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一种短缺经济，物质匮乏，小时候我们家和姨家个两个孩子从出生就一起与姥爷和姥姥生活在一起胶东半岛莱州湾畔的一个小村里。我的姥姥是个小脚老太太，生育有两个女儿，为没有生下一个儿子遗憾终生。我姥爷早年上过私塾，退休后就回村侍弄姥姥名下的那几分田地，姥爷在村里辈分很高，到八十年代我小学时就已是绍字辈仅存的硕果。
　　 记忆里的童年，说饿还是夸张了，但用馋来总括指代之外大概不会再有第二个字。到80年分社单干时，我们哥四个，一个是65年生人，两个是70年生人，我最小也是73年生人，正是能吃不能干现在想来，那点收成公粮之余也就是填饱个肚子，但在姥姥的操持下，擀面条、包饺子变着花样，在共和国记忆里已经逐渐变好与我记忆里最惨淡的七十年代后半期还是如一幅牧歌般的画远去了。
　　 八十年代大概是新中国农村活力最充沛的十年，乡镇企业热火朝天。村里面人丁兴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与这样芝麻开花节奏形成反差的是姥姥家，先是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那些公字头的单位在大单位小社会的模式下开始为职工改善住房，先是我哥转学离开了姥姥家，不久姨家的两个哥哥也相继转学离开。村里人有个本家的长辈有时会指着我讲“外甥狗，吃了走”，我开窍比较晚，当时真的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知道这不是一句好话，是一句骂人的话，有那么几次我也听到姥姥也讲过这句话，姥爷从来没讲过。那时没有度娘，我关于亲戚辈分的分别及其混乱，我不知道我对姥姥来讲也是外甥，“外甥打灯笼—照旧”这歇后语我知道，舅舅才有外甥，我是他们的外孙。到我在姥姥家的小学读到三年级，爸妈也打算将我转学，那时我已知道了这句骂人话的意思，看到三个哥哥前面都走了，我选择了留下。就这样寒暑交替，亏得那时学籍不是如今这样严谨，让我得以顺利地在姥姥家上完小学，上初中，就是到高中上了寄宿，去外地上了大学，寒暑假也都是在父母家点个卯，大部分时间也是呆在姥姥家，因为随着他们越来越老而越长越大的我，渐渐知道我假期出现在村子里，代表着他们不是老无所依，代表着村里的这个老头子家教有方，孩子不忘本，与他们的精神是极大的抚慰。那时候莱州湾一带因为地下水开采过度，引发海水倒灌，村里的老井已经不能使用，要到村里的引水点用扁担挑水回家，这活于我真的就是种刑罚，但我放假回家能做的家务好像也就是这个，临开学总是把家里的大缸小缸统统挑满，夏天都会把肩膀蹭去块皮，挑水走在路上，我总是暗暗许愿别碰到人，因为人前我还得挺起腰来假装一副轻松模样，其实人一过我就佝成一个虾米样，回到家门口在咬牙把腰挺起来，我真不敢去想我走后两个七十岁的老人如何吃水。因此，及至我参加工作，动议三个哥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像邻居那样在自家院子里挖了水窖，从此省去挑水的负担，当然，那时姥爷早不能自己挑水而是在买水吃了。
　　 姥姥不识字，还在乐于翻箱倒柜的那个年纪，我曾在姥姥家套间的柜子里找见一个农会证，“姜淑华，贫农”，后来确认是姥姥的大名，但姥姥在世那么多年，我从没听到这个名字使用过一次。姥姥是个心灵手巧的老太太，中学以前我穿的衣服、被子大都或是姥姥亲手缝制或是姥姥在我的几个哥哥的旧衣服上基础上改长改短的。莱州乡间的面塑而今已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名闻遐迩，而在当年在乡里有个专用名词，“做大饽饽”，用来在红白喜事、婴儿满月、长寿百岁、上梁大吉、逢年过节或祭祀或单纯增加喜庆气氛，从我记事开始，就“做大饽饽”而言姥姥就是周围十村八里的头筹，以至于好日子都要预定排档期，花样也是从简单的寿桃、圣虫、鱼鸟到凤凰、牡丹，个头也越来越大，有些年挂历流行的主角从电影明星转成国画一类的，记得姥姥经常会对着比量想着借鉴，接下任务也是忙着实验，加什么样的辅料即好看又不影响走过排场后再被食客吃掉，那个年代的过来人还是本能地爱惜粮食，怎么样蒸出来能不走形应景期间不囷不裂。姥姥会做草编，虽说不识字，算数比我这个工科大学生要快的多且准的多。姥姥用小碎布纳的鞋垫也是讲究配色、绣花，我看不明白，指着上面的图案问姥姥是啥，“飞的是蝙蝠，交叉的福贵，脚踩福贵吗！”，感情那两个如如意般的是两根棍子。这样的鞋垫我还有几双，在姥姥去世后被我从鞋子里取出来洗净收好。
　　 姥姥兄弟姊妹不少，但我懂事不久就只剩了个妹妹，姥爷这边更是简单，现在才明白，在一个村里渐渐能熬成辈分超高的那这一支一般是人丁不旺。姥爷是提姓绍字辈（一个畸少的姓氏，重修族谱时据说为避难改自齐姓，我才疏学浅没找到齐姓受难的材料），将近三十年是村里独一无二的老头子，后面典、有两辈在世的也是十个手指数的过来，算上五服亲戚也没多少，因此春节就成了一个很艰难的日子，如当下结婚后去谁家过年的情况不同难度相当，这个事情也成了我父母每年的心事。我上大学以后离多聚少，年三十父母也很希望能一家四口团圆，于是除夕傍晚我一般都是先在姥姥家陪姥爷到胡同口放完鞭炮请完祖宗，再骑车赶回自己家，初一一早再赶回去，因为不是亲身经历无法理解当我离去时两位老人那眼神里的期盼，现在想来俗语“外甥狗”自有很深的总结。我没有舅舅，姨全家已从莱州迁到烟台，我父亲这面的亲戚也都远在天边，春节的礼数既是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大咧咧去两个典字辈的本家舅拜个年，就蜗在家看着人来拜年。年初一是姥姥家人气爆棚的时候，记得有一家由有字辈爷爷带头，十来口子的后生，齐刷刷在院子里跪地磕头，“孙子、重孙子给（老）爷爷（老）奶奶磕头了！”大年初一的上午去我其实有些不知所措，那时渐渐知道自己是个外姓人的含义，被一把年纪的人上来称呼个“二叔”，我的逻辑基本就乱套了。我不会拉家常，况且从我生活在姥姥家村子开始到工作离开，全村这小两千人我就认不过，主要也是因为接着姥爷的辈分被人一称呼“二叔”甚至“二爷爷”，脸直接就掉地上剩下只有落荒而逃的份，哪记得对方何人什么模样。印象里，一直到二月二都会有人来给姥姥姥爷拜年，有亲戚，不多，更多是姥爷的徒弟，姥姥也就把过年的吃食尽量收拾着，准备着，一过二月二我才可以可劲海吃。有那么几年，会来那么一家很奇怪的来拜年，其实大概年年来的，只是我可能凑巧没在，每次来大概男男女女有那么五六口，里面也有与我同龄的孩子，在那年代属于稀罕物的小汽车开到胡同口，一个比我姥爷差不多但硬朗很多的老头会和我姥爷唠些家常，放下些点心米面，讲一些有需要一定开口、要子女不要忘了这里的话就又呼呼隆离开，从他们走后姥爷姥姥的只言片语里知道大概在解放前曾经在姥姥家避过难，不忘本，来看看，后来再不曾见，姥姥还念叨过，大概是感怀这个人已经离世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或许是在上高中住校时，休大星期，一个月休一天半，因此分离的时间有些长，我每次回姥姥家，都是人还在院门外，就大呼小叫的喊，“姥姥，姥姥！”，然后就会听到堂屋里传来一声很亮的拖着音的应答，“哎…”，接着就是一个鲁迅笔下形容的如圆钉的小脚老太太从门后略有蹒跚但麻利干脆的迎了出来，这个情境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每念及此，总禁不住泪眼婆娑。姥姥在六十曾中过风，后来恢复很好，八十岁再次中风就此基本失去自理能力，姥姥的生日是三月三，去世是在2007年的春天八十三生日过后不久，那时的我正三十出头，尚不懂“树欲静而分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把陪伴老人像我的很多的人生计划都放在了想当然的以后，岂不知已然没了以后。紧接着姥爷也在2008年6月去世，享年91岁，而在姥姥去世姥爷一人在世的这最后一年，我在每周给姥爷洗澡时，还有些嫌弃老人有味。
　　 姥姥去世九年了，其实我一直很难接受曾经与我最亲近的两个老人与我已是生死两隔，就是坐在墓前也有些不真实，我还会在梦里梦见他们，通常都是健康灵动的，大概是六七十岁的样子，可是当我回到曾经的老院，看着门环上生锈的铁锁，我知道我再没可能听到一声“姥姥”后的那一声应答，孙犁《老家》中有一句话，“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只有门外那棵我与姥爷一起植下的槐树还在。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