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鄱阳中学后门出来，经高门粮库、酒厂、西门路、连杆厂，上滨洲路再往右拐进剑道弄，许多年来，我不断地走在这条线路上，我对它的熟悉程度仅次于回家的路，而我走在这条路上的心情，远比回家时更激动更感慨更像是去履行一项感恩仪式。
　　 剑道弄12号。它是外婆外公在县城最后的住址。从1980年到2005年，对我而言，它是个比家还温暖的地址，1980年之前，类似的地址是1976年到1980年轧花厂、70年代初的洗麻厂和文革期间的柘港祥环村。
　　 和许多人的成长轨迹不同，我是跟着外婆外公长大的孩子。我称呼外婆从不叫外婆，姆妈是柘港人对奶奶的称呼，我开口发的第一个音，可能就是姆妈。对外婆，这是个错误的称呼，从1970年到2005年3月，我一直坚持着这个错误。
　　 对外婆外公最初的记忆，是在洗麻厂。不过记得清楚的，不是他们，是洗麻厂附近的许多花白奶牛，以及一种液态的麦芽糖。工人们用木桶挑着它们从我面前经过，带我的大人用小木勺舀一勺喂到我嘴里，甜得我全身一激灵。还有一件事我全无印象，外婆后来老讲给我听：在洗麻厂，外公老是把我放在小饭桌上午睡。有时我熟睡后会从桌面滚到地上，却并不醒来，哼唧一声，趴在地上继续睡。外婆说：你小时候胖得像只小奶猪。
　　 在祥环，我住了好几年。不过记得清楚的，仍然不是外婆外公。一架餐橱、一把大刀、一个装满谷糠的大缸，还有一只肚子擦着地面行走的大年猪构成了属于我的祥环。
　　 餐橱在厨房里，油黑闪亮，有好几层，比我当时的头顶要高许多，它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高的，因为它昏暗的腹腔的某个角落，藏着一罐冰糖，外婆不时掏出一块悄悄塞到我嘴里。大刀搁在餐橱顶上，我固执地认为它是外公当兵时的武器，它的光芒照耀着我的想象力和接近的欲望，可无论我怎么央求，外婆都不肯我碰它一下。在我大了两三岁以后，过年时看到大人用它分切刚出锅的冻米糖，支撑了我多年的梦想也被这种毫无英雄意味的动作彻底切碎。那只装谷糠的大缸，里面养着外公捕来的乌龟，手在谷糠里一捞就是好几只。每过几天，外婆就会煮几只乌龟给我吃。这使得我长大以后无法接受出高价买乌龟吃的行为，就如同一个腐败惯了的小官僚，宁可饿一顿也不愿自己掏腰包进酒店吃饭。那只大肥猪是外婆的杰作，才养了一年，到过年时，已胖得走不出栏，肚子沉甸甸地拖在地上，过年杀它时，跑都跑不动。剖开它的肚子时，热气扑面而来，年的气氛就升腾起来了。我用它的蹄子做玩具灯，用它的脂肪做油，点了一个正月。
　　 在祥环，我完全没有记忆的一个和外婆有关的细节是，我还不会走路时，外婆每次去菜园干活，都把我带在身边。她在地上铺上一个圆篾盘，把我放在里面，然后自己去栽菜秧。她在前面栽，我爬出篾盘跟在后面拔，就像橡皮不断擦去外婆奋力写在地上的“菜”字，结果一上午都栽不完一分菜地。外婆绝望地叉着腰，想揍我的小屁股，结果却呵呵地笑了起来。
　　 除了祥环，轧花厂是我童年呆得最久的地方。它当年的布局和我在那里的许多生活细节迄今历历在目。印象更深的，还是我在那里读幼儿园和一年级的事。我每天背着外婆准备的小板凳，自己去五一小学上幼儿园。有时想逃学，就说学校放假。这个理由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外婆也再三地上当，不知她是真上当还是假上当。一年级时，老师让家长教我们写名字，父母都在外地，外公就充当家长教我写名字。我被老师严厉批评，说我没学会爬就想跑，因为外公教我写的是草书。我回来批评外公，说名字不是这样写的，又说不清写楷书的要求。结果外公教我写的还是龙飞凤舞的草体。我只好像临摹绘画那样照着他的字画自己的名字，然后继续到学校挨老师的骂。
　　 外婆外公刚搬到剑道弄12号那年，我在柘港读小学二年级，寒假一放，就一个人搭便车到外婆家来过年。上车前，家里人跟我描绘外婆新家的方位和样子，我非常自信能单独找到。结果在轧花厂附近转到天黑都没看见外婆外公的新家，一个人背着书包在滨洲路被恐惧挟持了，幸好外婆派了人出来接我。在新房子的明亮灯光里看到外婆外公和小姨的笑脸时，我仿佛是送鸡毛信的小八路从敌占区一下子到了解放区的八路军总部，疲惫、踏实，甜蜜，激动得一夜合不拢眼。
　　 读初中后，外婆外公不再惦记着用美食疼我，每年春节外公都要发大额压岁钱。外婆每次来家里看我，都给我一点零花钱，从两元到五元一直涨到读高中时的每次十元，趁着我爸妈不注意用一种有特殊光泽的眼神把我叫到房间悄悄塞给我，这个秘密，外婆去世时我妈才从我嘴里知道。我当然记不清外婆总共给过我多少次零花钱，那种暗示我的眼神，我想肯定要跟随我走完这一生。
　　 我妈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外婆外公是把你当孙子带大的。尤其是外婆，世上她最疼的人就是你。
　　 外公身胚瘦小，只有一米六几的身高，外婆是小脚老太，我此生见她第一眼时，她已经50多岁了。在我看来，他们的形象是完美而温暖的，在我成年之前，我想象不出，他们也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少年荒唐事，也有许多普通人的毛病与痛苦。
　　 外公生于1921年，他家原本有许多田地，外公读私塾时，被土匪绑票，在山里蒙着双眼转了一个多月。家里为了赎他变卖了大部分田地，这样解放后就没有落下地主的身份。这个故事是外公亲口讲给我听的。另外一些事，则是从外婆和舅舅嘴里透露出来的。
　　 18岁那年，外公和几个同伴用独轮车推了几头猪去镇上卖，卖完猪，其他人都回了家，外公带着卖猪的钱头也没回就逃离了家乡。他要逃离什么？田间劳动还是当时父母包办的一桩不满意的婚姻？没人知道这个秘密，他自己也从没说起过。他的这个举动，区分了他和同伴的命运。同伴们回到家里继续当本分的农民，外公则在许多年后回家时成为革命干部。这期间，他在江西读过一个不出名的军校，在云南做过生意，在国民党抗日名将廖耀湘将军的新六军呆过，后来成为林彪的部下，打过辽沈和平津战役，最后又成为彭德怀的部下去朝鲜和“联合国军”交手。我见过外公在朝鲜的戎装照，年轻英武得让我以为是一个和我毫无关联的人。外公亲眼见过彭德怀。志愿军一个指挥部被美国飞机炸了，牺牲了许多人。彭德怀过来视察。外公说：他脾气大得吓得死牛。
　　 我稍有点懂事时，一度很担心外公是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才当上解放军的，这将摧毁我心中某个矗立了多年的信念堡垒。真相却是：外公刚进国军时，因有文化，被安排在一个连管理马饲料。在上司准备查帐时，他才发现他的前任因贪污给他留下了足以招致杀身之罪的巨大亏空，外公有口难辩，连夜逃离了军营。后来在一个小面馆里，差点被来抓他的连长撞见，外公翻后窗摆脱了厄运的追杀。
　　 舅舅认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外公是个不精明的糊涂人。当时接手帐目时也不知道核对一下。这次糊涂导致了外公与“国军”的决裂。1949年的一次糊涂，则导致外公在“共军”队伍里错失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大军南下到九江时，连长知道外公的老家离九江只有两百多里路，故意考验他：如果不同意你回家探亲，你会怎样？这样的镜头如果发生在电影里，被问的战士一定会慷慨激昂地表示革命不胜利决不回家。我外公的回答是：你不肯我探亲我就开小差回去。连长因此改变了提拔他的初衷。外公的率直与不精明，使得他的职务变成了无法上扬的股票。从朝鲜复员回国时，他仍是连参谋。舅舅说，以他的文化程度，当团参谋师参谋本是非常正常的事。
　　 复员后，外公的糊涂还在延续并修改着他的命运。外公转业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原本在济南市公安局，他犯糊涂非要回鄱阳县公安局，从大城市回到小县城后，他继续糊涂。回鄱阳后，他整天泡在祥环老家钓鱼游逛，错过了报到日期，最后被安置到县城郊外的洗麻厂当厂长兼书记。
　　 外婆的人生，像一卷来不及冲洗的胶片，它的大部分岁月是平滑的黑暗，曝光的只是零星的小片段。外婆老家在油墩街附近的莲西段家，嫁到祥环来以后，就很少再回老家。外婆长外公两岁，也出生在小康之家，幼年读过私塾，调皮劲并不比外公小多少。外婆曾给我讲过一个令我无法置信的故事。她读私塾时，趁一个同学午睡，拿一粒黑豆种到他的耳孔里，指望他的耳朵里长出豆芽来。结果黑豆怎么也弄不出来，越拨在耳孔里陷得越深，直到腐烂了才清理出来。
　　 我愕然地望着外婆，无法想象半个多世纪前那个可笑的疯丫头会是我的外婆。我妈告诉我，外婆作为革命军属住在祥环时，还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村里大会小会都要第一个发言，常忙得家里的事也顾不上。在洗麻厂时，外婆是有正式编制的工人，又红又专的劳动能手，只是因为小姨出世，被迫放弃了工作，后来外公也没给她恢复编制。她为此记恨了外公一辈子。
　　 外公外婆去世后，她的众多儿女常聚在一起点评他们的功过，大体结论是：外公刚正爽直有闯劲，从不向任何境遇任何人低头认输；但是粗枝大叶，不懂得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基本利益。有几年时间，外公手里掌管着全县仅有的几辆解放牌汽车，指挥他们从莲花山往县城运木材，但是即便家里穷得住牛毛毡搭的小窝棚，他也不知道用车捎几根木材回家应急。在当年，这并不违反纪律。外婆比外公顾家，待人有礼有节，分寸拿捏得很好，其实也不精明。小姨说，外婆掌家时，不太懂得收捡，家里很乱，卫生也搞得不太好。
　　 我成年后才知道外公的名字叫张玉琳，外婆名叫段珍桂。我总觉得，这是6个和我的体温无关的汉字，尤其是外公的名字，它的阴柔娟秀和外公的个性相去甚远。更令我吃惊的是，外公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外公，而是亲外公的同胞弟弟。大外公去世后，外公才娶了外婆。我大姨、妈妈和舅舅身上流淌的，都不是外公的血，而他对这三个人付出的爱，比对自己亲生的我二姨、小姨都更多。尽管如此，外婆仍然认为，如果大外公不死，她会活得比现在幸福许多。
　　 在外婆的怀念中，大外公是个接近完美的男人。一是聪明，写得一手好字，算盘可以顶在头顶上打，他会做生意会捕鱼。大外公去景德镇谈生意，戴礼帽穿长袍，人家误以为他是大地方来的大老板。更主要的是，他性格谦和，善解人意，从不做伤害外婆的事。发生口角时，外婆挥舞着锅铲追得他全村屋弄里到处逃窜，他也坚持不和外婆反目，最后用幽默把矛盾化解把外婆逗笑。大外公在50年代初期正值青壮年时死于血吸虫病。死亡剥夺了他的青春，死亡也让他在外婆心里永葆青春。此后的半个世纪，他并没有从外婆的生活里消失，相反，他的优点在外婆的缅怀中越长越大，最后把他武装成一个完美的男人。
　　 外婆在我懂事后，公开在我面前表达对外公的不满，外公也从此有了个新名字：死老头子。我爱外婆理解外婆，可是无论她把死老头子说得有多不善解人意不体恤她，我也改不了对死老头子的爱。在外婆眼里，大外公是完美的；在我眼里，死老头子外公也是完美的。因为他对待我和弟妹的态度是完美的。我弟弟整个童年都是睡在他脚边的，外公是弟弟最铁的靠山，弟弟则是外公外出钓鱼时的小手杖。在我爸妈下放到韩山那样的小山村过寄人篱下的日子时，为了扶助我们，外公当即带着一家人，搬到韩山和我们一起住。在我爸在外读大学，我妈独自支撑整个家庭的重压时，外公承担了抚养我们三兄妹的责任。外公很牛地对我妈说：你怕什么？有我在，天就塌不下来。
　　 外公离休后，一度想搬回老家祥环去住，他做过几次尝试，最终还是因为子女的原因，回到县城和舅舅一家住一起。这样，剑道弄12号就成了他这个家族的聚散地，成为我在县城的第二个家，也成为一个年代的象征。每年过年，我妈的所有姊妹都要带着家人去那里团聚。平常过节，也是挨个去那里朝觐。我平时很少能见到亲戚们，每次见到，几乎都在剑道弄12号，去那里见外婆外公，去那里见二姨、小姨和她们的家人，许多年来，这成了一种习惯。
　　 我外出读大学后，基本就离开了县城，每次回县城，到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剑道弄看外婆外公。18到28岁这10年，是我自私汹涌的青春期，我在叛逆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不正眼看任何人，和爸妈的关系一度比考大学时还紧张。可是到了外婆外公面前，我就像下凡的妖怪现出了原形，他们说什么我都点头说是。我爸妈想说服我早点和女朋友结婚，我果决地向他们宣告，这辈子我不可能会结婚，更别指望我给他们制造孙子。他们改变策略让外婆外公来压我。外婆并不骂我，掏出一枚用手帕包裹的戒指说，那是她为我老婆准备的，希望她合眼前能派上用场。外婆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服我，但我不敢对她的愿望说不，我最后决定结婚时，心里想，这也是件让外婆外公高兴的事！
　　 但是外公没看到这一天，外公也没有看到我对他逐渐觉醒的爱。在失去外公后，我意识到自己因为青春期的混乱和固执错失了许多回报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