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卖瓜，自己没有运输工具，是雇了别人的手扶拖拉机去卖。他是个地道的庄稼人，卖瓜对他来说太难了。车停在路边，他坐在车上，和一车西瓜一起晒太阳。汗水顺着他黑黄的脸颊吧嗒吧嗒往下滴。一顶旧草帽根本遮不住多少日头。他坐在西瓜堆里，汗流满面。他是会出汗的西瓜，西瓜里的瓜王。
　　 零星的顾客挑挑拣拣拨拉着车里的西瓜。父亲脸上堆满谦卑的笑，心疼地看那些滚过来滚过去的西瓜。他不停地说，慢些拨拉啊，别碰坏了。
　　 偶然遇上个大主顾，要几百斤西瓜，父亲就慌忙地搬出一个圆溜溜的大西瓜，又慌忙切开，热情地让人家尝尝。尝瓜的人在一块西瓜上用牙齿尖咬上几小口，噗嗤，扔在脚下。鲜红的瓜瓤在阳光里水光盈盈，一地汁水。父亲皱皱眉，心里疼得抽搐一下。
　　 这些西瓜，刚刚坐瓜时只有一粒豌豆大小，是他一棵一棵拨弄着长大的。每个西瓜都打磨掉他手心里的一层皮，每个西瓜都落满他厚厚的一层爱抚的目光。他爱着它们，心疼着它们。现在，他看着脚下糟践的西瓜，心里的疼窜到眉梢，拧成一个疙瘩。他吸一口气，牙疼一般，发出嘶嘶的惋惜声。
　　 父亲的瓜最贵的时候卖一角四分钱一斤，最便宜的时候卖两分钱一斤。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瓜价。他是个庄稼人，不是买卖人，实在不会卖瓜。他总是担心一地西瓜熟烂在地里无人问津，就慌慌张张的卖着，他总是觉得能卖出去就不错了。瓜是自己种出来的，赚了赔了界限不是很分明。
　　 父亲不善于卖瓜，就和村庄里的很多庄稼人一样，跑到大路上去等车。每当有一辆两辆空着的卡车驶过来，他们簇拥过去，询问是否是拉瓜的车，询问人家收瓜的价格。但往往是狼多肉少，一辆车上围一圈瓜农竞争。他们相互拆台压价，谁出的价钱最低，车主就跟着谁走了。尽管这样，父亲不善于言辞，还是拦不下一辆车。
　　 后来，他就跑到公路的上游，跑到离家几十里的土门，永丰堡去拦车。偶然的拦来一辆收瓜的车，让他高兴不已。拦来的车停在路边，车主坐在瓜棚里。父亲又递烟又切瓜，依然是一脸谦卑的笑。车主把咬了几口的西瓜扔在脚下，瓜瓤汁水淌着。父亲毫不掩饰地拧紧眉头，心里疼得抽搐。
　　 一车瓜拉走了，父亲捏着手里薄薄一沓纸币，拾起衣襟擦擦脸上的汗，像甩去一个大包袱那样舒一口气。他嘿嘿地笑着说，这下总算卖掉了，不然几场雨就沤在地里了，一个钱也进不来哩……。他小小的高兴一下，随即又阴下脸弯腰捡起车主们啃过的西瓜皮，骂骂咧咧丢进猪食篮子里，看着残余的瓜瓤叹息一声。
　　 我的父亲很真诚的巴望每个吃瓜的人都能啃净红瓜瓤，啃到露出瓜翠为止。他可惜着那些红红的瓤儿。
　　 我和父亲常常坐在地埂上吃西瓜。我们不切开西瓜，只在瓜顶上剜一个洞，拿一把长柄的勺子掏出瓜瓤儿吃，一口一口。父亲和我都鼓起腮帮子，一边吃瓜一边说话。我小时候话多得很，琐琐碎碎的话题父亲总是耐心听完，从不半途打断。我们吃完的西瓜壳皮儿薄的几乎透亮，没有一丁点儿的红瓜瓤，像两滴翠绿的水珠一样。
　　 我常常把西瓜壳儿放到路边，装作一个完整西瓜的样子哄骗过路的人。看到有人上当翻动空空的瓜壳，就得意的咕咕直笑。父亲摘下一个西瓜，招呼路人过来尝瓜，并歉意地嗔怪一句：我这个黄毛丫头总是捣鬼的很。他和路人闲聊，满意的看着别人啃完的瓜皮，不收一分钱。实际上那时候，过路的人吃个西瓜，也没有付钱的习惯。地里种着呢，谁也不是很较真。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八岁。我也和父亲一样不善周旋，但我实在没有一身好力气去种庄稼，种西瓜。我成了一个地道的商人，在一个破旧的镇子上打拼着，养活我自己。父亲肯定没有料到我会是个买卖人，他一直希望我是个读书人，有一身书香的好气质。但生活总是这样有些小小的不如意。
　　 镇子上很冷，年年夏季都不怎么吃西瓜。我也渐渐淡忘了种瓜的日子。今年的某一天，我去一个深山的寺里松散一下心情。一片幽静的树林里，有石桌和石凳。有人在石桌上切开一只很大的西瓜，香客们围起来吃西瓜。
　　 一会儿石桌上摆满了西瓜皮。我啃过的瓜皮掺在一堆瓜皮里，很突兀。我的瓜皮啃得没有一点红瓜瓤，只剩下真正的瓜皮了。我突然发现这些年我都是这么吃西瓜的，都是把瓜皮啃成一张纸。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个习惯，不经意保持了很多年。
　　 那些被我啃得轻飘飘的西瓜皮，坦然地躺在石桌上。瓜皮上留着我牙齿的痕迹，像一个人走过的路。我小心翼翼拾起瓜皮，像拾起我和父亲的那段日子。
　　 那一刻，我非常想念我的父亲，想念他像西瓜皮一样被我啃得只剩下轻飘飘一页纸一样薄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