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藤类植物来说，要想长得旺，爬得高，必须借助于架子。春天里，农人在菜地里栽黄瓜、豆角，总要在那些幼嫩的秧苗旁，用木棍、树枝或紫穗槐条子搭起纵横交错的架子，便于黄瓜和豆角们在此后的日子里，攀爬、蔓延，在展枝、开花、结果的进程中，逐渐地生成一派错落有致的田园风光。
　　 在乡村，也时常能够看到一些居家院子里，栽有葡萄、丝瓜，葡萄当然要有葡萄架，丝瓜要是没有架，那它干脆就爬墙、爬电线，墙和电线也就成了架子。
　　 架子提供的是支撑和托举的作用，没有架子，藤类植物就无法达到生命的高度，这也如同演奏架子鼓，假若拆掉架子，任凭人怎么敲打，那些乐器都不会发出富有质感的悦耳音响。
　　 植物的架子和乐器的架子，都是外在的、附属的，而人类的最重要的架子则是原有的，与皮肉密不可分的，那就是骨架。骨头，让人得以直立，并拥有了内在的力量。
　　 但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却总是喜欢“没有架子”的人，这里的“架子”就跟骨头无关了，它是指人装出来的样子。
　　 人一装，就不太容易看出其本来的面目了。当面前出现一个不确定的、良善难辨的人，你的内心难免不忐忑或戒备起来。而假如有一个你崇拜已久的偶像或尊者，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且温和如家人，亲切如近邻，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子，你心中的感慨则何如？
　　 这使我想到了苏轼，他在杭州为官期间，与民共赏牡丹，兴尽，大醉而归，并写出了“人老簪花不自羞”的诗句。当时人们看到苏轼簪花醉归的神态，一定不会把他当成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只会把他看作一个有趣的、感性的长者。
　　 还有一个关于季羡林老人的故事。他虽然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但在北大任校长期间，却因为衣着朴素、面容和善，不止一次地被刚入学的新生误当成学校的勤杂工，让他帮助看行李，他也非常“尽责”，有时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
　　 苏轼和季羡林都是没有架子的人，他们靠自己的学识、胸怀、风范赢得了人们的尊崇。
　　 而人所谓的架子的形成，大多是在别人的艳羡和吹捧下，过分高估自己的结果。平民百姓见到自己敬畏的人，往往都是取一种仰望的姿态。仰望，就在无形中拔高了被仰望者的地位，使他们不自觉地摆出了优越感十足的架子，并逐渐产生了高人一等的心态。
　　 而真正自身硬而又心底坦荡的人是不需要“架子”的，因为没有架子的支撑，他们同样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正气变得强大而顶天立地。只有那些腹内空空且心术不正者，才靠“架子”立世，而一旦摆脱架子，他们那个虚高的形象便会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