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小镇上，二黑家与我家是几代的老邻居。他在弟兄中排行第二，面目生得瓦缸釉彩般黑，故得名“二黑”，按本家同姓辈份算，我该称他为叔叔。所以，我从小称就他为“二黑”叔。
　　 在我的印象当中，二黑叔自六十年代后期起，一直是担任上街第十生产队的小队长。说起来当年公社考察农村基层干部时，并不是相中他对农业生产怎么懂经，怎样在行，而是相中了二黑叔那叫驴般高亢洪亮的嗓门。
　　 那时，农业产队的劳动是“大呼隆”，任上面把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叫得山响，街面上的农业户口并不把农业生产当主业，心思都花在小作坊、小手艺赚现钱上。所以，每日出工都很懒散，早晨八、九点钟还不见有人上坡下地。二黑叔所尽队长的职责正是在这个关节眼上——从天见亮爬起来，站在自家门前阶坎上喊：“呃，上工啊！呃——喂，下地啊！”有如张飞喝断当阳桥的震动，有如旱天雷般的轰鸣。上街的农家户户听得真切，可就是没有一呼百应的效果。二黑叔的嗓门之雷在街道上滚动个把时辰后，才有人懒洋洋扛着锄头出门，但不是非要下地干活的意思，而是讨嫌二黑队长吼叫得人心烦。
　　 那时候，我还在街道非农业户口组建的建筑队做工，出工自然比农业户积极。我出门时，总要“欣赏”二黑队长一阵子：发黑，面黑如非洲人，秋冬肩膀上斜披着一件烂袄子，春夏斜搭件破褂子，脚上拖着一双有帮却缺失了后跟的踢踏鞋，一手岔着腰身，好像是做发动嗓门前的准备，一足踏着门前街坎，俨然一尊雷神般模样，张开嘴巴时候，那两排大牙却排列着橙黄，发火时候，俩眼珠瞪得像两个半块乒乓球，嘴巴上一阵吼叫，裤裆里一串屁响，也算是上下贯通内外呼应了的。
　　 街面上农户出工晚，不积极，二黑叔也有招数对付，无论是锄草、追肥、割麦、插秧，喜欢采取按人头摔死坨子分块块明确任务。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谁就可以先回家，不让大伙用锄头把拄着下巴拖延时辰。这不是因二黑叔有生产责任制的先见之明，他那种做法纯属于歪打正着，超前赶了时代潮流。
　　 思想解放的头一年，我被“特招”进县文化部门，偕妻携子进了县城，从此就没听见二黑叔那催工的雷吼声。再后来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压根儿就不需要谁催工了，但是街道邻居至今仍叫二黑叔为队长，或者是队长二黑。二黑叔忙完了自己地里的活儿，也架起牛拉板车为建筑工地拉砖拉瓦拉石头，理直气壮地赚黑汗长流的力气钱。二黑叔以队长的名义揽下很多活儿，但他并不隐瞒可以赚力气钱的信息，不独享赚钱的机会，一有大宗活计，通知街坊都去干。为此，邻居多出了力气汗水，还不忘记二黑队长的好处。
　　 近些年，二黑叔已经年届花甲，明显不能胜任拉板车的沉重力气活儿了，就置办了一副送别亡人的抬送工具。小镇由一条街变成了十四条街，人口由三千增加到上万，经常就有人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也都租用二黑叔那套送行工具，一是送别亡者时候，那套抬杠的主杠和分抬杠的链接处，有特制的活动转轴盘，上坡下岭转弯拐角很是灵活方便；二是二黑叔一次不拉的跟踪服务，提前看好送行路径，不踩踏任何人的庄稼地；三是行进到陡坡陡坎处，一班子八名杠夫要格外协调步伐的一致，还得二黑叔高亮嗓门吆喝号子，还非得他那雷鸣般的“上啊”、“上啊”的吼叫声。有了他那几声吼叫，再陡的坡坎，那棺材一忽悠就真上了啊！
　　 二黑叔那副行头出租的规矩是，一套轮杠，按照抬棺材人得双方报酬，比方，丧家答谢杠夫一条劣质香烟，他就得两条烟，并不要钱。他和杠夫们都认为要现钱有碍街邻的人情味，图的是个方便。人啊，生要方便，死也需要方便。当然，人间尤其需要爱行方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