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我还在外地上学。
　　 “你二姨快不行了，赶紧回来吧！”
　　 母亲的话不多，仅仅是几句就挂断了电话。但是对于自己姐妹的死讯，我知道，在她的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
　　 我买了当晚的火车票连夜赶回家，当我踏进二姨家门的那一刻，周围的亲戚如同人墙一样列成一排，围在房子的门口。
　　 我有些好奇，探着脑袋望向里面。
　　 “正平，快过来，你二姨想再看看你！”
　　 母亲将我拉进里面来，四周没有灵堂，没有挂起的白布，只有一双儿女跪在床沿默默地啜泣着。
　　 二姨生平就瘦弱，因为经常干农务的关系，整个人都像块黑炭。
　　 我握着二姨的手，冰冷冷的，很硬。无论是农村的女人还是男人，在中年之后手上都会长出厚厚的老茧和黑筋来，硬得如同一块老石膏一样。
　　 “姐，正平，正平回来了！”
　　 母亲的鼻梁抽搐了一样，努力地挤出一副笑脸来，用着一股浓浓的方言对躺在床上的二姨说道。
　　 “正平啊，我们家大学生的骄傲啊，以后可别像，你二姨爹妈……这么没出息。”
　　 二姨的声音很微弱，中间不断地喘着粗气，仅仅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便间隔了很久才说完。
　　 “扶我起来，给我准备一盆水！”
　　 二姨的一双儿女虽然有些疑惑母亲的做法，但是还是点点脑袋，很快地就将一盆清水摆在床边。
　　 周围的亲戚不发声，偶尔有啜泣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他们也许在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刻最不愿看见的时刻来临。
　　 二姨用尽最后的力气，将盆上的毛巾弄湿，拧干。她的下颚已经开始严重的歪曲了，一双眼眸如同镶嵌在树皮中的鹅卵石一样，变得晦暗无光。
　　 我们不敢发声，对于这些农村人而言只能用眼泪来诠释自己的心情。即使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做得有模有样。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二姨脱去了自己的上衣，露出枯干的一副身躯来。我将目光撇到一侧，不是因为伦理道德的谴责，而是因为真正能顾刺痛我的是那段烈日之下艰难的岁月，正如我的老父母一样。
　　 二姨将潮湿的毛巾从上而下，从面部到腰部轻轻擦拭了一遍。
　　 良久良久，二姨才重新将自己的旧布麻衣合上，然后转过头对一旁的母亲说道。
　　 “妹儿，好久没有从自己的老娘亲手上接过毛巾了……”
　　 二姨说的话很细微，细微的也许只有母亲一个人才能听到。母亲的眼泪如同止不住的堤坝一样，涌现在双颊之上……
　　 母亲轻轻地扶着二姨的身体，摇摇晃晃，一动不动的。在场的每个人都闭上了眼睛，我们不希望二姨像个孩子一样来学着我们做这个动作。只是听到那一声的嚎啕声，我们才知道，这一刻究竟还是来了。
　　 农村人的手脚很快，仅仅是二姨离逝后的一两个小时，外账还是内堂的灵堂都摆得有模有样的。
　　 农村人死去之后，都会将尸体安置在大堂朝南的一个门板上，随后在门板下和四周点上七盏白烛。老一辈的人将这个称为长明灯，为了指引亡魂找到回家的方向。
　　 我出门在外读书，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看到的东西自然也有许多。我知道，农村人不会说，但是会做，他们的脾气很古怪，他们的身体如同是钢筋一样坚韧。
　　 南方总有格外饱满的俗世生活，这座不大的内堂如同一个链接了阴阳两处的地方，他们把这一切的程序都做得井然有序，慢条斯理，用一种极其虔诚的态度完成这一切。
　　 守灵的时候，子女姐妹坐在两侧，眼镜摘下又戴上，我知道，他们又哭了。
　　 也许，我们每个人活过多少年，几十年，都会慢慢地开始脱离这个世界的轨道，成为亲人手上的一面玉匣，里面装着小小的一方世界，我们的眼前只有一片黑，却听得见亲人的恸哭。
　　 事后，我和母亲出了丧堂，便询问母亲：“心里难受吗？”
　　 母亲点点头，但是没有说话，答案不言而喻。这是她唯一一个一起长大而且还留在身边的姊妹，现在说没就没了，任凭是谁心里都是说不出的滋味。
　　 母亲不太会流泪，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哭过两次，一次是我生重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母亲求医拜佛，任是在佛堂哭了三天三夜。第二次是我父亲摔断腿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母亲担起了整个家经济的大任，这十几年来，我也从未见过她流过一次泪。
　　 农村人的出丧很有讲究，要选在夜里，而且时辰要选得对。子嗣侄亲都应十步一叩以示敬畏周遭鬼神，老人说，这个时候走的路是黄泉路，过的桥是奈何桥，总有些坏东西要来抢人。
　　 我信了。人总是要经过一定的阅历才会成熟起来，年轻的时候，我自以为了不起的读了一点书，然后随随便便地就认为这些民俗就是一种迷信，其实只有真正经历过了才会觉得曾经的想法是一种无知。
　　 如今事情已经逐渐过去了数十载了，我在《周正平回忆录》中写道：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小的时候，母亲将毛巾交到我的手上，示意我长大了。活着的时候，希望自己关爱的人能够一直出现在眼前，哪怕犯了滔天大罪也会有所庇容，死了的时候，生亲也好熟亲也罢，希望亲人能够安安静静地陪自己走完最后一段路。农村人的脾气，大抵便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