痴呆十年，陷于昏惘，他们原本感情极好，这十年，没了说话的伴，他主要精力用在家事。女儿家复式房，楼顶露台有几层偌大空地，他遍种菜蔬花木，另养鸽子与鸡鸭各色。再有闲，他扎粽子，做豆腐……写杂文读史料亦是他所寄，书房里有几架用鸽笼和旧货架改造的书橱——在买书上，老先生却毫不吝啬，多年前《中国通史》甫一在上海出版，他即花1800元邮购回！
　　 女儿女婿与外孙要上班会友，与老父交流时间总归少，多数时候这所屋子近似空巢。
　　 “有人说话，再远我也不嫌远”，孙爷爷说，因此有今天这番从城西到城东，公交加步行的来访。在对一位87岁老人而言的迢迢路途中，一定有种意志加持着——“说”的热望与需要！
　　 孙爷爷说起从兰溪到南昌的种种经历，我建议老人家既有笔墨功夫，不妨为生平作传，他摇头，“没这精力了，写不动了”。他希望由他口述，找人代笔，将生平诸种梳理记录。那会是一部庞杂的个人史，也是社会史。藉由讲述，孙老先生的一生将浮现廓影，一同显影的还有1930年代以来个人与家国在某一横断面的历史图貌。
　　 这样的口述还有机会实现吗？
　　 从外婆起我其实即有此念：记录她所口述，藉此留住她讲过的纷繁家族故事（譬如外公的父亲曾在南昌城经商，开过一家颇有名气的“豫章旅社”），那充斥着兵燹、流血、灾变、逃难、原乡、白手起家的记忆。外公外婆抚育八个儿女的诸多艰辛以及充斥其间的生存经验与意志……
　　 这一起念兴许是外婆在讲某一偏方（外公在世时通晓中医），又或是她说起故里当年一些革命流血事件时，突然觉得应把外婆这部“活化历史”以文字定格——在她日渐衰老的躯干里，记忆却反而呈现不熄的回顾之热情。
　　 一直未实践，懒（每个时期我都能找到充足借口，最充分借口大概是觉得“尚有时日”）。外婆听力日衰，也成我与之交流困难的理由。
　　 2011年春末，86岁的外婆查出肝癌，半年左右辞世。
　　 “外婆，您的一生，我很后悔没好好地问，好好地记，我多想知道那些艰辛，那些难。真的，我从来没有把您当成烦人的老太婆，即便偶尔今天我常常会烦自己的妈妈，也没有烦过听您说话，我真的喜欢听您说话。我想如果您地下有灵，您可以梦里再和我讲话？”
　　 是姐姐在博里记的。我的愧正包含与外婆交流的不耐烦。烦她絮叨，烦她有些人事重复过多次。
　　 “起头发始”（在她家乡话中相当于“最初之时”），她总这样开始一段讲述，而她的讲述，很少被我耐心听完。
　　 在父亲身上，我还能挽回这种失记之憾吗？他说的林林总总，故园、离乡、从戎……我向来听过了事，从未动笔记录什么。几年前，读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一书，他以有闻必录的态度书写一段“抢救出来的家族记忆，几代中国人的乡愁命运”——在那其间，有以“牛肉馅得配大葱”为家规的曾祖母，一辈子风雅却落魄的大大爷，壮游半个中国、言行吊诡的“怪脚”五大爷，背井离乡、对往事念兹在兹的父亲，千里寻夫的倔犟母亲……这些人物世事被张大春以文学笔墨拓印，家族“口述”从此有迹可循，一段历史鲜活于中。
　　 我仍需努力记下些父亲所述，日后好让乎知道在他的来龙去脉中发生过什么，知道他母亲不仅是个职业虚构者，还是个忠实记录者。在乎日后的回忆中，不应只有外祖父与他的嬉戏，对他的抚育关爱，还应知道最疼他的外公如何自钱塘江中游的金衢盆地成长，经由军旅生涯辗转来到赣地，从此定居生根……
　　 惟有乎的视象与“听闻”合一时，“外公”的形象才是立体全面的。
　　 “记录”，不仅仅是口述者的倾诉需要，也是寻索与传承的责无旁贷。
　　 中秋前夕，母亲从上海回。前阵子她的腿被电动车撞成骨折，上了石膏。在她回来次日，一早，大概六点多，我被一阵话语弄醒，脆薄的睡眠就此告謦。话音的来处是隔壁卧室。乎爸起来上洗手间，再没走脱，母亲开始她绵密不绝的说，她说起在电动车事故始末，说起上海生活及我姐的女儿麦宝种种，她觉得我姐对麦宝过分严格，我们对乎又太过松散。在乎的衬照下，母亲渐陷入对我姐的严格与对麦宝心疼的放大中，她滑向一条话语易进入的歧途：一种偏离客观而不自知，在自我话语营造的情境里离现实愈远的“说”的漫漶。
　　 上句没说完，下句已迫不及待涌出，大概半个多钟点，只母亲一人的声音，充满对说的不竭热情——和她的体质全然不符的热情，难以被阻止打断的热情。
　　 当家里剩下我和她时，她的说话对象别无选择地朝向了我。话语织就的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我起身泡茶，更衣，找手机，到处都是她声波范围。终于，我放弃耐心，比往常提前了一个钟头出门！
　　 在楼层寂静的办公室坐下，喝下第一口茶，我内心松了口气。我感到清静对我莫大的吸引，像一盆植物在一间屋里，总能轻易抹去其他事物。
　　 母亲一人在家时如何打发时间？电话是必不可少的。以与平日俭省风格相反的豪掷，母亲把电话打向四面八方，包括外省亲朋。当可打的电话暂告一段落，母亲看书或电视剧。感谢各台TV，源源不断地输出各档连续剧（填补了多少老年生活！）作为不打麻将也没有闺蜜的母亲，电视剧是她最重要的业余生活。如果一推门，没听见母亲的声音，屋里多半回荡着剧中人的声音。电视之于母亲，相当于电脑之于我——我们都无法设想，没有它们，生活的精神部分将何以维系？
　　 电视剧中的人物，母亲近乎把他们当自家亲戚关注，主人公的哀乐喜忧，离合曲折，都在与她对着话（这些声音对我却多是“他者之声”，是热闹但不究其里的喧哗），我不能阻止母亲对电视剧的热衷，而且我难道不是在完成着自己的“说”吗？在键盘游弋中，在阅读与书写中，无声地，不间断地，说。那其中有自我的驳芜回声，有来自更高与更宏深处的宣讲……这些声音在脑海里此起彼伏，成为日常一部分。由此我想，我也是多话的，只是不经由喉头与唇齿。
　　 用“写”的方式替代口腔发声的说者，还有谁比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更坚执？这可能是《惶然录》始终陈列我书桌上方的理由。
　　 我信赖这位极度内省者的“说”。一个终身未婚的意念的梦游者，他不仅经由自己的名字与外部对话，还常使用三个不同笔名——这些笔名写出的作品竟各成体系，思想和风格迥然。他甚至为这三个笔名的作者编造了身世，像他们确有其人。“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批评家对此并无准备”，一个由“我”衍生出的若干个我，哪个才是佩索阿的“本我”？或都是他的本我，又是他的异者？
　　 这几人面目具体到有出生年月。身份计有毕生归隐乡间的牧羊人、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医生以及无所事事的造船工程师——“他从我的性格中截取了其中一个部分。他是剔除掉理智和情感的我。”这三人甚至彼此间有书信来往，互相品评。
　　 “我耗尽了不曾有的一切/我比实际的我苍老许多/幻想，一直支撑我……”，佩索阿的诗句正是他“自语”的写照。在葡萄牙文中，“佩索阿”是“个人”和“面具”的意思。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名字，让人不得不感喟宿命的奇妙。一个分饰不同角色，与自己“说”了一辈子的人，从不同方向打量世界。在他用卷轶浩繁的作品表达的“说”里，他的孤独究竟是被释放还是套牢得愈深？
　　 说的本质，是为确认自我的存在？人在世间如此卑渺，又如此想要证实“我在”，“说”于是成为最直接的呈现方式。
　　 多年前的同事Ａ便是对“说”怀有极度热衷的人，我想起他的形象，便是在任意一间办公室站定，点烟，开始冗长演说的架势。他的许多话重复过多遍，但他不觉（他的忘性与对说的热衷等同），每当他亢奋地开始滔滔讲演，我总想拨足逃跑，哪怕待在卫生间！
　　 有多少像Ａ这样的“口腔运动爱好者”？他们以不止歇的“说”确立自己的在场，但这些“说”同时又带着自身的“消音器”。
　　 在公共场合的“说”对我始终有碍，青春期尤其（沉默得近于自弃）。仿佛是捉弄，我竟当过好一阵记者。不记得多少次采访，我在受访者前思维短路，语无伦次，末了草草收场……好在记者生涯没多久，我做了杂志编辑，多与版面交道。狼狈却没结束，供职的刊物常去各大院校讲座，与青年们交流，每轮到我发言，紧张无措，还得竭力掩饰，在学生面前不能失了编辑范儿。那种“说”不啻一种煎熬。只有私下的“说”才松驰：有一句没一句，天一句地一句，兴之所致……那才是回到“说”本身。
　　 多年过去，对公众场合的“说”我长进有限。除了“说”本身的技术问题（譬如语言组织，表达技巧）以外，我对不少场合“说”的成效怀疑。有时参加一些会，在言说之前，我已深感它的不可言说，从而语结。
　　 在“说”中又存在多少差池与误解？语言中铺陈着鲜花云梯（“说”常会变作富集戏剧性的表演），同时充满未知风险。
　　 “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从辩证学角度，一个多语者与一个沉默者可相互转化。如单身朋友Y，他像那种叫蜗牛的生物。有次聚会，他同往常一样少言，中途我出去接个电话，隔壁空包厢传出声音。他背对门，靠窗而立，语调温存地说着什么——手机那头是个对他来说极重要的人。
　　 一个少言者，在朝向某一人时，却有了无尽的言说欲望。袒露一切的信赖。一种实现。通过寻找对方确认自己。这诉说是意义，是所寄。对这类寡语者，这世界寥寂与否，不在有多少过客，而在于，有没有一个可与之私语的——灵魂的——归人。
　　 在那些诉说里，人仿佛被创造了第二次。
　　 而我也在某些时段也成一个多话者：恋爱时打到凌晨的电话，与投契者絮叨的聊天，有了儿子乎以后，他尚不能言时，我已开始与他的对话，我不认为他听不懂，又或者我只是要为他输出一种母亲特有的温存音调，鼓励他早些发声。待他能言时，我和他说得更多，希望早些将我所经历知悉的世界，桩桩件件说与他听。
　　 乎四岁时，报了门夜晚的兴趣班，作为主要接送人，我原嫌路远，但后来，不觉得了，因发现路上可与乎说起种种：路边演奏的吉它歌手，商场门前奏笛悠扬的白发老者，即兴想起的琐碎……乎有时站在电动车前，绒绒的小脑袋蹭着我下巴，有时坐在车后——更多时间是坐在车后了，他很快长到站在前头会挡住我视线。夜晚九点下课，我们穿过人民广场，进入静谧的省府大院，路灯暖黄，树荫婆娑，我和乎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乎有时不吭声，安静地像在车后快睡着。有时回我几声，或和我说些拉杂。
　　 “我最喜欢单数3和5，不喜欢双数2，因为前阵子我在二楼跌了一跤，没和你说……”
　　 “妈妈，我和你说一个秘密，我觉得我身边总有一个小精灵在看着我……”
　　 这些话语像一闪一闪的萤火。这般的时光，像上天专门创造出来的某种良辰。
　　 “伟大的启示从未显现过。伟大的启示也许根本就不会显现。替代它的是小小的日常生活的奇迹和光辉，就像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一根火柴，使你对于生命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伍尔芙说的。
　　 此时，正是被擦亮的时刻。
　　 乎稚气的每一句童声，都让我想微笑。他那些奇奇怪怪的小念头，不容被随便打发。我俩说着，细碎而永无言尽，即便日后乎去向他成年的话语，有了他最愿与之倾诉的对象，穿过省府大院的夜晚说过的这些碎语，依然会闪烁它温存不熄的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