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的花圃里，立着一排肥嘟嘟的仙人球，仙人球背后是两排两人高的玉兰树，彼此照应着，我分明看见了两只山喜鹊。
　　 不错，是山喜鹊！黑色的脑袋，灰色的身躯，长长的尾巴，肚子上是柔和的灰白色，都是印象当中的样子，都还能对得上。而且它们也总是侧着脑袋，拖着尾巴，站在枝头上，像两把灰白色的折尺。
　　 它们是在各自说话还是在相互聊天？那么热闹，那么泰然。行人也好，飞鸟也罢，它们一概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一刻，只有清脆的叫声，只有灵动的身影，让眼前狭窄的春天平添的些许生气。
　　 远山还是秃的，河流还是静的，玻璃窗还是关的，我们还是下意识地竖着衣领。
　　 燕子没来，布谷没叫，鹅鸭没有下河，牛羊也没有出圈，春节的余味依然让我们不时地显得迷迷瞪瞪，慵懒的状态让我们疏忽了世界的缓行，猛一抬头，没想到拽着春天跑在前头的居然还是这么个小东西。
　　 春天要么是从远方赶来的，要么就是在原地生长出来的，只是我们时常错过它的脚步，也不曾仔细聆听过它拔节的声音。
　　 小时候，伙伴们喜欢匍匐在地上听地下的声音，人们都说这样做是个傻子。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忽然就想做那么一个可以聆听土地的傻子，一切随性，听凭流年；或者是在山林里游荡的山人，了无拘束，徜徉天地；抑或是靠在草垛上晒太阳的闲汉，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那样的话，我就会成为大自然的信息员，只崇拜自己，还有春天。
　　 春天，它现在就在这儿，去年的春天不也是从鸟叫声开始的吗？
　　 眼前的这两个小东西，无意中提醒了我，让我勾连起一些关于村庄和童年的记忆，还有春天。
　　 它们实在不是什么精贵的鸟儿。打记事起，我们就是熟客，后来各自离开，也就见得少了，没成想几十年过去，一个圈转下来，它们还在。还是那么闹腾，还是那么精神。
　　 它们记不得我了，它们也已不是它们。
　　 我们叫它们山喜鹊只是因为我们都常住在山里，据说它们的学名应该叫“灰喜鹊”。无论是我们的叫法还是它的学名，都算普通的，好比村里的“二狗”和”三娃”以及水沟边随处疯长的杂草，怎么叫着都行，没人惦记。尽管它的身躯比燕子大几倍，可待遇差多了，那些远方飞来的燕子，一来就可以呆在人家的房梁之上，骄傲地俯视一切。即便是叫唤，燕子被称为“莺歌燕舞”，喜鹊只能叫“叽叽喳喳”了，甚至喜鹊有时还能被人当作下酒菜，燕子依然在房梁上继续唱着歌，不时还赏点粪便落入主人家的菜盘子，主人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绝无报复的念想。
　　 燕子飞得很快，离我们很远，山喜鹊飞得很慢，离我们很近。
　　 大清早，我们还在沉迷于暖融融的被窝时，山喜鹊就开始了它们的鸣叫，声音很大，且众多的叫声此起彼伏，就在我们的耳边回旋。我们最多再翻一个身，就抵抗不住了，只能起来。励志的人感谢它们的提醒，慵懒的人，如我，是厌烦的，不过也不至于愤怒，早迟都得起来，干嘛偏要赖一会儿呢？再说，人家既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也没存什么坏心，你若动怒，岂不是自作多情？
　　 忽然想到了那几句俏皮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那个俏皮的女子偏偏要责怪于热闹的黄莺鸟，虽不讲理，也情有可原。也是，人家好容易睡着了，做梦了，梦到与丈夫相聚了，你两声鸟叫吵醒了美梦，不正是不解风情吗？实在是大煞风景啊！
　　 我们自然不会做类似的美梦，兴许我们就没有做过梦，睡都睡不够，哪来的时间做梦？
　　 吵醒的我们瘫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看到枝头上的喜鹊，也随手捡起一个石块，往上扔去。它们没有任何反应，我们也只是做做样子的，他们懂的，那时节我们很好。
　　 大人们是乐于听到喜鹊的叫声的，因为传下来的说法，喜鹊叫唤是很吉利的事情，说这表示着家里会来贵客什么的。当然，也只是说说而已，穷乡僻壤对的，住着一群八辈贫农，哪里会有什么贵客，哪里会来什么贵客？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稀罕什么贵客，想都没想过。眼前炊烟袅袅，溪水清清，松涛阵阵，鸡鸭成群，比什么都好，要不，这些鸟儿干嘛老来这些个地方呢？
　　 我们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喜鹊从村东头飞到村西头；我们奔跑、追逐、打闹，它们飞翔，追逐，打闹；我们在门前停下，他们在枝头休息；我们在院落里玩耍，它们在天空里盘旋；我们不是什么亲人和朋友，不过是来个两个不同族群的邻居，生活在同一个天地之间，它们喜欢天空，我们承载大地，大多相安无事，只是偶尔交集。
　　 我们的生活因为它们而多了些生趣，它们的生活也会因为我们而更具斑斓。
　　 人和所谓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应该生活在同一个院落里，我们离不开它们，它们也未必就离得了我们。《荒岛余生》中汤姆汉克斯演的大胡子，如果有一只鸟在身边的话，他会怎样地兴奋，他还会用一个破排球画个头像，然后和它聊天吗？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之后，许多村庄被迁走，成了动物的乐园，当这些动物再次见到人类的时候，非常地陌生，而且动物们也变异得很快，像吃了添加剂，面目全非，终成异类。
　　 这些道理燕子知道，大雁知道，麻雀知道，松鼠知道，喜鹊也知道，我们未必知道。
　　 我们曾经把喜鹊的样子剪成窗花，贴在卧室的窗户上，两只喜鹊面对面站在树枝上，称为“喜鹊登枝”。喜鹊登枝，也就喜事临近了。这是个朴素的愿望，合理，温馨，也非常容易就实现。
　　 后来，我们却把猎枪对准了树枝。
　　 山里成片的樱桃熟了，红彤彤地坠在树上，发着亮光，滴着水滴，招来了天网般的麻雀。我也举起了猎枪，起初只是为了赶走麻雀，枪一响，麻雀就飞走了。后来，随着枪法的逐渐熟练，正当麻雀沉醉于美味的时候，每天总是有那么三五只麻雀栽倒在地。
　　 每家每户都有樱桃园，猎枪的数量也多了起来，打麻雀成为一种时尚，油炸麻雀的香味在村口飘荡。
　　 枪声起初并没有引起其他鸟儿的警觉和防范，山林里的小动物也不知道它们从此会遭遇到这样的大家伙。看到同伴倒地的时候，它们都不太明白，也反应不过来，像非洲的土著见到了西装革履的欧洲贵族。当这些土著面对《圣经》虔诚地奉上土地的时候，却没有换来贵族对于他们表现出来的理应的高贵。他们抢走了土地，也带走了《圣经》。
　　 终于兔子跑得比以前更快了，雉鸡飞得更远了，竹林里的斑鸠好端端地站在那儿，枪口都可以抵住它们的尾巴，斑鸠是最傻的。
　　 这些家伙对于我们的好感逐渐损耗，最终消失殆尽。
　　 我家门前的那棵大树上，垒起一个很大的喜鹊窝，老喜鹊每天在上面飞来飞去，叫个不停。谁都知道，那里面肯定有不少小喜鹊，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动静。
　　 父亲有一个同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虽然还够不上城里人，但和我们纯粹的农村人很不一样。他每天都会拎着一个玻璃茶杯，里面的茶叶泡得像个小树林，走路的时候，两只胳膊不时地向前向后画着弧线，进我家都是踮着脚的，生怕灰尘弄脏了他的皮鞋。他时常拍拍我的脑袋，说着一些鼓励的话，我听着特别别扭，离他远远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假。
　　 他瞄准了我家门前的那窝山喜鹊，父亲虽说不大同意，但到底没有制止得了。他说等这几个小家伙好长时间了，它们该长大了，吃山喜鹊能医治头痛，我家谁谁头痛。没办法，五六只山喜鹊被全部打下，鸟窝被打穿，树枝和杂草摇摇摆摆地从树顶上落下。
　　 父亲没说什么，我们知道，属于我家门前的叫声从此绝响。
　　 时隔不久，父亲砍倒了那棵大树，倒不是完全是因为山喜鹊的遭遇，只是砍树而已。
　　 山喜鹊有没有治好那家人的头痛病，我们都不清楚，也懒得关心。反倒是一想到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有点头痛。
　　 长大后，我知道不是每牺牲一个生命或者付出一些代价就会换来一个生命或有所赢得的。这里没有萨满教里的巫师，生活也不是跳大神，有些劳作注定就是徒劳，何必呢？
　　 我们毁掉了乡村，我们搬离了故土，我们学会了斯文，我们标注着文明……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懂得生活，我们正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永远的拼搏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信心满满。
　　 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样得到都伴随着相应的失去。
　　 我们还忽略了自己只要是在居中，就未必比局外更清醒。
　　 我的小区绿化很好，麻雀倒是有不少，只是没见过山喜鹊，原本也不是它们呆的地方，不过，我有时想，兴许有一天这它们也会飞过来，毕竟它们是我曾经的故人，而且我家也早已就没有了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