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口呀莫要那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当我在深秋寒意见浓的晚上踏上延安这块土地，我首先想到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回延安》。那是许多象贺敬之那样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去，若干年后重回故地的思念情怀。可以想象，那情怀，有热泪，有欣喜，有顾盼，有感慨……而我，一个来自南方的没有经过战火洗礼的只在影视中见过延安的人，当然不会有那些在延安战斗过的人那种热切心情。我虽也有几分激动，但更多的是好奇。此刻，我环顾周遭，山影憧憧，哪儿是心仪的宝塔山？山谷里隐约听见流水声，定睛一看，一条小河穿城而过，啊！这就是延河！河边到处是矗立的楼房，错落有致地向两边山坡扩展，迷离的灯火，耀眼的霓虹，让我恍然置身于我居住的小城。
　　 当我们九江作家采风团一行人下榻延安大学人造窑洞宾馆，从高处俯瞰延安城，我在心底感慨：延安变了，变成了一座富有现代气息的小都市，山也不是那满眼窑洞不长植被的黄土高坡，河也不是那条在瑟瑟枯草的河边策马扬鞭的的延河了。战争年代延安那一幅幅苍凉而充满激情的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过，我陷入了沉思，在昔日陕北高原这样一块不毛之地，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何以能长期立足于此？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何以趋之若骛地奔赴延安？难道毛泽东真有神灵庇护？当中央红军丧失了苦心经营多年的江西苏区，经过万里长征的九九八十一难之后，老天又在遥远的陕北赐给了毛泽东一块决定中国命运的的福地。这是偶然还是必然？恐怕没有哪个学者能下定论。
　　 毛泽东的确如神降之人，当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之剩下三万人，出湖南，进贵州，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当战胜了千难万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涛节外生枝，公然和党中央闹分裂，使中央红军再次濒临险境。中央红军已经成了一支不到一万人的疲惫之师，很难在川陕甘这么大的区域与敌人周旋，于是在俄界召开会议，决定去中苏边境占一块地盘。当长征的部队进入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修整时，在一张旧报纸上意外地发现阎锡山进攻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方才得知陕北还有块根据地。天助我也！中央红军终于有了落脚之地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非常兴奋，决定到陕北落脚。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宣告了长征的结束。上帝是公平的，让你历经磨难，也会赐给你福祉。大智慧、大胸怀的毛泽东怎能不会有神灵护佑，化险为夷？
　　 进入陕北后，毛泽东果断做了两件事，一是阻止了陕北根据地错误的“肃反”运动，释放了被极左路线迫害的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等一批人，赢得了根据地的人心；二是指挥红军打了一场“切尾巴”的战斗。由于敌人四个骑兵团紧追不放，毛泽东利用吴起镇多山的地形设下埋伏，全歼了来犯之敌，彻底切掉了一直甩不掉的尾巴，成为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扩大了中央红军的影响，在军事上奠定了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的基础。
　　 吴起镇，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很不起眼的小地方，中央红军在此落脚，标志着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求生存某发展的转折点。
　　 陕北是贫瘠的黄土高坡，虽然不是国民党中央军集结之地，但中央落脚之后就高枕无忧吗？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此时红一军团和陕北红15军团合起来才万余人，而国民党驻扎在陕甘一带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蒋系部队，加起来有30多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但好运总是会降临于毛泽东。此时的蒋介石认为红军逃到陕北的只是一小部分，包括张国涛部队的大部分红军仍然在川北和川甘边境，所以蒋介石围剿的重点已经不是毛泽东了，他虽然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但一切军事事务却交给了代总司令张学良，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毛泽东觉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属杂牌部队，战斗力不强，相对容易对付。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容不迫了，就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之前，曾两次大败东北军，让张学良尝到了苦头。1935年11月，毛泽东、彭德怀又指挥红军在陕北直罗镇对东北军109师发起围歼战，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确保了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
　　 直罗战役之后，张学良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并开始与红军接触。除了觉得红军这块骨头难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老家东北已被日寇蹂躏多年，作为替蒋介石背黑锅的“不抵抗将军”，被蒋介石调到鄂豫皖打红军再到陕甘打红军，但张学良和他的将士们情绪低落，家仇国恨，一心想打回老家去。当全国抗日浪潮日益高涨时，毛泽东的好运又来了。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联手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张学良让出了延安城，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从此开始长达10年的窑洞生涯。形势至此，雄才伟略的毛泽东已不再东躲西藏，而是踌躇满志，在抗日的烽火里大显身手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波诡云谲，多少次险境逢生，让毛泽东勇立潮头，处惊不变！
　　 当我驻足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工作和生活过的延安杨家岭、王家坪、枣园那一孔孔窑洞前，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中共高级领导的安生之处——昏暗而逼仄的窑洞，简陋而破旧的桌椅、床榻，泥墙上挂着的地图、文件，案头上的手摇电话机和油灯，一切的物品都缄默着，仿佛还散发着70多年前那紧张而热烈的气息。多少个夜晚，心系中国命运的毛泽东在昏黄的油灯下写下了大量的指导中国革命的著作，尤其是著名的〈论持久战〉连蒋介石也不得不首肯，甚至印发到每个国军将领学习。
　　 面对命运多舛的人生，毛泽东有时也有几许惆怅，在月光洒落清辉的夜晚，他在窑洞前独自散步，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词，不由得轻声吟哦起来：“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仿佛感受到了唐后主李煜把自己的人生比作烛火蓬草,漂泊不定，上天注定了自己这一生,现实总是与心愿想违.天教凄凉,是天底下最深的无奈。可是，毛泽东毕竟不是平庸之人，不是落寞丧志的唐后主，他是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于一身的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常常吟诗作词，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字里行间散发的豪气与霸气，让多少高官、文人折服！
　　 在暖阳斜照的下午，我登上了具有标志意义的延安宝塔山。当年的荒凉黄土，如今满眼苍翠，花香鸟鸣。巍巍宝塔承载了一千多年厚重的宗教气息，见证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延安度过10年艰苦岁月的情怀。1944年春，毛泽东在陈毅、叶剑英、郭沫若等人的陪同下登上宝塔山，毛泽东爽朗的笑声，诙谐的话语仿佛还在宝塔山上回荡。仰望厚砖砌就的巍巍宝塔，我脑海里突然掠过一个身影，那就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常败将军胡宗南。这位毕生追随蒋校长的黄埔一期生在延安闹出了笑话。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23万人进攻延安，而毛泽东临危不惧，率领中央机关八千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在临行前说，打仗不在一城一地得失，有人失地，地终可得，有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少则1年，多则2年，延安仍要回到人民手中。这就是毛泽东的非凡胆略！当胡宗南占领延安发现延安是座空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向蒋介石谎报大捷，甚至率领众将官兴高采烈地登上宝塔山，在千年宝塔前留影庆贺。可以想象，在陕北的黄土沟壑中与敌人周旋的毛泽东一想到胡宗南在延安城狂欢的丑态一定会哈哈大笑！
　　 延安，给人以太多的想象与憧憬。毛泽东在这里的10年，演绎了多少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故事，说她是革命圣地，一个圣字，蕴涵着命运之神赐给了中国共产党一块福地，从此，中国革命大踏步地奔向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