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乡下人。
　　 这样的提法似乎并不新鲜，有抄袭之嫌。但这是一个事实，我是一个乡下人。
　　 沈从文先生，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撞进京城，活生生把中国文坛撞开了一个缺口。但沈先生毕竟还有一个做着将军梦的父亲。而我是真正的乡下人，父亲最大的梦想是做给我的，或者说我成了他最大的梦想。
　　 一个乡下人的尴尬事挺多。我说的挺多，是遍布他足迹能到的地方。
　　
　　 1、
　　 我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尴尬的年代，国家相继死去了几个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新与旧、破与立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父亲已经由当红卫兵时走街窜巷的激情变成将养一家老小的现实。而乡村里最大的现实是——养家糊口。我最早的苦难记忆便是吃。我还记得的画面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苕，里面稀落地散落着几粒米，母亲从锅里迅速拿出一个很小的盅子来，那是专门为我蒸的半盅米饭。这时候的中国，活在巨大的饥饿中，在世界这个村落里显得独特而尴尬。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来了位代课教师。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只有30多岁，尽管时隔20多年，我们彼此相见不相识。我得承认，他留下的两个印象貌似都不咋好。一：他总是在我们作作业的时候，坐在一把藤椅上睡觉。这时候，他头微微偏向一侧，口水便流出来，形成长长的线。他睡着的时候，双脚还高高地翘在木质讲桌上，叉开双腿，他的尘根就很轻易地涨成一坨，我写字的笔就会停下来叹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睡觉的时候顺便教我们生物课。多年以后，当我看到霍金的照片时，猛然地想到了这位教了我一年的李老师。二：他的拼音永远是先拼一声：王，先拼一声，再突然转到二声，其过程为w,āng,wáng。今天说起来仍然好笑，但我不认为这是我普通话差的根源，因为我只有到了大学才有机会听到普通话，这能怪他吗？时至今日，我的川普还时时遭到质疑，作为师者尴尬和洋相是时时有的。
　　 不知道是几年级的事了，表哥的女朋友回农村来结婚，顺便到我家来走亲戚。表哥读中师时喜欢绘画，被辽宁的部队看重，女朋友是部队一位干部的千金。当表哥们到达我家时，舅舅告诉我说你嫂子第一次上厕所时吐了，我就暗暗担心，甚至愧疚。因为我无法保证她来我家就不上吐下泄。在乡下，往往是在猪圈的茅坑边用竹篾一拦就围成了所谓的厕所。而我家的呢，则是在猪圈圈板的石条上凿一个洞，上厕所的话需要翻过猪圈一米高的护栏。这样的厕所，除了安全感差，几乎一览无余外；还需要跟猪打交道，猪们哼哼哈哈的，满身屎尿；何况这也是一件体力活，需要爬坡上坎飞檐走壁。对于一个在城里生活惯了的女人，实在是难为了，但说对于嗅觉的考验就足够大了，作到冲鼻未闻是件很难的事，相反是掩鼻而走，然后深呼吸，然后娇喘微微。
　　 小学毕业那年，伊拉克在打仗，用飞毛腿打。这时候，我已由村小转到了完小，我转学的原因很简单：我在作文里把“好朋友”写成了“女朋友”，而老师没有看出来。我的转学行为自然引起了老师的不满：王刊，鱼大滩小！
　　 也就在这一年暑假的某个黄昏，我和母亲正从坡上背着牛草回来，天色已经暗到可以对面取人物而不知被谁所取的程度。朦胧中有几个人影招呼着母亲，母亲热情地走上去，遇到的却是冰冷的手铐。这也给了我一条间接经验：出名要趁早，抓人要趁黑。杜甫在石壕村的那一夜，一定躲在门板后吓坏了，而我在仓促之间，比吓坏了还严重。其时，我正放下沉重的背篼，这个背篼先前曾死死地勒进我的肉里。所以，放下时，我一定愉快地出了一口气。但这口气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显得极不合适宜。这时，我看见几个黑影抓走了母亲，推推搡搡地要往乡上走。这时候，一个小孩子的眼泪是决堤的河，我哭着说：“妈，我到乡上来看你！”可是，几天之后，妈却转到了县城，远到一个乡下小孩子丈量不到的地方。
　　 接下来，我要面对的诸多改变，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1、家里的生产生活变成了一团乱麻，其混乱程度是N；2、消息的流窜使得邻里乡亲的目光像刀子，其锋利程度是∞……
　　 父亲要面对的才叫多呢，老婆抓走了，管不管？三个孩子读书，管不管？庄稼长了荒草，管不管？父亲越发地忙，也越发地爱喝酒了。一个周末，我从乡中回来，看见父亲坐着，一只脚翘在板凳上，父亲开始说话，语无伦次地说话。我第一次暗想：父亲的神经是不是有了问题？事实证明，父亲真是有了问题，直到现在。
　　
　　 2、
　　 乡中坐落在青山的山腰，像一把椅子，乡中就在这把椅子上端坐，严谨而且安详。乡中离家10多里吧，需要下山、过河、履平地，然后上山，过一根田埂再过一根田埂。以前在家的时候，吃饱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在田野里扯一把青草，也可以填一填肚子。但到了乡中，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家里的大米是有限的，甚至是买来的，所以我在用盅子撮米往袋子里装的时候就格外地谨慎，我常常在该不该多撮一盅米上犹豫半天。乡中的饭是用甑子蒸出来的，我们便用铝质的饭盒装上米参上水放进甑子里，我的米匀净地铺在盒子里，薄薄的一层。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我饭盒里白花花的米饭总是只到一半。
　　 幺姑住在离乡中不远处，但她那段时间去了县城姑父处。一天傍晚，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饥饿的指引，来到幺姑的家里，大门关上了，虽然并不破败，但楼去人空，没了亲情的包裹。那时候，妈离开这个家已经几个月了，我似乎有些倦了，蜷在幺姑家的柴草堆上睡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记住了这个画面，倒在家门之外的暗淡是足以让我回味的？
　　 不久，这个不久我已经无法说清楚是几天还是几个月，幺姑从县城回来，我便可以每天晚上到她家里去。幺姑们习惯一天两顿饭，但她一般都还要为我留一点作为加餐。这似乎成了我去她家的最好注脚。倘若某天晚上期待成了空，那将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我的饥饿记忆一直持续到高一，那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为66元。也许是那些年我正在长身体吧，总之似乎总是半饥半饱。这样的回忆总是让人很尴尬，包产到户几年了，我家的一亩三分田似乎年年撂荒，荒得不近人情。
　　 后来，我就长成了现在的我，零件一个也不少，但构造极度简化，该长的短了，该厚的薄了。现在的我，包括以前的我，多次受到别人的轻视或者不屑，往往都是因为这个身体。它成了我的陷阱，我坚强的自尊一陷进去，就变成了奄奄一息的自卑了。当青春遇见了自卑那是多么尴尬的事情啊！
　　 乡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中专委培，需要大量的钱。为了我升学的事情，父亲装了满满一筐鸡蛋风尘仆仆地从川北的某个大山沟里出发，到了千里之外的省城。他们要找的是在省委宣传部任职而多年未见的师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师兄说：如果是大学，很好帮忙；但中专，鞭长莫及。父亲无功而返，我读书的事情只有两条出路：1、复读；2、高中。我选择了前者。
　　 复读的那一年我去了镇上。乡中的时候，似乎大家都一样，因为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镇上的同学渐渐跟我们拉开了差距。有一次，父亲背着一个篾丝背篼，很高的那种，不用问，我知道他一定去卖了冬瓜，或者萝卜。父亲就用这个背篼在整齐的教室里找到我，并且要我一同去找班主任。在一个虚荣心很强的小孩子看来，我宁肯没有这个背篼。
　　 我参加县级化学竞赛初赛进了前三名，有资格代表学校到县城比赛。但我却主动放弃了，因为去趟县城需要60多元的花费呢，一位叫孙强的同学顶替了我，他父亲是镇上粮站的，自然出得起。为了掩饰我不去的尴尬，我轻松地说：“我去了也拿不了奖，还不如不去！”那次竞赛的结果似乎专门是给我看的：只有孙强连三等奖都没有拿到，我就开始后悔不迭，如果我去，哼！
　　 中考结束开始查分了，我不知道怎么获准可以在镇教育局里使用电话。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家伙，我抓起话筒，连声说“喂”，旁边的官员说，拿反了。我自然不知道什么拿反了，最近的这个官员赶紧把话筒调了一端放在我耳朵上。
　　 查分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又只有走委培，因为这一年，全县只收5个复读生，其余的只能委培。我肯定觉得冤枉透了，因为前一年后一年都没有限制，就我们赶上了。总不能这样再复读下去，父亲要我去县城读高中，我哭着闹着不去，我想：我不是考大学那块料！人生没法假设，如果我没有顺着父亲指引的这条路走下去，我是不是正在某个县委办公室里奋笔疾书；或者守候在某个工厂轰鸣的机器旁汗流如雨……
　　
　　 3、
　　 高中在县城读，这个今天看来是川北巴掌大的地方，对那时的我而言却是一块啃不烂的骨头。
　　 由于这个乡下人一向性情过刚，不服输，不向人低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头直到现在还高高地顶在脑袋上，没有人像劈一个西瓜能把它劈下来，然后把自己的眼睛以及脑袋伸进去，看看这个被劈的人是哪根神经在刚。这样，一进高中我惹恼一个班霸就自然而然了，一个戴眼镜的县城土著。至于惹恼的原因，一定是一件小事，比如他要我把桌子往后挪一点我不挪，或者他说我日你先人，我回嘴说我日你先人（你，重读）……反正不可能有大事，因为一个乡下人才去县城，爱情是不会跟着去的，我也绝不可能去夺一个城里人的女朋友，那样有些自不量力；况且，我们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都彼此不认识，我的祖先从湖广远道而来，而他的祖先是谁我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料定他们肯定没有冤仇。既然不是杀父夺妻之仇，那么就一定是一件小事无疑。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我要收拾你。我大概会这样表达，收拾就收拾，谁怕谁？我这样说，多半是自己从不向人低头的缘故。也就是这缘故，所以我真的被他收拾。就在教学楼的某个地方，几个城里人，打一个乡下人。我能够做的，只能告班主任。不得不低头哇，所以我的头还在，倘若我轮起板斧，我的头说不准就不是我的头了。除非我的板斧是程咬金的，或者李逵那厮的。
　　 被打的人会紧接着陷入三难，打回来，打不过；告老师，还有被打的危险；不告老师，也有被打的危险。我自然是告了，但自然又被打了。
　　 这是我前几十年中遇到的两次挨打。后来，它成了我的内伤，不愿提及。
　　 一个乡下人在包抄城市的过程中，身体和心灵都要受煎熬。
　　 我今天有时会想，昔日打人者今天在哪里。我甚至还想回去给他们看看周五郑王的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好笑。
　　 我的生活在高二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改变。某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个自称是我初中同学的人，可惜，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弄清楚在我的生活里怎么就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同学来。他那时工作的单位是学校里的一个养鸡场，他哥哥是大学生，场长。于是，我的高中生活便跟这个养鸡场难舍难分。周末或者暑假的时候，我就把他们的鸡蛋批发出去，骑上他们的三轮车走街串巷卖鸡蛋，居然还解决了一个学期的零用和生活。
　　 也就是这位同学，带我到县城的一个舞厅。这是我第一次去舞厅，一个乡下人出入这样的场合显然不合适宜。他极力怂恿我参与进去，而我却趴在舞场里的一根栏杆上睡着了。醒来时，满身是汗。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时间快要爬到最高点，千年的交替即将来临。邓小平同志没有等到香港的回归就急匆匆地走了，也许他等得太久已经失去了耐性，才眼睛一闭是非忧乐都两忘。我记得，学校放了很大的电视，毕业和非毕业年级都可以看。我还记得，电视的屏幕上刷刷地现出一行字：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爱着祖国和人民。后来，我还多次化用：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祖国和农民。也就在这场告别余温尤存的时候，我迎来了人生里的第一场恋爱。这时候，距离高考只有三个月了，但爱情这东西还是不依不饶蓬蓬勃勃地发生，那管班主任、校长的警告。这位女生是县城的一位同学。也就是她曾经在某个夜晚，望着潺潺流过的东河水，托起我的脸说：你咋长得这么丑呢？我知道，她对我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我是一块铁，一块从山里挖出来的铁，自然在一个时期里是无法变成钢的。别人俄国佬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说明要炼成钢铁一定包含一个复杂因素，不可能像1+1=2那么简单。而我那时候练就钢铁使用的，只能是乡下人的淳朴，和一颗不满足于乡下的心。但城里人是看不到的，至少在当时。
　　 月光如水，东河不改一贯的平静，而我的内心里却满是失望。
　　 这次的感情危机灾难深重，我觉得，他直接导致了我的自卑。或者说，主要是他加重了我的自卑。这自卑一直跟着我，如影随形，横贯整个大学生涯，以至今天。我已经在以前的文字里一再提到。
　　 我的父亲在我高中时也经常出现。因为，父亲也到了县城，拉三轮。那时候的三轮，从新城到老城，5毛钱。但我一般是没有这个5毛的，我宁愿自己走路。当然是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我那时还懂不起穿别人的鞋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技法。父亲是为了我的学费来县城的，他说，我砸锅卖铁也要送你上大学。这句话真的应了验，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时，我家就酝酿着卖掉了老家的几间土坯房——父亲以及母亲半辈子的家当。从此，他们开始了在几个城市的迁移。先是县城，然后去了西安，然后来或者将来成都。父母现在与故乡的联系只剩下了几座挤挤挨挨低低矮矮的祖坟，谁把他们的故乡卖了？时光荏苒，20年过去了，故乡还记得住曾经的故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