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寂寥过，我发现。
　　 这些年，我路过许多知名和无名的村庄。我，一个村庄和田野爱好者，脑袋里存着对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甜蜜的事业》、《人生》等电影的记忆，像个古代的采诗官，不断地在一些日光漫溢的假期深入到我故乡的一个又一个村庄，深入到作物和垦开的红壤浓郁的呼吸里。踏着露水徒步，在樟树乌云般的身影下小憩，对每个站在清凉的屋檐下张望我的陌生人甚至狗微笑。
　　 呵，其实我并不是从城市流窜到民间的肤浅的猎奇者，对于乡村背阴处的苦与痛我知道的并不比村庄少。我有过数年乡村生活，它的遥远与短暂成就了我对于乡土的错觉和怀念。我不断地路过村庄，不断地想把自己对于时代的失望摊开在田野上去翻晒。
　　 在田野上，我还是碰到了时代带给我的失望：我在一天路过10个村庄，见到的年轻人却不到1个。10个村庄驻泊在春天的绿浪和阳光的激情当中，10个村庄的天空都飘着好闻的柴草味的炊烟和蜜蜂轰炸机编队的轰鸣，但10个村庄的天空下，竟听不到一句情歌。
　　 我对于爱情的最初印象，是置放于民歌背景中的。是劳动加歌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希望的田野上携手前进的那种。是王贵和李香香，是小二黑结婚，具体到《人生》中，是高加林和刘巧珍（而不是县里的那个广播员），一支甜蜜或伤心的歌在黄昏的荒塬上画龙点睛（我迄今都认为，那个有文化的广播员没有巧珍一半漂亮和可爱，我想不通高加林怎么能做到为了和广播员的共同语言抛弃他和土地的共同语言）。
　　 如果村庄里没有了年轻人和情歌，村庄还算不算村庄？
　　 我每年都会想办法去一次鄱阳县的祥环村，虽然外婆一家在20年前就搬到县城定居，但我童年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我对农业的感情、对成长的记忆，还有最初的友谊也都停留在那里。9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回到祥环时，一般都要住一两晚，我童年的3个朋友都在村里，两个小学没读完的在家种田，一个读过初中的当没有行医证的乡村医生，业余幻想成为乡土小说作家。我被童年的友谊留宿在村里，他们已经成为村里响当当的年轻人，传统或自由地恋爱，结婚。村里有一批20岁上下的小伙子和姑娘，他们一起出门耕种，打柴，修水渠，在草帽的掩护下眉目传情，唱歌传情。故事在他们中间生长，比田地里的作物还丰富。
　　 此后的数年里，年轻人流失得比水土还快。祥环的姑娘和小伙子，被时代抓起，沙土一样撒在了福建的漳州、泉州等城市的边缘地带。张火林和他的3个兄弟在建筑工地上打桩，张松林踩黄包车。家境殷实的张北林是最后一个离开祥环的，他先后三次从漳州回到村里，行医，写小说，几乎成为村里唯一的留守青年，被其他人视作懒汉和另类。前几年回祥环，我还能去他家喝酒，2001年，他把数个子女托付给老父亲，带着妻子去了厦门的一个鞋厂。
　　 村后的新楼房把前村的泥瓦房淘汰了，但楼上楼下住着的都是老人和小孩。村前的道路成为麻雀的田径场。洗衣塘上失去了喧闹，一部分田地在野草的围困下荒废，一部分老人，在漫长的寂寞中提前衰老。
　　 我到祥环，没人留我过夜了。
　　 大概从2000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去一些地方开笔会，采风，没有目的地行走：九江、宜春、上饶、景德镇、赣州、抚州……我差不多真的要走遍江西了，我路过的村庄有没有100个？我在那些村庄里见到的年轻人有没有10个？我真有些说不清楚了。
　　 2003年春天，跟3个朋友在婺源漫游了一周。中国最美的乡村，也没有留住它的年轻人。我们开着越野车，路过一个又一个名字美好的村落：甲路、里坑、豸峰、思口、延村……我以为有旅游业的修饰，村庄会年轻些，但我们见到的年轻人几乎都是游客。每一个村庄像我的祥环一样，属于老人、儿童、狗和蜜蜂。儿童坐在门槛上玩泥巴和自己的手，老人零星地散布在静默的山野间，脊背被锄压得接近90度。
　　 负责开车的是鹰潭的一个摄影家，以艺术和恋爱为业。他对村庄的空虚比我敏感不止10倍，因为10多年前，在他的游弋范围，他几乎能做到村村都有丈母娘。一路上，他卓越的泡妞才能无法施展。在里坑，看到一个28岁的少妇，他跳下车去，拽着人家套了半天的瓷，硬说她可以上《福建画报》的封面。
　　 在我们赣东北地区，最有名的人恐怕不是当地的县长，德林是我家乡的年轻人最熟悉的名字，它被刷在从县城街道到乡村厕所的每一堵墙上（类似当年的三株口服液），他把我们地区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统统编码成一个没有性别的词——劳动力，然后又用另一个词——劳务输出，把他们运输到沿海各省，最终把他们落实到另一些词当中：打工仔、民工。
　　 德林对繁荣地域经济做出的贡献我得承认，但是作为一个乡土文化的爱好者，我忍不住要批评他，他在输出劳动力的同时，也把村庄里的活力也输出了。村庄为了富裕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村庄一天比一天更像个年老的哑巴，村庄最动人的情歌在通往城市的路上变成了一首词曲风格都有点低俗的《流浪歌》。
　　 以前我弄不懂中国的乡土小说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突然断流了，毕竟，农民还是中国人口比例中的大头。有一天忽然想明白了，没有年轻人和爱情的村庄，写出来该有多么乏味。
　　 张北林的弟弟从厦门带了一个湖南妹子回来，祥环村首次有了说普通话的媳妇。与此同时，松林的老婆在打工地跟着异乡人私奔了3次，松林最后一次原谅她后，她像被别人偷去骑了几圈的自行车一样又回到了松林的身边，日子没有留下缝补过的痕迹。
　　 90年代初我在深圳浪游时，寄宿在一家服装厂的宿舍里。那段生活留给我3段不可思议的记忆。一是关于一个20岁的安徽帅小伙，那是我见过的农村青年里少有的时尚分子，1米78的身高，总是敞胸穿着长袖红方格衬衣（以便露出里面的白色弹力背心）。他先是和同厂的一个姑娘谈恋爱，被姑娘抛弃后，竟在一夜间升级成了那姑娘母亲的男朋友。我每天傍晚路过他的宿舍时，都能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身体膏药似地粘在一起。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我鄱阳的一个老乡，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村小伙子，在服装厂的食堂当厨师，一点也不帅，只是凭着会打架的本领，就迷住了家住河南驻马店市一个大学毕业的漂亮女孩。我们都以为这是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事实比我们的预言更曲折：那个小伙子在我离开深圳后不久即因参与走私被判了8年徒刑，女孩未婚先孕怀着他的孩子，跋涉千里找到小伙子远在鄱阳农村的老家，为他生下儿子，并在那里等他刑满释放。他还没有放出来，农村的贫瘠和陌生摧毁了她的执着。她留下那个没见过父亲的儿子，回到了北方的城市。
　　 第三段记忆是宿舍附近的一家镭射录像厅，里面每天放着三级片，光线永远暗得看不清身边的脸，我很快发现了录像厅的奥秘：每次幕布上出现火爆镜头，底下的座椅居然发出人的呻吟。一个比我早去深圳半年的朋友告诉我，看录像的都是一些住工厂宿舍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他们没钱去酒店开房，就把录像厅当成了村子后面的草垛。更穷的人则去工厂围墙外的草地上解决，经常被治安员和地痞罚款敲诈。
　　 村庄里的爱情输出到城市后，乡土文学就变异成了打工文学。
　　 2004年，我童年的朋友张火林路过南昌和我谈起祥环的事，说北林已有两年没回家过年了。只有赚到了钱的人才会回来过年。以前大家都是坐比罐头还挤的长途汽车来回，现在多是结伴骑摩托车。他说，从漳州到祥环大概600多公里，今天一早骑车出发，第二天中午能赶到家里吃午饭。我问他，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回来创业的年轻人？他说，在外面开野摩的，比在家里开个小厂还赚钱，为什么要回来呢？
　　 火林说，他也只有在过年时能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见上面，现在的村子，只有过年才会有点人气，正月一过，村里就又空了。
　　 我没在过年时去过祥环和别的村庄，但我能想象出，过年对于村庄就像一场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主角们都回来了，表演造楼房，打麻将，展示五花八门的普通话和时装，然后跟那些老年和幼年的观众深情地说：明年见，明年会更好。
　　 联欢会越精彩，演出结束后的舞台就更空洞。
　　 没有情歌的村庄，继续把老人和儿童抱在怀里，把四季和孤独抱在怀里，村头的樟树继续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眺望，不知是望见了希望，还是看到了村庄内部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