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我一般都是在食堂完成。住单身宿舍的男教师也大多都在食堂吃饭。周老师有时去食堂打饭菜，但不在食堂吃，因为他要在宿舍和儿子一起吃。如果时间允许，他就自己在宿舍做菜，并且他还要在宿舍喝酒。
　　 因为他住在那个套间的外间，如果我去宿舍，就必须经过他那道关。刚在宿舍入住时，有次我打了饭菜去宿舍，正好遇见他与其他两个老师一起喝酒。他就招呼我，喊我坐下喝两杯。我没好意思，就婉言谢绝了。在里间吃饭时，我听到他给那两位老师说：“这孩子老实，啥也不懂。”
　　 自此，我再也不去宿舍吃饭了。
　　 那天中午，吃完饭，回到宿舍，他还没有吃饭。见了我，他说：“你看我这还有大半瓶酒，咱两人一起喝了吧，我自己喝不完，下午还得上课。”我说我吃过饭了，他说：“吃过饭怕什么，你少喝点，就算陪我。”我也就答应了。
　　 酒是最常见的地方白酒，一块钱一瓶的，菜是他做的青菜炖豆腐和辣椒炒鸡蛋。喝酒时，他开始给我介绍酒场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如何让座，如何敬酒，如何打酒官司，之后又给我讲经常和他喝酒的一些人的故事，说谁谁能喝，谁谁讲究，谁谁当了干部也没架子。还说他的一个同村人经常收死猪，然后向城里卖，现在有了钱，不收猪时就天天喝酒。我问：“那你跟他一起喝过吗？”他说：“喝过，经常喝，虽然他收死猪这点不好，但人还是很义气的。”
　　 他说的有些人和事，如果我不感兴趣，我就走神，任凭他说个不停，反正我也不往心里去。我发现他喝酒有个习惯，就是不大吃菜。他每喝一杯酒，就要喝一口开水，然后再象征性地用筷子夹一小块豆腐或鸡蛋，有时根本就不吃菜。我事先吃饱了，也不怎么吃菜，所以桌上的菜大都是他小儿子吃的。
　　 我不太喜欢周老师在喝酒时，絮絮叨叨地东拉西扯，所以为了避免再次与他一起喝酒，一在食堂吃完饭，我就去年轻老师的宿舍里去玩，或者直接去办公室。
　　 要是他晚上也喝了酒，我能躲得了他的酒场，但却躲不了他的呼噜。因为只要喝了酒，他睡觉时一定会打呼噜，且打得特别响。尽管他住在外间，我在里间，中间的门也关上，但他的呼噜声依然会清晰地传到我耳中来。
　　 谁知等冯老师退休后，他竟然搬到了里间，夜晚，他的呼噜声就再也没有阻隔了。
　　 他的呼噜声，高时就如猛虎在空谷呼啸，有时又如火车在大地上轰鸣或如电钻在墙壁上打眼，低时则如风吹叶片，或老鼠过梁。尤其让人受不了的是，他打呼噜的节奏让人难以把握。他剧烈打呼噜时，我的心脏是随着那呼噜声起伏的，高，高，继续高，我的心便跟着提，提，提到嗓子眼。就在他声音高到极处，我以为他要憋过去的时候，那声音却又突然降了下来，降到了零点，甚至达到了无声无息的境界。我的心跟着一下子回复平静，那份静让人感到异常的难得，也禁不住想长舒一口气。接着那声音又从无到有，细微地，仿佛很远处发出的动静，且能持续好长时间。而我正在平心静气，想要趁此机会入睡的时候，那呼噜却又猛然发作起来，所向披靡地发作起来，让我猝不及防，原本放下的心，再次为之急速起落。
　　 那些夜晚，我真的不知自己最后都是怎么睡着的，没有美梦，只有煎熬。后来，只要一看到周老师晚上在宿舍喝酒，我就头晕，就抓狂，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我从不主动陪周老师喝酒，所以他就觉得我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从他的平日见我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对我的不满。
　　 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在宿舍，我经常抱着文学书刊来看。那晚，周老师又喝酒了，我想，你喝就喝呗，反正睡不着我就看书，你打呼噜只管打去。没想到他在外面喝完酒，进宿舍后，就直接坐在了我的床上，然后他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嘴里喷着酒气对我说：“学校最近要进行一次书法展览，上午我为这个展览写了一首诗，现在给你看看，不好的地方你就修改，修改后就算咱师生俩写的，看起来你喜欢文学，你改的我放心。”说完，他就回自己床上去了。
　　 很快，那边的呼噜就响起来了，在惨烈的呼噜声中，我开始反复阅读他的小诗。小诗不长，大概有二十行左右，内容是赞美中国书法的，但写得确实不怎么样，语言平淡直白，没有诗的美感和意境。
　　 那段时间，我正巧订阅了几本文学刊物，新诗是经常接触的，也偶尔学着去写。所以，我就觉得周老师的那小诗基本没什么价值，没有修改的必要，然后我就在床上自己构思了一首。
　　 第二天早上，我把头晚构思的小诗，写在了纸上。上午，又润色了几遍。午饭后，我把定稿后的小诗递给周老师，说：“周老师，你昨天写的那首诗我看了，我怕破坏了你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就没改，现在我又新写了一首，给你看看。”他接过去简单看了两眼，就放在桌子上了，然后，他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问：“我写的呢？”我说：“在办公室了。”他面无表情地说：“等一会把我的诗送我办公室去吧。”
　　 说完，他就出去到另一位老师的宿舍喝酒去了。我看到，我写的的那首小诗，被他丢在了他的饭桌上。我想：周老师可能是生气了，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天真，太自以为是了？
　　 我把我的那张纸拿起来，撕了。
　　 二天后，书法作品展如期举行。所有参展师生的书法作品，都被张贴在我们办公室东墙外的那块大黑板上。书法作品的最前，是周老师自己创作、用毛笔亲自书写的那首小诗，小诗下面清楚地署着他的名字。下课了，老师和学生都拥到展板前，点评、议论或说笑。有几位老师看到周老师的小诗后，便大加赞赏，说不愧是语文老师和教导主任，水平就是不一般，咱这学校没有语文老师能写出这样的诗。我听了，又联想自己前两天的幼稚行为，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
　　 时间一天天过去，展出的书法作品渐渐褪色，那些纸张开始发黄、破损，大家对其已无兴趣，我也似乎忘了那首小诗带来的烦恼。
　　 过了一段日子，学校又要开展一次文艺演出比赛，各班都要出一个节目。跟我搭班的一个班主任听说我会跳霹雳舞，他就找到我说：“我们班有个男生也喜欢跳霹雳舞，你在课外给他指导一下吧？”我说：“实际我也不会跳，只会比划几个动作，这怎么指导？”他说：“不要紧的，你就根据你的想法，指点指点他就行了。”我说：“那好，等课外活动时，你把他带到我宿舍吧。”
　　 那个跳霹雳的男生叫周飞，瘦瘦的，个头有一米六左右。在我宿舍里，我对他说：“你跳一段给我看吧。”他班主任就催他：“快跳。”周飞便扭腰摆臂地舞动起来，身子柔软得就像蛇一样。他不仅舞步走得有模有样，而且滑步、过电、膝旋等难度动作也做得不错。跳完了一段，周飞说：“我还会空翻。”我说：“别翻了，这里空间太小，没法助跑。”然后我就对他班主任说：“看起来练过，比我跳得强多了，就是舞步不太连贯。”班主任说：“所以才让你给指导。”
　　 周飞柔软的舞姿，让我联想起一首歌，那就是《雨中即景》，记得几天前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歌手边跳霹雳舞边唱那首歌，那人也在上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过。于是我就问周飞：“会唱歌吗？”周飞答：“会唱。”我又问：“会唱《雨中即景》吗？”他摇了摇头。我就对班主任说：“你不是住在街里吗？你要是能到放录像的那里找到去年春节晚会的录像带，这就好办了。咱们可以让周飞学着边跳霹雳舞边唱《雨中即景》。”
　　 然后，那班主任就顺利地找到了录像带，然后周飞就学会了跳唱《雨中即景》，然后我又让他在歌前歌后又多加了几个观赏性强的霹雳舞动作，这样就增加了节目的长度和难度。演练了几遍之后，班主任很满意，我也觉得周飞胜券在握。
　　 比赛那天，节目按顺序一个个的演出。经过评委最终评定，周飞的节目如愿获得冠军，亚军则是另一个班的歌舞《大生产运动》。结果一出，没想到周老师和许老师竟然非常气愤，说结果不公平，因为评委大都是青年老师（其中包括我），青年人只喜欢那些蹦蹦跳跳的东西，没思想和教育意义，什么霹雳舞，那也叫跳舞？
　　 过后一打听，原来那个《大生产运动》是周老师亲自编排的，许老师也参与了指导。周老师让几个表演的学生都顶上了一条白毛巾，用红布条束了腰，又都用毛笔画上了假胡子，一个个打扮成小老头，然后再手拿锄头，边做锄地状边唱：“解放区呀嘛呼嗨，大生产呀嘛呼嗨。”
　　 周老师一提意见，几个青年评委老师也当然要据理力争，说：“《大生产运动》过时了，虽然有思想政治意义，但让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来演在解放区锄地的老大爷，除了显得滑稽，看不出有什么教育效果。而周飞表演的《雨中即景》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展现了青少年的青春活力，且唱跳俱佳，当然得是冠军。”
　　 许老师也要替周老师说话，说在学校就要突出思想教育，不然还叫什么学校，还搞什么活动。有青年老师听后，就在私下说：“到底是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走出来的，还想搞阶级斗争吗？”
　　 晚上回到宿舍，周老师见了我，说：“以后少跟那几个孩子（指校内的几个不太安分的年轻老师）缠在一起，我们都认为你最仁义听话，作为老师，我不想让你学坏。”
　　 我不知周老师话里什么意思，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他应该知道周飞的节目是我指导的，他是不是对我又有了新的看法了呢？或者以为我跟他根本不是一路人呢？
　　 那之后，我还是和青年老师交流得比较多。虽然和他住在同一宿舍，可是就是感觉与他没有什么话要说。上初中时，他因为我成绩好常常表扬我，现在我觉得我在他眼里已没有什么值得表扬的地方。
　　 那一次，教导处检查老师备课。他看到我备课写得比较简略，突然就撂下脸来了，并当着我们办公室所有老师的面，狠狠地训我：“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才工作几天，写备课写得敷衍了事，能教好书吗？如果真有本事，不写也行。你又有什么本事？”
　　 毕竟是老师训斥，我虽觉没有面子，但还是认识到自己做得不好。可我也从他的话里听出他是不认可我的，我是一个“没本事”的人。他训我时，话里带着浓重的酒气，很明显，中午他又喝了不少酒。这也算是酒后吐真言。
　　 与周老师共事四年之后，我调走了。
　　 再见到他，已是二十年以后了。
　　 那天，在老家小镇上的街头等公交车，正巧遇到他。我喊他一声“周老师”，他也立即认出我来。眼下的他已是年过古稀，早已退休了。我看他眼睛红红的，就问他中午是不是喝酒了，他说：“喝了，退休后，酒也不能少喝，朋友不能少，交情不能丢，今天来这街里就是一朋友喊我来喝酒的。”我问：“没喝多吧？”他说：“没事，这个我还是能够掌握的。”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几个初中同学和曾经的同事的近况，说谁谁发了财，在市里买了好几套房子，说谁谁当了大领导，但对他还是很热情，说谁谁经常约他喝酒，确实太讲究，又说二十年前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个年轻同事，现在已经是某个县教育局的人事科长了，平时给那科长送礼的太多了，家里的好烟好酒那是不用说了。
　　 接着，他又述说了自己的退休生活：除了喝酒外，还上了老年大学，写诗画画，跟他一块上学的都夸他是老才子。三个儿子都成了富人，现在他就跟大儿子一起住在市区。
　　 说完了自己，他问我过得怎样。我说：“还像以前一样是个普通的老师，几年前又离了婚，之后再婚。”他问：“在市里买房子了吗？”我说：“没有。”他又问：“买车了吗？”我说：“没有。”他困惑地看了看我，说：“哎，你就是这样，那会儿，跟我上学，除了学习，你还知道什么？”
　　 我就想：那时，除了想让我学习，你还想让我知道什么呀？当时你不是经常号召班里同学向我学习吗？但我没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车来了，我扶着他上了车。在车上，我要给他买车票，他坚决不肯，说：“咱俩的车票，我来买，你有什么经济？如果你买，我就生气了。”我还要坚持买，他真的生气了，结果只好让他买了票。
　　 我们坐在一起。车发动后，他继续找话说，话题依然是酒、朋友、关系，还有房子和车。
　　 公交车的发动机在轰响着，他的许多话，我都没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