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或者说整个童年时期至青年时代的我都认为老戴头是位永远不会死的人，其肇源甚至远远超越过时光之初。在我心目中他永远穿着件崭新的蓝袍大褂，就像刚刚从时光黑洞里刚刚走出来一样，像是民国时期落魄的教书先生，像是画册里坐在假山前的曹雪芹，儒雅，而富有熠熠生辉的神韵。只是我忘记了他的容貌，他的鼻子、眼睛、眉毛和耳朵已随着时光飘逝，成为模糊的一团，只留下一绺随风轻轻飘逸的白胡须，一根上端扶手处磨得锃亮的榆木或柞木拐杖，攥在手里的铜头旱烟锅和一盒呼兰火柴。我二哥的一位发小儿是他的重孙辈，或者灰孙辈，一度在假期陪伴过这位世纪老人到铁路俱乐部看电影或者看戏，我偶尔从二哥的发小那边听过当年的铁路俱乐部都需要给这位老人留下一张经年也不会更换的免费座位，然后从本应是散场时才能出入的太平门走进去，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害怕俱乐部大厅发生火灾时逃不出去。若干年后，他的担忧果然成为事实，与这座城市相距遥远的另一座城市克拉玛依的一家俱乐部果然发生了火灾，许多孩子，包括那些防卫能力薄弱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小学生都没能逃出去，这桩悲剧充分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自然，后期因为年事已高，他不得不坐轮椅，就更不会从竖着铁栅栏的检票口出入了，更何况检票口位于几节台阶之上的正门。在我的记忆里，周围的人还不曾有谁这么老的，还不曾有谁穿越过整个二十世纪的，见识过那么多的事儿。他大概出生于十九世纪，两次鸦片战争肯定是没经历过，但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时他一定记事了，说不定八国联军入侵时他也跃跃欲试，向往着一度被美化过度的义和拳，惧怕那些屠杀中国人上瘾的老毛子（注1），并且也经历过日俄战争，受过凌辱，更经历过清末那场席卷整个东北的令人恐惧的肺鼠疫，见识过满街五颜六色的十八个国家的国旗和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受到过日本兵的欺压，迎接过坐在隆隆坦克上嚷嚷着马达姆的苏联红军，也被动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后来又见证了新时代的巨大变迁，看到边境通行证废除之后更多的人涌进这座城市。至于他这位早期移民者为什么没如同其他人一样成为胡子，出没于黑山白水间，大概是他的性格所致，也大概是他年轻时过于羸弱，抑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底层大众普遍都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所以才被讥讽为东亚病夫。至于我对他的认知，绝对是三分的听闻，七分的想象，待我慢慢描述出来，已经不是曾经生龙活虎的真实的老戴头了。
　　 我想，他准见过写下天下第一井的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张宗昌，见过熊牌啤酒的创始人，见过那些已经记载进史书里的红色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见过风尘仆仆的跑崴子贩海参的老客，见过张家那个白俄女儿嘎丽娅，说不准还有可能见过鬼子郭松龄和嗜好大烟、敢于挑战远东军魂布柳赫尔的风流少帅，更有可能他还一度是张宗昌的部下，和那些逃离家园的白俄兵并肩作战过，随着如同滚滚洪流的大军涌入京津唐鲁冀，成为枭雄豪杰逐鹿中原的炮灰，成为装备精良却纪律松驰的东北军之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应该已过不惑之年了，应该儿女成群了，甚至可能有了活蹦乱跳的孙辈儿，如果活在春秋时期勾践治下的越国，一定能够屡屡获得政府奖励的猪、狗和美酒，一定会身披战甲，手持戈戟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哪怕是生活在八旗初创的努尔哈赤时代，他也会成为手持弓箭的披甲人，骑着匹骏马，守卫着漫长的疆土。我十四岁时，绥芬河这座小城拥有大约两万名居民，走在大街上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觉得面熟，我也耳濡目染地知道了一些人物，诸如不怕鬼神的王大脚、铁路卫生院的田瞎子、常常和老毛子接触的徐鼻子、总是坐在轮椅上的潘老大、当地驻军的最高首长麻子营长和到山上养蜂的刘狗熊，以及那位曾做过张宗昌的警卫老陆头，这位昔日大军阀的警卫可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射手，据说蒙上眼睛都能够将抛掷到半空的银圆一枪命中。我周围很多熟人都声称和老戴头沾亲带故，要知道黑龙江的许多城市都是移民之城，包括绥芬河市，居民们虽然多是山东人，少数是河北人和内蒙古人，没迁移至这里之前，彼此素不相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声称和他有亲戚关系，一是当初这座城太小太闭塞，又有边境通行证的限制，适龄青年们只能圈囿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恋爱，结婚，久而久之家庭与家庭，家族与家族之间就有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二是他的子嗣繁多，枝繁叶茂，流苏般蔓延至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这些数目众多的子嗣们当然又会和其他家庭与家族进行联姻，彼此盘根错节。据说，只是据说，我们这个并不繁盛的家族也和他有着亲戚关系，虽然那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却同样为自己的亲戚圈里有这样一位寿星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
　　 “我跟你说，我们都是坐地炮儿（注2），”牛武，我的一位昔日同窗曾这样说过：“谁不认识老戴头，我从小儿就看他拄着拐棍，站在铁路浴池下边那条路上，我爸跟我说这人都已经九十九岁了；等到现在，他还是经常在铁路俱乐部附近晃，人家还对我说他九十九岁了。我们要是也能活到他那岁数就行了。”那个时候，我在南给水所附近开了家本小利薄的小商店，因强奸未遂蹲过几年巴篱子（注3）、做为车站装卸工的牛武常常坐在商店里，刚刚干完活的他穿着略显邋遢的铁路工作服，浑身散发着木材的松香气，裸着手，就着一根假冒伪劣的哈尔滨红肠，捏着瓶一度享誉整座城市的熊牌啤酒，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一边突然歪下脑袋，大喇喇地向那个当做垃圾篓的旧油漆桶吐口痰，说道。虽然牛武的举止粗俗，但他说的那句话不错，每次别人问及年龄，老戴头都会将右手端至眉齐，表情或者凝重，或者漾着笑，做出“九”手势，说出“九十九”这个神奇的数字。他的这个手势酷似一个孩子在拉钩，只不过他不是同某个人拉钩，而是和时刻俯瞰我们的老天爷在拉钩。但是不管他的表情如何，大家都能看得出他的得意，得意于顺利地征服了百年光阴，得意于死亡与黑暗迟迟没能降临。
　　 有一种说辞指出老戴头早就过了百岁，只是他自己不承认。在我的臆想里，或者是我无意间听到的，据说他很忌讳别人说他百岁了，那既是对老天的不敬，也是句骂人的话，比如千年王八万年龟之类的，反正应当很折寿，或者折损子孙的福气。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反对众多的子孙为自己过寿，而且喜欢穿寿衣，喜欢每一年都停留在九十九岁这个永恒的数字上。他的蓝袍大褂就是他的孙媳妇儿做的其中一件寿衣，或者说他的每件款式与布料皆相差无几的蓝袍大褂都是他的子孙的贡品，都令他昂首挺胸，骄傲不已，整个人也不自觉地气宇轩昂起来，就像当初妻妾众多、英俊魁梧的张宗昌。顾名思义，寿衣本应入土为安之即才可以穿的，但是他总禁不住拿出，提前穿在身上，还振振有词地讲，他应该穿。于是，每过几个月他的众多孙儿孙女就会为他做套寿衣，春秋或者冬季的，每一件都花费了不少心血。那年头大都是手工活儿，全靠女人们一针一线，全靠女人们熬心血的裁剪，哪里有服装加工厂？哪里有卖现成的？就算是鞋，也是布鞋居多，鲜有皮鞋或者球鞋之类的。我的母亲就常常在工作之余，坐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我们纳鞋底子，做布鞋。那种鞋穿在脚上舒服极了，哪怕是如今动辄几十几百的老北京（注4）在它面前也逊色不少，哪怕是后来的回力，再后来的阿迪达斯、耐克、李宁和361度也不如它，就更甭提那些又板脚又有悖绿色环保精神的硬底皮鞋了。
　　 因为寿衣总是新的，所以老戴头也总是那么新鲜，那么精神，那么硬朗，又那么朝气，就像现实版的童话，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拄着拐杖站立在街头，如同一位时光老战士披挂了一重橘色的阳光的铠甲，漠然地注视向街两侧错落有致的俄式建筑。自然，不能用颤颤巍巍之类的词汇来形容他，他不过是须发皆白，不过拄了根拐杖，其余各方面和别的男人没什么两样。我至今仍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喜欢穿寿衣，是因为淡泊生死，还是惧怕死亡突然来临，或者仅仅是喜欢穿新衣服，抑或三者皆有？他悄无声息地耸立在我记忆里，就像一缕风，一抹云，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无法把他从记忆深处剜除掉。在我的记忆里，老戴头就是一个坐标，一个从时光深邃处静止不动的点，一个关于时光、岁月与生命的传奇，虽然我并看不清他的面容，分辨不出他是在微笑还是凝视。认真地讲，我并没有亲密接触过他，从来也没有，甚至我只见过他两三次，其中一两次还是从远处望向他，就连这几次我也是印象模糊，感觉就像隔着浑浊不清的水面望向河底，压根儿就分辨不清。不过，就在这模糊之中，我还是能够依稀感觉到他拄着拐杖站在那儿，不管春天脚底下是否泥泞，不管夏日头顶上的杲日，不管秋风落叶从身边瑟瑟旋过，也不管冬季里的雪花绵绵飘过。偶尔，我走在街上，小心翼翼留意着过往车辆，忽然怀念起那个年代整座城的寂静。那个时代，车少，人稀，马路空旷，街巷虽说也是纵横交错，却没有名称，更没有街牌，路都是土路，春秋两季冷暖交替之际就会泛起泥浆，坑洼处漾着泥水，令行人不得不慢下脚步。
　　 虽然老戴头一度属于绥芬河市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却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又有哪些人是他的近亲。我想，我二哥的那位发小算是一位，否则也不会陪伴着他到铁路俱乐部。在我的认知里，能够陪伴这位长寿老人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更何况是去铁路俱乐部。没有网络的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放电影、演剧的俱乐部简直就是仙境，光彩夺目，似乎整座城市都以此为中心，其它，包括政府、学校和林林总总的工厂与企业都不过是它的附属物，不过是它的衍生品。我的几位小学同学就住在铁路俱乐部旁边，课间时他们常常争先恐后地提及晚上那里播映的片子，虽然那基本都是战争片，什么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之类的，或者还有几部吴歌软语般的画中人、刘三姐、红楼梦之类的，但听起来是那样的令我神往，尤其坐在放映大厅里的还有一位从时光深邃处走过来的老者。虽然父亲领着我去过几次，但关注于影片的我从没看到过老戴头，只在电影播映前注意到放映大厅的穹窿顶上漂亮的华灯。那些酷似人民大会堂的灯盏是同样的淡黄色，就像剥开的桔子皮散发微黄的光芒，其中还点缀着许多颇有气势的红色五角星。每次看完电影或舞台剧，跟随父亲回家的路上，我总会不时抬头仰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无限羡慕那些能够陪伴他走进铁路俱乐部的孩子们。那绝对不仅仅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惬意的享受，一种能够区分尊贵的奢侈，是一种深入骨髓之中的自豪与骄傲。虽然当时的电影票只有五分钱，但对于月薪二十几块钱的父亲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何况父亲也有父亲，每隔半年，或者逢上中秋与春节都要给远在山东的祖父寄去十块二十块以做孝心。当然，那个年代，或者这座城市的其他家庭也如此，可是住在铁路俱乐部附近的孩子们因为和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或者就熟门熟路，他们能够逃票，而陪伴老戴头的孩子们则更连逃票都不用了，他们无疑是幸福的。
　　 有一阵子我常常幻想他那个庞大家族的盛况，尤其逢年过节时热热闹闹的场景，成年人们一边热络地聊天，一边忙碌着，炒菜，包饺子，炸丸子，孩子们吵吵闹闹，争夺糖果，放烟花，或者叽叽喳喳地奔来跑去，帮着成年人贴春联。而就在这热闹的旋涡中心，是拄着拐杖，端坐在屋子里的老戴头，他不时和几位家族里有分量的人物说几句闲话，偶尔慈爱地抚摸下某位跑过来讨喜的孩子的头发，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幸福。这种想象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渴望，尤其读过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和那位英国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就更加期待，期待那种缘于血浓于水的热闹，缘于亲情弥漫的氛围。与此同时我明白这真的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奢望，只能寄居于缠绵不休、虚幻缥缈的梦境里。我出生的年代或许还有诞生出一个大家庭的可能，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我的兄长，以及我，我们这一代，都只能养育一个子女，不可能形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更无法形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我的，我们的下一代，正如舆论所述，是太阳的一代。至于属于草莓新生代，我就不知道了。但他们的确算是圈养的，而非散养的，并不懂得手足亲情，也不了解百年前的沧桑世事。对于这一点，我原本没有资格予以批评，因为我同样不是在那种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我的父亲，乃至我的祖父都属于他们父母的独子，算是两代单传，即便父亲因为饥饿不远万里从山东奔赴到黑龙江，最终落户于绥芬河，他也没能将他的父母及妹妹带过来，每逢年节我们一大家子也不超过十几人，更何况由于工作原因与地理上的距离，十几个春节，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我们家里只有六七个成员甚至更少在欢度，尤其这几年，大年夜八九点钟我的哥哥姐姐就会告辞而去，只留下业已年迈的父母，我，和我的女儿。即便我们四个，谁都没能坚持到十二点，谁都没能看完春晚，无论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