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陈忠实一生的代表作。它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而深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
　　 《白鹿原》成功描写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真实文化状态。它犹如恢宏、悠扬的黄钟大吕，演绎着白鹿原近半个世纪多姿多彩的变迁，走过历史的风尘所发出的隆隆足音，撞击着读者的心扉。白鹿原这个历史的大舞台，浓缩了中国农民最本原的生存状态和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这一切都是依赖于活生生的人物群像的塑造来完成的。的确，小说塑造了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鹿三、黑娃、田小娥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含的典型形象——让我们过目难忘。但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却是以严谨的现实主义笔触、以奇诡的浪漫主义想像，完成了对中国民族文化之根的探寻和挖掘——那就是对民族脊梁的赞颂和抒写。
　　
　　 一、
　　 老族长白嘉轩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关中汉子，他不苟言笑的举止、笔直的身板，矗立在关中大地。他以汉文化深厚的底蕴为依托拟定“乡规民约”，整顿宗祠，把白鹿原一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风淳朴、安居乐业。即使被土匪打断了尾脊骨，却仍拄着拐杖，尽量挺直着腰板。他的精神从来没有萎缩过，一直以不屈的身姿傲然挺立在白鹿原上。
　　 我们曾经激烈抨击过“神权”、“族权”和“夫权”，打倒“孔家店”，倡导“民主、自由”，移风易俗、批林批孔。这是我们极左的举动，是在反封建主义的旗帜下，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了，只有扬弃而没有继承。君不见，“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九十余年，新中国成立也是半个多世纪，我们曾反对过的封建主义的“三权”并未销声匿迹，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不错，这“三权”有扼杀人性、个性，有着吃人的一面，但它在历史的岁月中存活了几千年，无疑有它合理的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小说对“族权”作了深入的剖析和发掘。它写了轰轰烈烈、大获全胜的“交农事件”；也写了干涉婚姻自由、败坏民风宗族祠堂整顿民风的残暴酷刑；更写了白鹿原上瘟疫蔓延，全族人准备向“鬼魅”低头之时，而作为老族长的白嘉轩，抱定“只敬神不拜鬼”的宗旨，临危不惧，力排众议，一言九鼎，否定了全族人的荒唐之举。在被“族权”扼杀致死的田小娥居住的窑洞上，建了一座威镇白鹿原的镇妖塔。
　　 疾风知劲草。白嘉轩于急流险滩中，力挽狂澜，方显出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上的全族人的灵魂。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处于前台身体力行的民族精神的灵魂，那么作为智者、仁者的饱学之士朱先生则是白鹿原上真正的灵魂。他具有先知先觉且闻名遐迩，一直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桃李遍布关中内外，继承并弘扬着民族文化的精髓。他团结着一批仁人志士，埋头编撰县志。即使在得不到国民政府一如既往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县志的编撰工作。他足不出户，却洞晓人间世事；他能掐会算，能预知后事，仿如诸葛亮再生。这一切无不是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造就了有如神仙、一语成谶的朱先生却给我们以信服和亲近之感。他的带有神话色彩的种种言行，以及结局的化为白鹿原上的精灵白鹿而仙逝，他留下遗嘱丧事从简，却反而震动白鹿原内外，成就了一次壮观的奔丧、哀悼活动（只有在中条山抗击日寇为国捐躯的鹿兆鹏的公祭活动能与之相比）。真正让我们为之动容的却是作为一介布衣的朱先生，在参加完学生鹿兆鹏的公祭活动之后，与参加编撰县志的八位同仁一道，慷慨激昂地发出通电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国家兴亡之时，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匹夫有责之志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为抗击日寇而义无反顾地贡献自己的余生。即使如朱先生他们这样的一介寒儒，也不见容于国民政府，只得半途而废而无颜见家乡父老。国民政府的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不是昭然若揭吗？报国无门的鸿儒们，心灰意冷了，精神遭到了重重一击，但朱先生们的置生死于不顾、象征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在我们心中浩然长存。
　　
　　 二、
　　 作家以白鹿原家族白、鹿两姓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冷峻而游刃有余地编织着故事。人物命运的大开大阖、沉浮升降，无不把读者推向历史的纵深，透过尘封的历史演进中各色人等的粉墨登场，去品味历史的循环往复而鉴古知今。
　　 白、鹿两家的兴衰，除了历史和命运的偶然因素，仍然自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作支撑。白氏的祖先以勤俭持家而格外注重家教和文化的学习；鹿氏家族却是以忍字学得手艺家业发达、富甲一方，虽也注重子孙的文化学习，却是为了光宗耀祖、争强斗狠。白家隐忍、谦逊，外柔内刚，鹿家张扬、自负，锋芒毕露。这一切在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姓的掌门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白鹿两姓的暗中较劲中，白嘉轩始终以宽厚的仁者风度占据着上风和主动。他的“与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以德报怨、宽厚待人的传统美德，使白鹿原上的族人莫不心悦诚服。他的烙守传统几乎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但他仍先后宽恕了白鹿原上的两个浪子和叛逆。
　　 一个是白氏长子孝文，已身为族长，但不能把持自己，为鹿子霖设计的圈套所陷害，而被逐出宗祠，分家另过。白孝文在美丽温柔的圈套中越陷越深，终日与白鹿原上的“红颜祸水”田小娥厮守在一起，并双双抽起了大烟，并将分家后的家产一败而光，化作了缕缕青烟，沦落到沿路要饭的境地。另一个黑娃鹿兆谦，是白嘉轩长工的儿子，从小就受白家的厚恩，与白家子女一起上学，但他从小就畏惧白嘉轩笔挺的腰板，不愿在白家效力而外出打工闯荡。当黑娃重返白鹿原时，带回一个为白鹿原所不容的田小娥。不但不能进祠堂祭祖，也被黑三（黑娃之父）扫地出门。在大革命失败后，黑娃上山落草为匪，策划并组织匪徒下山洗劫白家并打断了白嘉轩的尾脊骨。行凶匪徒的一句话，使白嘉轩明白了这是黑娃所为。
　　 白嘉轩对两个浪子和叛逆的宽恕，是建立在真心悔过、迷途知返的基础之上。他牵挂的掌上明珠白灵，也叛逆了白鹿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死在敌人疯狂的屠刀下，却在左倾的肃反运动中被自己的同志活埋了。她没能最终得到父亲的原谅。事实上，白嘉轩在心里早已原谅了白灵，只不过碍于作为族长的威严，没有形诸表面罢了。
　　 当解放后，组织上的六个同志带着“革命烈士”牌匾，找到白嘉轩时。陈忠实有如下精彩的细节描写：
　　 白嘉轩突然把靠在腿旁的拐杖提起来，往地上一拄，斩钉截铁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
　　 无情未必真豪杰。没有对女儿白灵强烈的牵念，又何来托梦之说？又何来“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之语？
　　 老迈的白嘉轩能否原谅白灵在读者心中一切都不是疑问了。
　　 与其说白嘉轩的恪守古训是顽固不化，不如说是对信念的坚守、执著如一罢了。人靠精神的支撑而活着，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不能坚守、弘扬本土优秀文化之根的民族，注定是没有活力的民族，终会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被淘汰、被倾覆、被灭亡。
　　
　　 三、
　　 两个叛逆和浪子，黑娃和白孝文都殊途同归，顺应时代潮流率保安团起义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黑娃是主动起义，白孝文是被迫反正，但最终命运却有天壤之别。这不只是命运的宿命使然，有历史的因素（清匪反霸也有错案、冤案），也有白孝文的卑劣的人格因素，由此，才导致了黑娃的悲惨结局。尽管黑娃在朱先生的教导下，勤读诗书已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仍遭到了白孝文这样无耻卑鄙小人的暗算。这就是历史和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小说中另外两个女性形象，也值得我们关注。同样是封建主义的牺牲品，但她们却是性的纵欲和禁欲的两个活生生的标本。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田小娥，小小年纪即被沦为为财东做妾的火坑。被欺凌、被压迫、被奴役，人性被摧残，她只不过是给财东干活和被财东泄欲的工具和玩物。黑娃的到来，唤起了她青春的激情、原始冲动的生命力，使她的人性本真得以苏醒并享受到了一个女人应得到的情和性的欢乐。她义无反顾地向凶残、吃人的封建礼教，发起了生命本能的反抗和叛逆。偷情败露，田小娥被一纸休书撵回娘家而臭名远扬。但有情有义的黑娃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苦命的田小娥，带着她回到白鹿原。恩爱的黑娃夫妇，因封建礼教强加的恶名，而得不到民风淳朴的白鹿原的接纳。他们夫妇积极参加了农民协会，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在大革命失败之际，黑娃外出参加革命军队的时候，道貌岸然的鹿子霖不顾同祖同宗和作为长辈的尊严，撕下了伪善的遮羞布，借助反革命力量追剿黑娃之际趁火打劫，巧妙地霸占了田小娥。并把她作为向白嘉轩明争暗斗的工具，用她的美色和身体作诱饵，去勾引新族长白孝文，致使整个白氏一族蒙羞，也使田小娥本不清白的名声，更是臭名远播。
　　 田小娥并不是世人眼中的妖妇、荡妇，她勇敢地争取着生存、人性、自由的基本权利。她何罪之有？她的纵欲是受迫害使然，她是被封建礼教和反动势力一步步迫害致死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鹿子霖是直接迫害田小娥的刽子手之一。不仅如此，鹿子霖还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儿媳。儿媳过门后，由于是包办婚姻，儿子在外参加革命长期不在家。儿媳独守空房守着活寡，鹿子霖的一次酒后失德，轻佻不轨的举止，激发和燃起了儿媳最原始的情欲。当儿媳找准时机，向公公发出求欢的信号时，道貌岸然的鹿子霖却巧妙而严厉地羞辱了儿媳。被长期禁欲的儿媳，被公公撩拔起的情欲之火，焚烧着、煎熬着，又加一场羞辱，终于被逼致疯而悄无声息地凄然死去。她比寡妇的命运更凄凉、更悲惨，她活在无望中，苦守苦熬，过着没有目标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一块贞洁牌坊，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这一典型性的意义，远远超过前者田小娥。它无声的控诉了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妇女、摧残人性、吃人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本质，振聋发聩，撼人心魄。
　　
　　 四、
　　 《白鹿原》选准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不是单纯的家族小说，而是家族+宗族的宏观叙事结构，从而，立体而鲜活地构成了我国农村最基本的、乡土社会的、文化的、生存的结构状况，既是陕西汉中地区最原始的、最淳朴的社会风俗画卷，也可以把它视为对那个年代我们中华民族整个社会生存状况的高度浓缩。它以活生生的人物群像，反映了白鹿原上的风云激荡、历史变迁，既活画出我们的民族魂，也抒写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根系所在，弘扬了中华民族脊梁宁折不弯的伟大精神。正如作家在题记中恰如其分、匠心独具地引用了法国小说大师巴尔扎克的话所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句话不仅高度概括了小说的题旨，无疑也成为我们解读《白鹿原》的钥匙和路标。
　　 《白鹿原》以主要人物白嘉轩心理的发展进程来统率全篇，辐射开来，塑造了白鹿原上人各有别的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构成了一幅汉中地区农民生活状态的壮丽画卷。小说对心理结构的把握是到位的。它围绕人物心理的发展而使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得以推进，特别是对性心理的探索和挖掘也是十分成功的。小说中性心理和性爱的描写，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是融于小说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而成了人物命运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白鹿原》的性描写唤起我们对生命活力的赞美，对人性倍受摧残的憎恨。它有别于感官刺激的纯“身体写作”，而用生命之力、人性之美，写出了生命中原始的激情和壮美，折射出社会烙印的残酷和暴戾。对性的描写的崇高与卑下、成功与失败，其高尚和粗俗的分野，完全取决于作家是否具有崇高的审美态度和严肃的社会性责任感。
　　 陈忠实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做出了这样的探索，应该说是成功的、严肃的。此后，文坛的“黄货”泛滥，不能不说，是文学成为市场奴隶的悲哀。市场功利的对金钱的追逐，它只是一个表象，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作家们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成了文字垃圾的制造者，他们不配做我们民族的良心和良知，这应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如果说代表我们民族的良心和良知就此堕落了，精神就此萎缩了，我们国家复兴的希望又在哪里？
　　 美中不足的是，陈忠实所追求的高密度的语言叙述节奏，没有一以贯之的坚持下去（前几章是高密度的欧化句式较长的叙述语言的探索，后面的章节就不自觉地回到了作家原本风格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影响了风格的统一。当然，瑕不掩瑜，毫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凝重、博大的现实主义力作。
　　 大凡成功的探索之作，都会给文学史留下默默前行的足迹并树起一座高峰。陈忠实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确当之无愧。
　　 陈忠实写《白鹿原》是受到路遥的“刺激”，当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摘取文坛桂冠之后，1987年已担任陕西作协副主席的陈忠实却销声匿迹了。他只留下一句话:“如果50岁还写不出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那时他45岁。他为心中的目标，义无反顾回到出生的乡村，耳朵听到的是熟悉的乡音，房屋背后看到的是亲切的土地，隐居多年之后，《白鹿原》一战成名，实现了他“一部死后可以作枕头的书”之宏愿，终于给中国文坛奉献出一部足以传之后世的经典巨著。
　　 据不完全统计，《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迄今已发行逾200万册，在国内外读者中反响强烈，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受传播。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去世。
　　 陈忠实走了，他的《白鹿原》将在读者和文学史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