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本名叫俞花，因其性格开朗，生性活泼，干练泼辣，举止大方，从无女性之扭捏，再加上为人随和，长相漂亮，所以县文化圈的同事都称她为“花儿”。
　　 花儿的丈夫十年前调到了市里一家最大的医院，夫唱妇随，花儿于是也在那年秋天请调，要离开从13岁就爱上的群众文艺演唱部门。其时，年纪已经四十开外的花儿，好不容易熬成了一个改革承包的馆长头衔，可不到一年时间又要调走。我愧疚临别时没有为其置酒饯行，她对人掏心窝话说没有算到我会对她产生意见。因为我与花儿虽然还算不上“红颜知己”，但确是很合得来的人。
　　 早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县剧团被红卫兵搞垮了，活跃在全县农村舞台上的只有与县文化馆合署办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从初中学校新招来的13岁（大我3岁）的花儿是舞台上的当红演员，是深山小县当年的宋祖英于文华汤灿毛阿敏，每逢宣传队来到我家乡的小镇上演出，最受欢迎的就是花儿的独唱歌曲《毛主席登上庐山顶》，最惹人眼目的也是花儿其人：一副圆圆的红脸蛋，不化妆就像红苹果，一化妆简直就是飘香的红富士，一对圆圆的大眼睛，是清澈明亮的两眼山泉，洋溢着青春的甜蜜汁水，一对圆圆的酒涡，满盛的是热情、和煦、友善与少女迷人醉的因子，圆圆的嘴巴，镶嵌着圆圆的白牙齿，释放出来的是嗓音恬适圆润悦耳的歌：“毛主席呀，登上庐山顶哎——五老峰上红日升啊——红日升——”随着后一个‘升’字的音值升高，花儿如藕节般的手便习惯性也是时代性需要加上了拔高的动作，红衣绿裤和红绫勒紧了的腰身尤其是丰胸也随之上提上耸，于是便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花儿个子不高，一谢幕一转身，后臀扭动出的是整个人的一个浑圆，但那并不影响她歌声的甜美，不影响观众对她的欢迎，不影响年轻小伙子对她的想入非非。比方，小学毕业已经辍学在家的我，就很喜欢花儿出场、多出场。可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很熟悉、很喜欢花儿了。不过，花儿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我——她的一名热心观众的存在。
　　 云不转风转，后来我也成为街道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员，每年元旦、春节前夕，都要进县城去参加文艺汇演，才知道花儿小小年纪已经与县医院外科第一把刀子成婚，转行为群众文化馆文艺辅导干部。一逢汇演，业余演员们的妆都是文艺辅导干部包画，我很有幸有缘每次演出都是花儿为我先化妆的。
　　 花儿对业余演员也都是那么的热情，那么的可亲，有什么临时困难都可以请她帮忙解决，诸如需要服装啊，道具呀，化妆品呀，锣鼓伴奏呀，给花儿一说就妥帖了。汇演节目的好坏，要听辅导干部的主要意见，我们小镇参演的节目，每次也都由花儿为主发言，她对我们的评价超过城关镇演员的评价，而总是能让我们获得第一名。由此，我对花儿的印象就越发良好。
　　 山不转路转。1979年，已经29岁的我由县里“特招”，偕妻携子进城，来到文化部门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我所在的单位文艺创作组与文化局合署办公，文化局没有房子，与文化馆拥挤在一起，于是我与花儿便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人一熟悉，嘴就无遮拦地说笑话，说从前是多么喜欢花儿。她也无忌讳，说，哎哟，让你空喜欢这么多年啊。
　　 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好多吃皇粮的人下海经商，挣大钱令人眼热。幸好文化部门也忽然兴起以文补文了，花儿就邀请我与她合作在县城里“打游击”。某个单位要举办文艺晚会什么的，要写专题节目，她就叫我写。写出节目了，她负责辅导、排练。这样的游击一次，那单位也就给我俩各补助三、两百块钱，使家庭花钱渐渐宽松。
　　 那几年，打这样的游击，我和花儿几乎是形影不离的，每次她结账，我也不问人家给多少，她给我多少就多少，也不怀疑她对我打没打埋伏。她靠的是我能写节目，有了来钱的本源。我靠她的人缘广泛、人头熟悉，推销我的节目立上舞台，何乐而不为之？！还有,兴起交谊舞那阵子，花儿真正是手把手地教我，踩了她多少次脚，她都不在乎呢。更重要的是，在花儿当馆长期间，她接收了我的妻子在文化馆工作，虽然是县里安排，但也有私人情分存在不是？她如果死顶着不接受，县领导也不便按着牛头强饮水啊。
　　 要说我对花儿有了新看法，是从她接手承包馆长以后和想调走的期间。到某个单位辅导了，一律要有偿服务，没有现钱给的单位，雨伞啊，皮包啊，口杯呀，甚至是工作服啊，她都是来则不拒。
　　 她不缺物资不缺钱，说不上物欲横流，但确有贪小便宜之嫌了。
　　 同时，我对花儿在艺术上的不认真也有看法，比方她给别人辅导节目，从来没有个想成熟的排练方案，总是临时拼凑动作，不好了再来，还不行再重来。对待艺术的态度说得上不认真。
　　 想到这些事情，我也对花儿在调走前想入党——声明了不赞成的意见。
　　 花儿在离开县城去市里的前夜，给新任馆长谈心说，别人反对她入党她还想得通，相处关系很不错的我居然也反对她入党，她怎么也想不通啊！
　　 现在，我也居住到了市里，我在心里祝福花儿晚年愉快、安康，尽享夫同伴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多想人间友情，少想身外之物，让为人处世平和的心态宛如永不凋谢的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