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时，有三把铲子时常握在手中。三把铲子都不大，但手握它们，母亲便能铲除艰难，铲平坎坷，让生活的路变得平坦、宽畅。三把铲子，承载着母亲无限的恩情，寄托着儿女无尽的怀念。
　　 一、锅铲
　　 母亲那把锅铲，与人们今天看到的锅铲完全不同：铲头长而平，铲柄短又圆，酷似泥瓦匠用的泥铲。在当时我的老家，各家各户与母亲一样，都选择这种铲子作为锅铲，因为锅铲的功能和如今大不相同。
　　 我小时候，尽管家里有个小菜园，尽管蔬菜便宜到一毛钱可以买几斤甚至几十斤，但家里却很少炒菜，因为没有多少食用油可吃。每年临近春节，等生产队的黄豆榨成油后，家里才能分到一至二斤豆油，这便是整整一年的用油。因此，除了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锅里很少能看到油花。我清楚地记得，家中平时除了吃咸菜，大部分蔬菜都是生拌或熟拌的，如生拌黄瓜、西红柿、萝卜、白菜，熟拌豆角、茄子、南瓜、菠菜和各种野菜等，调味品也只有咸盐和大蒜，酱油、醋都很少用。在为数不多的炒菜时，母亲放的油也极少，几滴倒在锅中央，比铜钱大不了多少。所以，母亲的那把锅铲，压根儿就不是为炒菜准备的，不需要长柄。
　　 然而，很少炒菜并不影响锅铲的用武之地，母亲做饭时经常离不开它。当时家里吃的粮食主要是玉米和地瓜，而这两种粮食最适合做窝窝头和煎饼。母亲为了节省柴草并提高效率，做饭时一般不做常见的那种“石臼”形状的窝窝头，而是用手把玉米面拍成铁饼形状的“饼子”，贴在大锅内壁上烘烤，老家叫“糊饼子”；锅的中间同时还煮着半锅地瓜，一锅双用，一举两得。在“糊饼子”的过程中，母亲要用那把锅铲，适时把“饼子”铲下，翻过来后再贴上，便于均匀熟透；还要用锅铲翻动地瓜，防止下面的烧焦烤糊。吃饭时从锅里取出滚烫的“饼子”和地瓜，也需要这把铲子。在我的印象中，虽然都是玉米面掺地瓜面做的，但母亲糊出的“饼子”似乎比蒸窝头要好吃得多。
　　 母亲的锅铲大显身手，是在做“小豆腐”的时候。“小豆腐”是老家农村常吃的一种亦饭亦菜的食品，用菜和豆糊熬制而成，以“小豆腐”之名区别于人们常吃的豆腐。夏秋时节，母亲会到野外剜上一大筐子野菜，然后用水磨磨上半盆豆糊，一起倒进大锅里熬制“小豆腐”。熬制过程中，母亲要用锅铲不时地在锅中搅动，以防豆浆糊锅。“小豆腐”做好后，家人就用母亲那把锅铲往饭碗里装，一碗一碗不停地吃，直到撑得肚子饱饱的。那时农家日子贫困，黄豆特别奇缺，吃顿以野菜为主的“小豆腐”也算是改善生活，我从记事起就特别喜欢吃。
　　 熬好的“小豆腐”第一顿是当饭吃，管个够；剩下的则要当菜吃，细水长流，限量上桌。母亲往锅里倒上少许油，用葱花爆锅，然后把剩下的“小豆腐”倒入锅中，再抓上一大把盐，用锅铲翻动来炒。炒好的“小豆腐”每顿饭只盛一碗，全家当菜就着干粮吃。记得母亲炒“小豆腐”时，我一边贪婪地闻取“小豆腐”的香味，一边总还怀着另一份念想，因为“小豆腐”在炒的过程中，会在锅底结上一层薄薄的锅巴，犹如今天的油炸豆腐皮。母亲打出“小豆腐”后，手握那把锅铲，小心翼翼地铲除锅巴，每铲下一小片，就放进我的口中。我当时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长大后我才明白，那层锅巴其实是母亲故意做给我吃的，为此她特意放慢了锅铲的翻动速度，让“小豆腐”的下面轻轻地烤糊一层。
　　 二、火铲
　　 母亲烧火做饭时，锅台上挥动着锅铲，灶堂中则挥动着一把火铲。“火铲”是我老家通行的叫法，形状就像炒菜的铲子，柄又细又长，既可以烧煤炭时用以铲煤，也可以烧柴禾时用来拨火，使用非常方便。但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用煤做饭的时候几乎没有，因为那时农村煤炭凭票供应，每人每季度只有五公斤，一年攒下来还不够冬天生炉子用的。家里成年累月烧火做饭，靠的都是柴禾。那时各家都有一、两个柴禾垛，有的放在院子里，有的垛在大街上，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每次烧火时，母亲左手拉着风箱，右手拿着火铲，一会儿把灶口的柴禾捅到锅底下，一会儿把灶堂中的柴草拨松，让柴草充分燃烧。
　　 稍大以后我就懂得，母亲的火铲握得并不轻松，因为那时烧的柴禾并不充裕。当时生产队种的庄稼主要是小麦、玉米、高粱和地瓜，其中麦秸和秫秸（高粱秆）是盖房材料非用即卖，不舍得烧；玉米秸被生产队留下饲养牲口；地瓜藤和叶子要用来喂猪，甚至人也要吃，能用于烧火做饭的就只剩下麦茬、玉米茬、高粱茬等农作物的根部，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此，母亲只要一有空闲，都要到田野割草、拔草，晒干后当柴禾。每次从农田干完活回家，母亲的手都不会空着，总是或抱或背着一大捆青草，细嫩的扔给家畜，粗老的放在院里晒着。秋后庄稼收完后，母亲会扛着一把竹筢，背着一个大花篓，到荒野去搂柴禾，每次回家时花篓都是塞得满满的。那时家里的柴禾垛就像粮囤一样，事关全家的饥寒，时刻牵动着母亲的心。如同有了够吃的粮食，母亲的锅铲才能用得踏实一样；有了足够的柴禾，母亲的火铲才能握得安心。没有经历过贫困的人，很难体会到柴禾对农家的重要程度，很多人都知道“颗粒归仓”这句话，但与之相对应的“寸草入垛”一语，恐怕不少人就不知晓了。
　　 我之所以对母亲的火铲记忆深刻，还因为在幼时的心目中，母亲那把火铲就像一根魔法棒，经常变戏法般的从锅灶中掏出一些我喜欢的小吃食来，如冬春的爆玉米粒、黄豆粒；夏天的烤蝉龟（知了的幼虫）、烤蚂蚱、烤蘑菇；秋天的煨地瓜、煨玉米、烧青豆等，甚至还有烤田鼠。每次母亲做好饭后，如果拿着火铲到灰烬中拨来拨去，我就知道，肯定又有意外之喜了。现在看来，当时那些东西实在难登大雅之堂，有的甚至不堪入口，但对于贫困年代整天清汤寡水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美味了。
　　 记得我四、五岁时，一天母亲从外面带回几个螳螂卵，然后把锅铲和火铲同时放在锅底下烧。铲子烧烫后，母亲把螳螂卵夹在中间，上层的铲子再放一块砖头，用脚在砖头上用力一踩，随着一阵“哧啦”的声音，一股香味弥漫开来。母亲把铲子打开，中间的螳螂卵居然被烙成一个类似煎鸡蛋的小饼，颜色焦黄，香味扑鼻。我尝了一下，感觉真有点煎鸡蛋的味道。原来母亲听说螳螂卵（桑螵蛸）可以吃，还能防治尿床，便找来烙给我吃，让我过过馋瘾。尽管我早已过了尿床的年龄，但吃了一次后却欲罢不能，没事就自己跑到树林中寻找螳螂卵，拿回家让母亲做来吃。
　　 三、土铲
　　 与锅铲和火铲相比，更多的时候，母亲的手上是那把土铲。
　　 我家的房后便是小菜园，母亲在菜园忙活时，不管是挖坑下种，或是移苗施肥，都喜欢用铲子，似乎这样才算精耕细作。母亲那把土铲与锅铲的形状一模一样，长头短柄，非常适合翻弄土壤。春天的雨后，母亲会拿着土铲，沿着篱笆，挖出一个个小坑，分别把向日葵、眉豆、丝瓜等种子埋下。过不了几天，这些幼苗便纷纷破土而出，有的爬上篱笆，有的蓬勃向上，适时开花结果，不需费心管理。园内的菜苗需要移栽时，母亲用铲子把小苗连土一起剜起，小心翼翼地放进新土坑中，小苗不仅成活率高，而且连通常的“缓苗”现象都很少发生，长得又快又好。蔬菜需要施肥时，母亲会用铲子把鸡窝里的鸡粪掏出，或把锅灶中的草木灰取出，在蔬菜旁边挖个小坑埋上，不仅保证西红柿、辣椒、茄子等茁壮成长，而且结的果实既好看又好吃。年复一年，母亲就用那把土铲，把小菜园拾掇得一年到头收获不断，为贫困的生活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冬天没有农活时，母亲会带着铲子，到五公里外的公社砖瓦厂去捡煤渣。为了避免人多捡不到，母亲一大早就要出门，一路上冒着凛冽寒风，有时还要踏着冰雪。拣煤渣时，母亲似乎忘记了寒冷，高高地挽起衣袖，用铲子在煤渣堆里飞快地翻动，挑拣那些尚未烧透的煤核。捡煤渣的经历，母亲虽然只让我跟她去过一次，但却让我充分体验了那份艰辛，终生难以忘却。母亲捡的煤渣，主要用于添补冬天生炉子的煤，确保寒冷的严冬中有一个温暖的家。
　　 其实，母亲那把土铲也是一把泥铲。家里的鸡窝、犬舍，都是母亲拿着铲子抹着石灰，用砖头垒盖起来的；家里的墙壁哪里出现破损，母亲就把泥和好，然后用铲子补好、抹平。做这些活，母亲的手艺和速度都超过父亲，让父亲甘拜下风，宁愿打打下手。家里盖新房时，房内那两堵内墙，也是母亲用铲子和着泥，用土墼砌好并抹平的。站在一、二米高的脚手架上，小脚的母亲竟然稳稳当当，没有一点恐高、头晕、晃动的样子，活像一个熟练的泥瓦匠师傅。
　　 我十三岁那年，家里盖好新房子后，还剩下一袋水泥。那时水泥在农村还是奢侈品，一般家庭盖房子都用不到，非常珍贵。母亲不愿意看着一袋水泥浪费，便尝试着用水泥做瓮（缸）。母亲先指挥二哥用黄土在院子里堆出一个瓮的模型，自己用铲子仔细把土铲平、拍紧、抹光滑，然后在模型表面均匀地抹上一层一厘米厚的水泥，并做上一条粗实的瓮沿。过几天后，母亲又让二哥从旁边挖一个深洞，从地下把模型的土慢慢抠出，然后一起把水泥完整地翻过来，一个水泥瓮居然做成了。接着，母亲又照此做了一个稍大些的，并用剩余的水泥给瓮做了两片半圆形的盖子。此后，家里一直用这两个水泥瓮装麦子和玉米等粮食，不仅能够防潮，而且再也不必为老鼠偷吃而担忧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两个水泥瓮仍完好无损地存放在家乡的老屋中，看到它们，母亲生前那慈祥的面孔和忙碌的身影，便顿时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