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重读韩寒的旧作《三重门》，最突出的感觉仍是幽默，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黑色幽默。不明白曹文轩在序中为什么没指出该书与《围城》的酷似。
　　 小至《三重门》(作家版)第47页“雨翔……见Susan正和沈溪儿密切地惜别，谈得插针难进”与《围城》第一节末“看她们有说有笑，不容许自己插口，把话压扁了都挤不进去”这两个比喻，大至主要人物的类比一一罗天诚之卖弄深沉像董斜川；钱荣之恶俗无耻像李梅亭；林雨翔挣扎于情澜之中，欲海之内，苦恼于做人之难，环境之险，与方鸿渐何其神似；Susan的地位则略同于唐晓芙；沈溪儿就仿佛那个专坏事不讨喜的苏文纨(所幸她对雨翔毫无兴趣)……例子极多，俯拾皆是。此外作者机智尖俏的语言，无处不在的譬喻，旁征博引的爱好，处处显示出与《围城》的“血缘关系”。
　　 用这种妙趣横生的行文风格写作的人，必然会陷入“逞才使气”中不能自拔，也必然地不喜欢平实朴素的描写手法，难怪韩寒批评郁秀的文笔根本不适宜写青春小说。
　　 我个人觉得郁秀是在竭力往主旋律上靠，以至写得不放手，阻碍了她才华的发挥。若不嫌拟于不伦，我愿意把郁秀比作袭人，温柔敦厚，随和拘谨，而韩寒更接近晴雯，伶俐刻薄，跳脱灵动。至今还有人争论袭人晴雯到底谁好，因而对韩寒郁秀我们也不能妄断孰高孰下。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要把他们二人写作习惯的不同简单视作“青少年小说”范围内的小小分歧，事实上完全可以以小见大，清晰地看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两大走向，即“灵性派”与“务实派”。前一派讲究技巧与强烈的个人风格，将作品视为艺术，如张爱玲、沈从文、白先勇等就是如此；后一派讲究现实意义与社会效应，将作品当作了匡正时弊的良药，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便是代表。这自然不是说张爱玲就不讲现实意义，亦非认定鲁迅忽视小说技巧，我只是想指出他们在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
　　 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灵性派”与“务实派”一“人”一半，各重一头。然而过分走极端绝不是一件好事。沈从文只有“妙手”而无“铁肩”（近年对他的推崇似有愈演愈烈之热，是因为瑞典皇家学院的马悦然对沈的垂青么？），茅盾空有“铁肩”却无“妙手”（也难怪王一川等人会把他剔出《二十世纪文学大师文库》）。避居世外桃源，不问世事，与概念化的图解政治，同样使文学成就受到限制，至少是及不上前面提过的鲁迅和张爱玲，因为鲁、张二人是虽然有所侧重却可以两方面都兼顾的。
　　 但真正让人佩服的其实还是曹雪芹。他是既大雅又大俗，既灵性又务实，既有极尽精湛的艺术形式又有极其深刻的醒世内涵，而且不着痕迹，不动声色，这才使得“红楼”成为迄今无人可以超越的高峰。
　　 回到开头，韩寒、郁秀不妨截长补短，互相学习，而成年作家们也不要拘于“派别”，党同伐异，如此，中国的小说方能更上层楼，达到全新的水准、全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