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不能逃脱博尔赫斯小说世界里那两把厮杀的刀子，这个逝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伟大的老头，魔术师一样，利用他的郭坎和乌里亚特似是而非的格斗，将高乔先辈的战争从古老的过去蔓延到永无止境的未来，他智慧极了，首先亮出：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随后又血淋淋地揭出了真相：人的歹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伺时机。
　　 此值又是新年，我躲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应该是第七次读他的《遭遇》，每一次都读到些往次没有发现的东西，有时候是他迷宫一样的时间，有时候是这样强大的历史与社会的隐喻，有时候是人的遗忘，我期待着每一次能发现隐藏在他魔术棒里的另一种可能性，他终究还向我说了什么呢？
　　 透过他那两把刀子，我也常常把隐藏在内心里的那把刀子翻出来，擦亮，重新看看它的过去，它的价值与意义，虽然，我的刀子是如此渺小。我也常常从他的深邃世界里看我们的世界，真是肤浅而虚假，人类需要回忆过去，才能看清如今的假象，而我已经成为了假象的一部分。
　　 我母亲唤了我的小名，“红英，来包饺子，过年了，就不要看书了。”我丈夫和母亲正在厨房里包饺子，咚咚的剁菜声和窗外被鞭炮惊吓的麻雀的喳喳喳声混为一谈，客厅里的电视上演绎着回家过年的炙热画面，走亲串友，同学聚，似乎全民陷入了庞大的回忆中，我想这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
　　 我朝窗外望去并随口答应着，竹子在风中摇曳，还有几棵青松，长着参天的气势，我突然想起了节后我们全家将要纷纷奔赴的各自的同学聚。我母亲和父亲那辈人，几十年的老同学聚会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灾难，每一年聚会回来，两个老人都要在新年里难过一阵子，我父亲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子孤零零地望窗外，不言不语，我母亲则慌慌张张地四处乱翻，她要把每一年聚会的照片重新从木箱子取出来，压到床底的最下面，越难找到越好，还要反复告诉我们全家，“以后不要聚！”可每到新的一年，两个人又兴冲冲地匆匆去了。回来后又要重复先前的那些步子，在照片上寻找去年突然消失的一个同学。我觉得是死亡诱惑着他们前往的。而我们总感觉离死亡还遥远。我丈夫从聚会中得到更宽广的信息，来年好奋斗。我呢，我的第一次二十年初中同学聚会是个什么样子，心里竟然蹦跳起来。
　　 我又回应了母亲一声，才合上书本，离开窗口，盖帘上已经长满了一圈圈的饺子，极其肥硕的样子，“我爸呢？”我母亲笑了，“买灯笼去了，哪一年他也忘不下。”我越来越迷惑于时间这个东西，时间可以在当下忙碌翻转的包饺子的双手中，回到四十年前在黑龙江的春节前，我父亲用彩色纸条糊灯笼的场景里。
　　
　　 2
　　 尽管我曾经数次从博尔赫斯的刀子去连接我的那把刀子，虽然被我沉入箱底的那把最为普通的水果刀子登不得台面，但是，就算是所有人都把那件事看成是微不足道的针尖儿，我还是必须要告诉你关于一把刀的故事，也许这样的故事在很多人身上发生过。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去往同学聚会之路的前夜，我把藏在书橱最底端最靠里的红酒木盒子翻出来，里面摞压摞是我初中的同学留念录，小学的合影照片，继续翻下去，我还是带上了那把刀。
　　 聚会的地点在银城市中心的天晶大酒店。我十年间，每年春节从滨海回到银城，却一直没有参加过同学聚，原因似乎说不清。我一路走着去的，路途并不远，毕竟银城是个横竖几条街就能跨越的小城，如今，我见了它，除了逃避，就是尽量不睁开眼，它现在的样子让人心疼。支撑东西南北四个角落的是通天的粗壮烟囱，轰隆隆的铝业加工厂比拼着喷洒烟尘，太阳已经被遮住了，天空的蓝成为了记忆，但是，银城的人富了。
　　 已经有几个同学提前来到酒店的包间里了，我的出现让他们叽叽喳喳的话音突然断了线。几个人几乎异口同声，“我们的大作家来了，谢天谢地。”他们成半包围的趋势，我们开始了几乎心贴心的问候和拥抱，似乎顷刻间我们主宰了世界，全世界都陷入了这般真挚，怎么说呢，是身体和内心都在同一距离之上，这是让人感到极度奢侈的。
　　 “这么多年不出来露个面，躲哪去了？”
　　 “不待见我们这帮子凡夫俗子。”
　　 “才人啊！”
　　 一圈下来，我已经被拥抱得血液沸腾，你不知道，这一刻，我都为我这十年间的逃避感到愧疚和自责，人间还是有真情的！
　　 激动暂时平复后，同学陆续到来，一阵一阵的热烈起伏，大家自然地分成俩仨一组问着对方，说着各自，拼命寻找并印证着真实，房间里充满了过去与当下交织的声音，有个声音说，“你现在在哪里发财呢，我还记得你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英语老师叫你到办公室，你的棉袄拉链夹在了椅子缝里，折腾半天取不出来，你知道吗，大冷天的，你干脆把棉袄脱了，这我记得特别清楚。”另一个声音惊讶道：“是真的吗？我都不记得了，你说那英语老师那么急着叫我干啥！”过去把现在的人引笑了，过去的真实就这样在回忆中复活了，人与人的距离也因为回忆拉近了。而我是有些紧张的，捉着我的包，我在犹豫是否让这把刀子的历史在今天重现。
　　 此时，关于刀子的故事的主人公终于走进了门，他的变化真的大，但还是能寻到当年的影子。在热火朝天的对话声里，他径直朝我走来了，我见他低着脑袋，眼睛躲闪着，鼻孔大张大合，是什么东西催着他就坐在了我的身边，发出绵羊般的叫声：“你终于来了呀！”我把我的包垫在了屁股底下。
　　 他叫高山，是当年挥舞这把刀子的勇士，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现在，他已经是一个西装革履的老板了。我还是惊讶于他外在的变化，他坚硬得像一座真正的高山了，我还是能嗅到他深蓝色西装的每一个布缝里潜藏着无法洗清的柔软，那柔软突然问：“你没变。”我笑了笑，“人怎么能不变呢！”他的锑亮的皮鞋在不断地搓动地毯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白烈而刺眼的光芒中，伸出了一只手臂，我们看到蜿蜒在手臂上的那条纠结的缝隙已经生长的松散了，那条缝隙说了一句话后，就裂开了，他说：“你过得好吗？”我说：“这个‘好’字太难回答了。”
　　 我们就沿着这条缝隙一路走下去，走到银城只有横竖四条街交叉的年代，走到城北的顺和街上，进了一个小小的铝业加工厂，除了门岗上一个精瘦的看门人范老头，最终在一个夜晚出去小便，死在厂里的硫酸液池里，剩下的是一群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年龄，大都是草草了事地上了名义上的大学或者中专，开始人生实践了。
　　 厂子不大，但足够我们那个年龄施展拳脚。还是径直走进二楼的那间办公室吧，我在那里做了办公室职员，高山在车间里做工人，杨辉是我如今的爱人，也在工厂的技术部。这个小小的世界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我们工作之余一起到街市上去压马路，溜旱冰，唱歌，社会对于我们是美好与慈善的，我们之间也充裕着混淆不清的美好，那时候，我们称为爱，我们又作了个形容前缀，叫做真爱。
　　 那把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与爱有关。我没有亲临现场，在次日清早来上班时，门一打开，故事已经发生，发生在前夜，而眼前是故事的结局，满屋子血腥气，玻璃门上一个拳头飞奔过去留下的破碎的大洞，门前是嘈杂的玻璃碎片，我看到每一个碎片中都有一个我惊讶的脸。高山蜷缩在沙发上，像一只失去整个领地的老狮子，等待狮子的只有死亡。高山的一只手臂绑着白布，血从门口曲折蜿蜒，断断续续，流到沙发跟前，流到白布上，已经结了干荚了。当时的杨辉坐在我的座位上，低着脑袋，血在他脸上、手臂上也结了干荚，那把刀子在混乱中被丢进了沙发底下，在后来的清扫中，被我留了起来。没有人能还原当时真实的现场，这个故事在当天被打开的办公室门的残破中不胫而走，全厂人都为故事的意义作了自己的解释，有人说，高山好样的，为了爱情而战；有人说，是高山自杀呢；有人说，两个大男人为了爱打架，没出息；有人说，俩铁哥们为了这点屁大的事打杀，葬送了友情，不值；有人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俩人打是打了，还是杨辉救了高山，高山自杀。
　　 现在，我有种冲动，我已经把我的屁股微微抬了起来，我想把那把刀子拿出来，让高山看看当年这个实实在在的被忽略的凶器，高山拍了我一下，阻断了我，“我们那时候都是孩子，不懂事，过去就过去了。”是啊，过去就过去了，我又牢牢地坐下了。高山摸着这个伤疤朝着窗外看，“后来，杨辉在你面前提起过我吗？提起过我们仨吗？”我对着这道伤疤说：“他很多次提起过你。”“哦。”我感到高山平复了一口气，他整个人都变成了一只感触丰富的软体动物。
　　 饭桌前几乎坐满了同学，说话声已经塞满了屋子的各个缝隙，不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着四面八方涌来涌去。我和高山的谈话被邻近的王峰打乱了，他也许本想再问问我，我是否在这些年里也想起过他。而我本来想在聚餐开始前，将包里的刀子掏出来还给高山，虽然他已经忘记了那把刀子，却牢牢记住了这个伤疤。王峰冲着我打了个响亮的口哨，他身边的女同学李瑞尖叫起来，“瞧瞧，为爱而战的勇士得到啥了？”
　　 另一个声音喊道：“胡老师来了！”
　　
　　 3
　　 没有想到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倾斜。
　　 同学们都在突然间的寂静中等待班主任胡老师说话，窗外穿梭的车轮和拥挤的人群，还有断断续续此起彼伏的爆竹响，穿透玻璃窗，敲打着寂静。听同学们说，往年，胡老师总要在打探学生们的情况时，边听边指点些迷经，同学们一一听完后，开始讲述他那小小京剧票友团的乐趣。胡老师老伴去世早，上学时就知道他喜好唱两嗓子，那时候学业紧得像一把把金刚钻，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得一头钻进学海里去。退休了，胡老师拾起旧业。同学们还说，胡老师现在唱得比当年教学都好，往年他喝到兴致，讲到兴致上，就要一腿扎凳子，两手一托，嗓就亮开了。
　　 同学们还说了很多关于胡老师的过往，但胡老师仍没有说话，胡老师的脸憋红了，皱纹被撑开，眼睛瞪出了水，他强烈的发声欲望将满脸的青筋暴起，像他抖起的花枪一样，在脸上激烈抖动。“老师，要不你唱一个。”我们这些无知的学生，谁也没有去想失去说话能力的噩梦会发生在一个把声音当命的人身上。
　　 我想去解围，我把自己临摹齐白石老先生的两棵白菜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寂静等待被打破，这幅小画一打开，掀起了一场风波，胡老师的眼泪流了下来，李瑞再一次尖叫起来，“低调，低调啊！你这么干我们怎么办！”李瑞把脑袋扬向屋顶，鹰一样尖锐的眼睛从空中俯冲下来，刺穿那两棵白菜。我倒是被惊了一跳，白菜是有罪的，我是有罪的，原罪是这样解释了人的天性：人可以同情你这个弱者，慷慨地给你200块钱不用还，但绝不允许你比我富有200元钱。
　　 高山直拍手，咕咚喝下去一杯酒，全场开始从两棵白菜向现实世界蔓延。后来零星到的同学又开始新一轮的问候：“你是画家呀？行啊？”
　　 “不是，不是，我是喜欢，学着画。”我必须把脑袋低下去。
　　 “写作挣钱多还是画画挣钱多？”
　　 “孩子呢？”
　　 “我丁克。”
　　 “我将来得把孩子送国外去，中国教育堪忧啊，堪忧啊。”王峰说。
　　 “崇洋媚外的家伙，美国好啊，美国人人都有枪，随时都可能玩完。”高山回了一句。
　　 “那也比成了傻瓜强。”
　　 李瑞几乎代表了女同学，尖叫声独具霸气，“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没那水平。”
　　 对面的胖哥突然冒出一句：“好几年了，没徐强的动静，才听说突发心脏病死了，留下了几套房产和法拉利轿车。”
　　 人们都在激烈争论这些头等的现实问题，一个人的死和葡萄酸一样夹生。只是由这一死转向了生的问题，王峰转向了我，“你滨海那里的天特别蓝，银城看不见了。”我听了腮帮子和心头都发酸。我正在想着胡老师不能发声的痛苦，寻找死去的同学徐强的样貌，回想我父母在同学聚会回家后的难过，以及我发了声的尴尬。我点了点头，没什么可说的，自顾喝了杯酒。
　　 “要不人家作家怎么跑到滨海去呢，这是本事。要不王峰怎么出国呢，这也是本事，要不高山怎么自己开公司呢，这更是本事。”这温柔纤细的声音出自胖哥身边的小苗，我们当年的起歌委员，从进了门，她一直是个听客。
　　 “最有本事的是王峰，在北京开幼教学校，上海一家，无锡一家，这里一家，那里一家，朝阳产业啊，都瞅瞅窗户外头，大发了，那辆......”李瑞起身，号召大家都来瞧瞧，“那辆法拉利，瞧见了没。”石灰色的酒店停车场上，密匝匝的大众、丰田、斯巴鲁、比亚迪、QQ各色车辆里立着一辆黑红相间的跑车，它极其自信地解释了鹤立鸡群的成语。同学们都伸着舌头从窗户回到座位。
　　 小苗没有起身，“都干什么呢，敬咱们胡老师。”前面一切的混乱似乎都是假象，聚会才真正开始，同学们全都举起酒杯，一连喝了三杯白酒，胡老师独自多喝了一杯，他看着同学们，除了留在脸上点微笑，没什么可给同学们了。同学们重新回到胡老师身边，开始回忆我们初中五班的故事，毕竟逝去的故事是人血液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