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早的记忆是“阶级斗争”。爷爷、父亲都是被“揪斗”的对象，爷爷是买办资本家，父亲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全家举迁现在的原籍——鸦鸿桥河西，是“大跃进”的时候，那年哥哥一岁，我还未出生。
　　 我家原有的老宅有半条街长，先后分给乡里乡亲。我们一家三代留住一处深宅，后院种着庄稼果蔬，前院满是花草，前后走一遭得用十分钟。爷爷在园子四周埋着古董文玩，当年当铺被封，他从四川偷偷运回来。在我刚会走的时候，一群红卫兵挖地三尺，抢的抢、砸的砸。我恍惚有印象，当时家门口围满了人。
　　 爷爷给母亲的明代玉佛她保存完好，母亲离开时嘱咐我好好保管。那年我8岁，每月初一、十五为玉佛洗尘。玉佛底座篆刻着希腊字母“ΑΝΑΓΚΗ”，是父亲的亲笔。那是雨果笔下的“命运之神”，深深刻在巴黎圣母院的墙上。于我，那是我的母亲。
　　 母亲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她皮肤白、头发黑、眼睛又大又亮，去世那年43岁。她为全庄老少做衣服，父亲因此少受很多罪，只在“老家庙”挨过两次批，并没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坐飞机。
　　 妈妈最担心我受欺负。她对我常说的一句话是：“快长吧，好为文化大革命做点事……”妈妈让我把家里的大洋钱分给小伙伴做毽子。后来，有两年时兴做银耳环，有专门的手艺人走街串巷，我用银元给伙伴们每人打了一副。再后来，要“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大人们就不让戴了。我把爷爷成包的领带翻出来，磨着妈妈做鞋垫分给大家。我也学着做，自己站着才能触着缝纫机的脚踏板，只好用一只脚使劲踩。邻家姐姐要了一双，回家挨了打，她妈妈说女孩只能沾灰带绿，而那副鞋垫是金黄，还有龙凤图案，是“四旧”。
　　 我喜欢读书。爷爷教我易经，妈妈说我应该背“老三篇”。她羡慕姑姑，姑姑当时在全村背得最好，人民公社为她拍了一张照片，手握“红宝书”，带着军帽，威武极了。那本“红宝书”姑姑送给了我。有一次上学，一群男孩子半路截我，说我是“黑五类”，还用石子砸我。我手举“红宝书”，高声背道：“做人就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话音未落，他们四散而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街边地摊，用姑姑的“红宝书”从收破烂的手里，换回一本雨果的《悲惨世界》。妈妈没有埋怨，包上书皮，每晚给我读。
　　 “冉·阿让，是坏人还是好人？”我问妈妈。
　　 “你自己从书中找一找。”妈妈一边做活一边翻着书。
　　 “我不喜欢他，他偷窃、越狱。”虽然我并不懂什么是越狱。
　　 “他是能干的市长。他同情芳汀母女。他得知商马第替自己受审，投案自首……”我边读边解释，“8岁的女孩小珂赛特好可怜，她自己提着水桶走在夜路上，阿让帮她拿……”
　　 妈妈从衣堆中抬起头，慈祥地望着我，欲言又止……
　　 《悲惨世界》把我的心划开一个缝，以撕裂的方式“拯救”着我。我第一次意识到人不能用“好—坏”来区分。那之后，我不会再和伙伴争论：“他是好人！”“他是坏蛋！”有“揪斗”画面，自己会捂上眼睛，弱弱地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
　　 做母亲后，喜欢和女儿一起读雨果。有一次，女儿的老师要上公开课《圆明园的毁灭》，布置孩子们课前搜集资料。我带女儿去圆明园遗址参观。女儿问我，火烧圆明园的有没有法国人？“有！”“那你还喜欢雨果？”女儿的眼里充满疑惑。
　　 回到家后，我找到雨果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让女儿读给我听：“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他在说他的祖国是强盗吗？”女儿睁大了眼睛。“是的。”“为什么？”“因为爱！”女儿似懂非懂，就像当年的我。
　　 我把“雨果”推荐给学生、家长和教师，网络共读。大家紧紧抓住脑海里冲击力最强的“词语”穷追不舍，跨越历史、时代、国界和语言。忽然感到一种力量，原来，读雨果，就是读自己。
　　 一日，杨老师让德龙读我发群的叙事。他非常惊讶，说我已经不是去年的山水，没有了原来的架子，也没有了曾经的生硬。德龙是杭师大的文学教授，我们一起做杨老师远程翻转课堂的助教。喜欢杨老师“词刺激”的方法，引导学生直面问题，探讨背后的世界。
　　 起初，一位学生受不了课堂的“混乱”毅然离开。那一刻，我被惊住了，仿佛看到雨果笔下的“铜炮”从炮台滑落，“变成了一头怪物，在舰上滚来滚去。”德龙协同杨老师，引导学生用画面对接概念，用故事阐释意象，绕过理性一层一层反思，得出命题。从乱到治，学生自我探索，自主创造无序到有序的学习文化。就像雨果的《九三年》，生死满眼、众叛亲离，在他的“精雕细磨”下，西穆尔丹用一粒子弹穿透自己的心脏，击碎了“人民”直线上升的革命梦想。我在空间敲上这样一句话：“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雨果”
　　 我读书也如此，边读边叙事，用概念带出故事，义无反顾地往下沉，有冒险，有挑战，最后是最大的收获。因为，故事在内心深处，有私密、有纠结、有恐惧。它们才是能够把自己引向源头的富矿，只有挖出来，通过集体智慧的打磨，潜在的富足才能转化为人生的财富。
　　 如今反思“六十年代”，斗罢地主斗资本家，打倒右派打走资派，只可怜那时的我，啥事不懂，也要莫名其妙背个黑锅，在无数的冷眼下讨生活。一沙一世界，就是这样的感觉。花也好，石也罢，抓住就好，然后跟着走进去，在世界里探索，左右逢源，步步是景。生命最美好的东西，就在一沙一世界。把这个“沙”探讨清楚了，世界也就清楚了。
　　 每个人都是雨果，当我们把内心的“雨果”激发得无限精彩的时候，就不会有“阶级斗争”，也不会有“圆明园的毁灭”。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读“雨果”，把它读懂读透，才能用柔眼看世界，才可能更容易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这是我们共读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