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国美协理事、北京美协副主席的官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回想起1993年与官布先生的一段接触，虽然已经经过了20多年，却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年受美国华裔刘医师的私人邀请，官布先生在美举办了两个画展，并游览访问了美国。展览的规模不大，却引起了当地华人的重视，参观者络绎不绝，在当地的华人圈内刮起了一股关心祖国的热。官先生赴美办展之事引起了各方面的好奇，为了满足部分友人对此的好奇，我受各方面之托，拟采访一下官先生。
　　 当时官布先生受邀在我所在的农工党北京市委所属的东方书画研究社任负责人，我就是农工党北京市委机关干部，并兼东方书画研究社理事。于是我以此身份提出要拜访一下官先生，先生欣然应允。
　　 在约定日期的下午，我如期而至，官先生也似乎是刚刚赶回家。官先生一边给我让座，一边为我倒水。弄的我十分地拘束，准备好要问的话一时忘了干干净净。官先生见我十分尴尬，于是就笑着和我拉起了家常。官先生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民主党派机关，在党派机关工作是否习惯，问我是否也学过一些书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渐渐地我的心里平静了很多，于是就逐步试着开始了“采访”。官先生十分开朗，他笑着说自己并不喜欢被采访，一是自己时间紧张，不如多花些时间去搞点创作；其次有些记者言过其实，报道的东西与事实有出入。他说，许多记者对出国办展的事情，动不动就用“轰动”了某某国、某某地的说法吸引读者，其实，外国人一般并不认同我国的水墨画，他们对黑白的水墨画并不理解。当地的观众基本是自己华人、华裔，他们除了参观画展，还蕴藏了深深的乡情，身在异国他乡，思乡之苦自然是不必多讲，希望多了解家乡的信息也是一种寄托。听了官先生的一翻话，我不禁暗暗吃惊。在书画界我也接触过不少，外出办展一般都被当成一种荣誉，回来后即使不吹嘘如何“轰动”，一般也不会坦言看画展也是出于一种对“乡情的寄托”。官先生在美术界也算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了，如此直言、如此谦虚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官先生讲：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蒙古族画家，对祖国、对民族我应作出更多的贡献。
　　 官先生出生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是个半农半牧的地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官先生虽然从小酷爱美术，但当时却连一张普通印刷品的画片也很难得见到。一天官先生捡到一张烟盒里的画片，就当宝贝似的珍藏起来。当时许多烟商为吸引顾客，在烟盒里放上一些小画片，有的甚至是成套的故事。这张烟盒里的小画片，就成官先生了的启蒙教材。后来，官先生考入了伪满洲国的国立高中，是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中，第一个有机会上学的人。官先生的弟弟是解放以后，才有机会走出家乡上大学的。
　　 这一切使官先生深深体会到，是新中国的建立才使自己走上了崭新的生活道路，能从事专业美术创作事业。并有幸最早被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又被送到内蒙古大学文学艺术研究班去提高文化素养。在艺术创作上得到提高，使官先生对新中国的一切充满真挚的热爱和发自内心感情。
　　 谈到此次赴美办展，官先生讲，这位资助办展的刘医师，自己起初并不认识，是他主动找到官先生的。刘医师提出一切费用由他负担，并且不要任何回报。本来官先生是有些犹豫，但刘医师一再盛情邀请，于是官先生才踏上赴美的旅途。在美国刘医师邀请官先生游览了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十几个洲，并在洛杉矶的东方艺术中心和喜瑞都市古风艺苑为官先生举办了两个个人画展。这一点也是官先生终身难忘的。
　　 谈起对未来的设想，官先生告诉我，现在他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但生活很充实有时虽然也忙得不可开交。恨自己分身无术，但我感到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可以专心创作的理想时刻到了。官先生直率开朗的性格一次次地感染了我。我回来后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一篇报道官布先生赴美举办画展的文章。此文最先发表在《团结报》上，后又被选入《蒙古族画家官布》的一书中。书中还收录了端木蕻良、雷正民、蔡若虹、鲁光、李问汉、郑叔方等人的文章。
　　 而后，先生拖人送给我了一副书法（对联），我因听说先生喜欢马，并把书斋命名为“风马堂”，于是就为其刻治了一方“风马堂”的印章。后来我轮岗到其他处室至，官先生也不再担任书画社职务，双方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因此就再也没能有机会见面。
　　 前几年我退休了，时间也充裕了，本想再次拜访官先生，但听说先生身体欠佳，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不便打搅，希望等先生身体好一些在说，结果却成为了终生的遗憾。
　　 斯人虽逝，但先生为人性格的直率开朗，处世态度的鲜明坦诚，以及对艺术追求、探索的精神，却是风范长存，永驻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