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城市多年，虽已习惯于天天与电灯为伴，但在记忆深处，有一团亮光却从未熄灭，那便是乡村老家的灯火。蓦然回首，那灯火阑珊处，是温暖，是慰藉，是光明，是希望，也是人生的道路。正是那些或暗或明的乡间灯火，陪伴我一步步走过人生的童年。
　　 一、油灯情
　　 在我小的时候，老家农村还普遍使用煤油灯；农家的光明和温暖，就是那盏小小的油灯带来的。其实，我所生长的村庄距离胶济铁路还不到四公里，静止车站和流动火车的灯光都清晰可见，但用电却晚了近百年，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我家房屋内间与外间相隔的墙壁上，专门留了一个装着玻璃的灯龛，家里那盏腰身妩媚的煤油灯，通常就放在龛子里。这样，一盏油灯照着两个房间，不管是内间卧室的生活，还是外间灶台的做饭，都有了灯光。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油灯的点燃总是姗姗来迟，每天夜晚屋里漆黑一团时，母亲才舍得把油灯点上。除了吃晚饭或家里来人串门，母亲总是把灯芯捻得低低的，油灯的火焰比豆粒大不了多少。但就是这盏光线暗淡的油灯，一经点燃，屋里顿时弥漫着温馨与宁静，家的感觉立刻涌入心间。
　　 家里那盏油灯，平常母亲用的最多，除了做饭、洗刷、收拾房间等家务，还要借着灯光做针线活。那时候，全家老小从上到下的穿着，都出自母亲之手，而且经常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让母亲的手得不到片刻清闲，每晚都要忙着飞针走线。母亲晚上做针线虽然离不了灯，但除了穿针引线之外，都不靠近油灯，尽量让灯光填满房间，把光明分享给全家。小时候与父母睡在同一个炕上，经常是一觉醒来，眼前仍然是母亲借着灯光纳鞋底的画面。母亲为了不让灯光刺到我的眼睛，把灯火调到最小，同时把身体挡在我和油灯之间。于是那个弓着背、低着头做针线活的母亲剪影，如同一座雕像凝固在我的心中，终生难忘，至今仍清晰无比。
　　 夏天到了，家里那盏油灯除了照明，又多了一个用处，便是用来消灭蚊子。那时由于生活贫困，家里的蚊帐布都只有一面，其它三面则借助墙壁。每天放蚊帐时，尽管母亲用大蒲扇奋力驱赶，但仍会有少数蚊子躲在蚊帐里面。母亲为了消除隐患，端着油灯，靠近墙壁和蚊帐，仔细寻找蚊子，一旦发现，便用油灯火苗燎蚊子的翅膀，随着“哧”的一声和轻微的焦味，蚊子应声落下，一燎一个准。不过，燎蚊子需要技巧和耐心细致，灯火与蚊子的距离要不远不近，否则不是燎不到蚊子，就是容易烧到蚊帐。一次二哥学着母亲的样子，端着油灯燎蚊子，一不小心把蚊帐点着了，幸亏没有酿成大祸。
　　 家里的煤油灯，也是父亲离不开的宝贝。父亲烟瘾大，为了过滤烟油子减少尼古丁，做了一个长杆烟袋。每天晚上闲下来时，父亲便用油灯点火吸烟，一袋接一袋不停地吸，直到过足烟瘾。有时遇到二叔串门，父亲便与二叔轮流使用那根长烟袋，谁都不用擦拭烟嘴，抽得不亦乐乎，兴奋之情让年少的我很难理解。每天熄灯前，父亲总记得把油灯挪到枕头前的桌子上，把火柴放在枕边。如果夜里听到狗叫得急，父亲便“哧”的一声划根火柴，将油灯点上，然后披上衣服，到院子里转一圈。在我的印象中，油灯一点，父亲的胆子便壮了起来，家里似乎也就安全了。父亲告诉过我这其中的道理：不管是想偷东西的人，还是想偷鸡的黄鼠狼，都是做贼心虚，只要看到屋里亮起灯，就知道主人没睡或者已经醒了，都会溜之大吉。
　　 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躺在被窝里，把油灯放在枕边看书。此时，周围昏暗，只有书是亮的，注意力最容易融入书中。不过那时正值“文革”期间，几乎所有作品都被打成“毒草”，能看到的小说很少。有一次，大嫂回家时带了一本《夜深沉》，我视若至宝，白天上学没有空，便晚上躺在被窝里看，直到传来母亲催促吹灯睡觉的喊声。谁知这本书刚看到一半，便被一位村干部借走了。等到十多天后我到他家追要时，他却端给我一盒子烟灰。原来，这本书他觉得没有意思看不下去，便干脆当成卷烟纸用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有机会把《夜深沉》后半部分看完。
　　 我读初中时，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到达，进行早自习。北方的冬天亮得晚，六点时天还是黑的，每人都要准备一盏油灯。父亲看到家里没有多余的油灯，便找来一个旧墨水瓶和一段鞋带，为我做了一个小油灯。每天清早，当我点亮那盏属于自己的墨水瓶油灯时，便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一股激奋之情油然而生，寒冷也被丢到脑后，聚精会神地投入到学习中。有位诗人曾经说过：“有灯的地方，一定会有路。”虽然多年后我才得知这句至理名言，但却常会想起那段时光，总忘不了那盏照亮我心扉的墨水瓶小油灯。
　　 二、马灯缘
　　 幼时的老家，马灯和油灯一样，也是农家生活必不可少的。马灯其实也是煤油灯，因为外面多了一个防风的玻璃罩，老家叫做“罩子灯”，名称形象贴切。农忙季节，庄稼人不仅白天忙，晚上也要院里、地里不停地忙活，而且还要推磨、压碾，都得有马灯陪伴着。夏天天气热，全家在院子里吃晚饭时，马灯往屋前的石榴树上一挂，整个院落顿时充满生气，家人也仿佛从白天劳动的疲劳中恢复过来，晚饭吃得有滋有味，饭后也欢声笑语不断。
　　 马灯的不可替代作用，主要体现在夏秋农忙时。麦收期间，生产队的麦子收割后，被大车（马车）拉到大场院里，紧接着便要“梳麦秸”。所谓“梳麦秸”，就是将麦株一分为三：麦穗割下，用于脱粒；麦叶梳出，成为生产队喂牲口的饲料；剩下的麦秆（麦秸）分给各家，用于盖房子等。夏天割麦子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白天收割都忙不过来，“梳麦秸”只能放在晚上时间进行。于是，随着生产队将一捆捆麦子分给各家，大场院里便立刻成为“梳麦秸”的战场：各家占据场院一块地方，在马灯的照耀下，用镰刀割麦穗，用筢子梳麦叶，把麦秸捆好，井然有序，忙而不乱。马灯不但光线亮，而且不怕风，不易引燃物品，安全实用，成为“梳麦秸”时最好的照明工具。此时此刻，虽然大人孩子都辛苦无比，但马灯照耀下的一张张农人的脸，写的却是喜悦和幸福。
　　 马灯再一次大显身手，便是秋天晒地瓜干时。我小时候，地瓜是生产队主要农作物之一，因为产量高，而且藤、叶还可以食用。为了便于保存，地瓜必须晒成地瓜干。秋收秋种也是最忙的时节，生产队白天刨地瓜，傍晚分给各家各户；各家则要连夜切成地瓜片，以便抓紧时间利用晴天晾晒。夜幕降临后，地瓜田里亮起数十盏马灯，远远望去犹如星光点点；耳边是地瓜刀切割地瓜时那“吱嘎吱嘎”的声音，此起彼伏；黑夜的天空中，偶尔还会传来几声南飞大雁的叫声，构成一幅别具特色的秋时立体画面。此情此景，已长久保存在我的记忆中，即使如今看到马灯，也会联想到那个场面和那个年代。
　　 我小时候，父亲帮助生产队管理菜园，昼夜不能离开，每天三顿饭都由我负责送。由于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饭做好时，天往往已经黑透了。送晚饭时，我一手挎着装饭的筐子，一手则要提着家里的马灯。送饭途中，路边有一片墓地，黑乎乎的不说，有时还会传来猫头鹰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更有甚者，“文革”期间盛行扒坟，一些无主坟墓的尸骨不小心被遗漏在地面上，有时还会自燃，蓝色的磷火一闪一闪的，不由让我联想起大人们讲过的“鬼火”，吓得后脊背都凉飕飕的。幸亏手里那盏马灯为我照明，为我壮胆，我每天才敢走过那段路。不过有了这段经历，我的胆子后来变得越来越大，入伍后不管站岗值班或侦察巡逻，从来没有畏惧过。
　　 马灯好用，但与油灯相比，耗油要多一些。尽管那时煤油只要四角四分钱一斤，但家人还是经常把马灯火苗捻得小小的，够用就行，能省则省，容不得一点浪费。到了冬天，马灯则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如同冬闲的农人。
　　 三、汽灯魂
　　 汽灯对于今天多数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今人可能无法想象，对于数十年前的老家农村来说，汽灯就像一个村庄的灵魂，聚集着人气，撒播着快乐。
　　 汽灯在外形上与马灯有些相似，但不燃煤油，而是用酒精，费用要贵得多，村里和各生产队都只有一盏。因为汽灯不仅可抗小风，小雨天气也能够使用，在尚未通电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村里、队里遇到一些大事，就会把汽灯点起来。汽灯一点，那白晃晃的光线不仅能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照得如同白昼，而且仿佛能将整个村庄点亮，把全村人的热情点燃。
　　 在我的记忆中，汽灯用得最多的是村里唱戏时。每年农闲时节的某一天，村头的空地上忽然筑起一座土台，全村便如过节一般热闹起来。天还未黑，我们小孩子便早早吃过饭，搬上家里的长条、四方凳，抢先去为家人占领好位子。很多人家还会通知邻近村庄的亲戚们，一起前来看戏。戏未开始之前，最忙的就是管汽灯的人，一会儿点火，一会儿打气，一会儿调光，一会儿挂灯，显得忙忙碌碌，俨然就是舞台的主角。等到台上两盏明晃晃的汽灯挂起时，台下人山人海，台上锣鼓喧天，戏也就准备开场了。记得那时演的多是“革命样板戏”，而且演员的水平普遍不高，来个县剧团就算顶了天了，多数情况下都是业余剧团，但却丝毫不影响村人看戏的兴趣。戏开演后，台上有戏，台下更有戏：男人们一边看戏，一边谈论天气，谈论收成，谈论来年的打算；女人们则照样拉呱，照样纳着鞋底，照样搂着孩子睡觉；大孩子们则跑跑跳跳，尽情地嬉耍玩闹，全然无心台上的剧情。农村演戏，本来就是全村人的快乐聚会，图的就是一个场面，一个热闹。戏在演出过程中，管汽灯的人也没闲着，隔一段时间就到台上给汽灯打气。于是戏装飘逸的舞台上，时不时冒出一个与戏的内容毫不相干的人，无意中像在提醒人们这是演戏。对此，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都毫不意外，早已习以为常。
　　 汽灯必用的另一个重要场合，就是生产队分粮食时。麦收或秋收之后，等场院的粮食脱粒、扬净、晒干，交足了公粮，留足了种子，便要分粮食了。分粮之所以放在晚上进行，一是不耽误白天农忙，二是人容易凑齐。分粮食又叫分“口粮”，对生产队和各家各户来说，都是头等大事，账要算清，粮要分明，秤要看准，明亮的汽灯自然不可少。明晃晃的灯光下，随着粮食装袋、过秤，人们满足时的喜悦之情，或遗憾时的感叹之声，都一览无遗。此时我们孩子们的兴趣却完全不在分粮上：由于漆漆黑夜中出现一处强光，漫山遍野的蚂蚱、飞蛾等便争先恐后趋光而来，前仆后继，惹得孩子们不停地追逐捕捉，或用衣服打，或用扫帚扑，或用双手抓，各显神通，人人逮上几串，为家中的鸡狗准备一顿美餐。
　　 在没有电的年代，汽灯就像乡村的夜明珠，给人们带来无限快乐与希望。那时除了大场面或隆重场合，汽灯轻易不用，连生产队晚上开会时，也只点上一盏马灯。记得“文革”期间的一天晚上，村里两帮造反派要开展“辩论”，想借村里的汽灯用。支部书记对此一口拒绝，理由简单却充分：辩论只要有嘴巴有耳朵就行了，用不着汽灯！
　　 几十年过去了，由于家乡早已通电，汽灯被电灯无情地取代，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乡村的夜晚不再黑暗，但却没有了汽灯下那迷人的气氛和热闹的场面，再也找不到像汽灯那样聚集村庄人气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