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心思想，冒号
　　 朱老师和秦老师是夫妻俩，朱老师是丈夫，秦老师是妻子，两人都是五十岁上下，南方人。
　　 朱老师个子有一米八多，身材较胖，脸又圆又白，头发后梳，纹丝不乱。高三时，他教我们历史。课堂上他总是板着脸，但也很少朝学生发脾气。他上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书上有什么，他就讲什么，没有的基本不提。
　　 等到了复习阶段，他就找到一本高中历史复习资料，然后，将书里归纳好的每一章节的学习重点和难点，一点不差地抄在小黑板上，上课后，就把小黑板挂在大黑板前，让我们将上面的内容抄下来，念，背，记住。在此基础上，他再发讲义给我们做。
　　 上他的课，真的很无趣，但我们又不能换老师。理科班有同学说，朱老师在高二时，曾经教过他们语文，那语文课上的，说什么好呢？
　　 那理科同学说，朱老师上语文课，就是认字、分段，总结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每学完一篇课文，他就会让学生记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一般都是他读，学生拿笔在笔记本上记录。那学生还故意学着朱老师的腔调说：中心思想，冒号，本文通过……（记好了吗？），反映了……（记好了吗？），表现了……（记好了吗？），揭露了……句号（记好了吗？）。
　　 朱老师人长得很高大，但却很怕校领导。无论是上课下课，只要他见到了校长或其他主要校干，总是要表现出毕恭毕敬、低眉顺眼的样子，这让我们觉得，和他的形象很不相称。
　　 而他的老婆秦老师就不一样了。秦老师面善，整日笑眯眯的，上课也比较风趣。
　　 她教过我们劳技，也教过我们生理。
　　 劳技课是教我们生产劳动技术的，可秦老师原本是城里人，她懂什么生产劳动呢？好在仅仅是“纸上谈兵”，因此，这也不妨碍她侃侃而谈。
　　 秦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那些内容，大多数我都熟悉，但却觉得都离她都太远。她说“水浮莲啊”、“水花生啊”，我心里就说：你见过水浮莲和水花生什么样吗？
　　 等她改教我们生理时，我就不觉得别扭了。她是大人，领着我们了解人的身体，这不太正常了吗？在讲课时，她不像我以前的初中老师那样，对书中的一些敏感内容，总是遮遮掩掩的。她不，有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讲到“睾丸”时，她说：“睾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蛋子’，我们在座的每人都有两个。”说完，才觉得不妥，又补充说：“我说的只是男生，不包括女生。”她的话逗得男生哄然大笑，而女生们，则在男生的哄笑声中，齐齐低下了头了
　　 朱老师和秦老师虽然性格迥异，但他们还是挺恩爱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俩，在校园里默默并着肩行走，出门买菜或散步，非常和谐的画面。
　　 他们有一个女儿，很白很漂亮，当时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女神级别的人物。几年前，她就嫁给了学校的一位男教师。她的丈夫是研究生学历，教学水平也不一般，因此有点自负，觉得自己处处应该比别的老师强。她虽然漂亮，但却只是高中毕业，也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婚后，她的丈夫就要求她自学，考文凭。她并不想学习，但丈夫却天天逼着她学习、学习。一次考试，她没有考好，丈夫竟然打了她一顿。她跑出家，丈夫还追着她到室外打，许多学生都看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应是深秋了吧。那个下午，天上还下着雨。此时的她没有进屋，只是披头散发的，在外面的一棵小树下站着，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之后，我们会偶尔在校园里看到她，她走着走着，会突然地自顾自笑了起来。
　　 有学生说她疯了，是她丈夫逼疯的。
　　 还有同学很是不解，说朱老师两口子和女儿住得那么近，他们怎能眼睁睁看女儿受到如此虐待呢？就有同学说：那你让朱老师两人怎么做？去揍女婿一顿，还是上告？
　　 朱老师和秦老师还像以前那样，波澜不惊地工作、生活着。
　　 那天上午，秦在学校食堂的大蒸笼里，蒸了一饭盒米饭和一碗狗肉，算是他们俩的午餐。可到中午放学后，秦老师去食堂取饭和肉时，却发现只有饭，狗肉却没了。很显然，那碗狗肉已被某个学生提前一步“顺走”了。秦老师很是生气，她问了几遍，没人理，然后，她就骂了一句：“哪个龟孙孩子，偷我的狗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秦老师骂人，她用的是普通话，还带有点南方口音，因此，没有“难听”的效果。过后，一同学说：还是用咱本地话骂人过瘾。
　　
　　 二、毕业后，你就回委培单位去
　　 理科班有三个班，而文科班只有我们一个班。到高三，又来了一些转读生和复读生，我们班的人数，最多时达到了100。教室也就三间屋大小，50套桌凳（双人的）和100个人挤在里面，其密集程度可以想见。教室里，只有南北两侧留有窄窄的过道，可供同学出入，横排坐在中间的同学，如果想出入，其左右侧的同学，就必须让位，否则，出入的同学，就得先骑一下“挡道”同学的后背。因拥挤而导致的摩擦事件屡屡发生。
　　 秋天过去了，冬天也过去了，春天来了。5月份，预选。
　　 预选，就是正式高考之前的预先选拔，没有通过这次选拔考试的，就失去了参加7月7日全国统一高考的资格。
　　 预选考试一结束，我们多数人，都把各自的学习资料和行李带回了家，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顺利通过预选。但我们班就有一位女生，她空着手就回家了。走时，有同学问她：“为什么不带东西？”她的回答是：“带什么带，几天后还得带回来，麻烦。”
　　 那女生平时成绩一直不错，她那样自信，不是无缘无故的。
　　 预选结果出来后，我们班只留下了60来人，其余的都直接回家了。不幸的是，那个自信的女生，竟没有通过预选。那天，她不得不再次回校，来带回自己的物品。当她背着书包、提着行李，慢慢经过教学楼时，我觉得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惆怅。
　　 走了30多个同学，教室里一下子宽松了许多。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大家在短暂地休整之后，再次投入到书山题海中，做题、朗读、背诵，一个个都似乎进入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
　　 然后，就到了报高考志愿的时间了。
　　 当时我们的那个学校，高考录取率非常之低，能考上重点大学的，更是少之又少。记得我们上一届，有个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结果还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亲切接见，那种荣耀是一般农家孩子体验不到的。而我的成绩，只是在班里二十名左右，班主任对我说，你只重点选择大专和中专就行了。
　　 虽然不太可能有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了，但志愿总不能只从大专和中专报起吧？重点本科院校还是要报的呀，“有枣无枣打一杆”嘛，万一高考时超常发挥了呢？因为，那时我喜欢文学，乐于读课外书，所以，我报了“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等几个院校，除了选“中文系”外，还选了两个学校的“图书管理系”，以为进到了“图书管理系”，那就可以整日与书为伍了。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
　　 志愿中，还有“委培”那一类，我们问什么是“委培”，班主任说：“委培也是代培，就是委托培养，毕业后，你就回委培单位去。”我想，这好啊！去哪个单位不是去？能跳出农门，吃上国家计划，才是第一重要的。于是，我就选择了南方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系代培班填了上去，委培单位是我们本地的教育局。我想，能进教育局也不错。然后，我又报了几个中专学校，审计、财经、外贸什么的。
　　 那时候，我竟没想到，教育局委培的都是未来的老师，还以为是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呢。高考结果出来后，我最终被那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代培班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村里有个中年妇女问我：“上完这个学校，毕业后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去教育局。”她又问：“教育局是管什么的？”我说：“管全县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的。”那中年妇女就认为我不简单。
　　 一天后，我去了一趟学校，见了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得知我的录取结果后，说：“不错，毕业后回来当老师吧，那时，咱们就是同行了。”我心下很是诧异：不是去教育局吗？等离开班主任，我就问另一位老师，那老师说：“教育局委培，就是培养老师的。”我听了，瞬间失望起来，原来是这样啊！因为，我平时不喜欢说话，以前从未有过当老师的想法，而自己稀里糊涂的，竟然就要走上教师这个岗位了，真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之前对“教育局委培”的误解，告诉给了父亲，父亲说：“当老师哪儿不好的？你看现在国家很重视教育，过两年，老师的工资，每月都得超过100块了。”后来，我也就在心里劝说自己，毕竟考上了，毕竟是个大专，毕竟还是自己喜欢的中文系，渐渐地，就心安理得了。
　　 1986年9月中旬里的一天，我离开家乡，走进了那所师范专科学校。两年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