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幸存至今的地上文物，一半是文化，一半是文革。饱经岁月的剥蚀，一道道文革的疤痕，依然随处可见。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历尽天翻地覆，令人慨叹不已。
　　 长清孝堂山汉石室，传说是二十四孝郭巨的墓祠，中国孝文化不朽的载体。历经两千余年的岁月，成为古代中国现存最早的地上建筑。临近汉石室，令后世子孙引以为豪的泱泱大汉，似乎触手可及。而遗存至今的画像石，让我们有机会透过对线条的刻画，谛视二千年前先民的生活场景，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汉石室是孝堂山汉墓群中主墓的供奉石祠，依汉代住宅建筑的式样，按比例缩小建制。每一面墙壁的内侧，都刻有画像石。从朝会出征，到宴饮狩猎，从神话故事到日常生活，天上人间，人神杂糅，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瑰丽的画面，体现着先民丰富灵动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我想这里是不是郭巨墓并不重要，至少人们愿意把贫窭的孝子，与气派的陵墓最终联系在一起，希望孝子得到富贵显荣。让一座石室能够历尽二千余年风雨而不朽的，也许正是孝文化在世代国人中的深入骨髓。自东汉以来，历代多次修缮、加固，周围乡民更是奉为神明。
　　 文物与民众，发生的是灵魂的联系。孝堂山同样没有躲过文革的浩劫，当洗了脑的“大学生”们，疯狗般用铁锤砸向自己祖先遗物的时候，当地数以百计的群众闻讯赶来，不惜顶着“反革命”的“亡命牌”，冒死救下了汉石室——这里乃是他们世代以来，“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的神圣之所。也许，这是两千年来汉石室最危险的一次遭遇。至于乡民之中，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为此罹难，在那个举国上下洪水滔天的时代，或许已经难以考证，可以默而无言。人心惟危，但从未死尽。
　　 郭巨埋儿的故事，和二十四孝中的其他许多故事一样，对于百年来历经改良、文革、改革之后的国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更多的是被攻击和批判，乃至当做愚昧、野蛮的典型。清道光年间的《长清县志》载：“郭巨，孝堂山下人，父早逝，事母至孝，家贫，甘旨苦不继。有子方三岁，虑其常分母食，因与妻谋曰：吾家财用寡乏，既不能致丰美以奉母，又分其半以饲子，是贻亲以饥馁也，思子可复得，而亲之年不可复得，不如陇此子并力以事母。遂掘地欲埋之，至尺余，得金一釜，镌字十余曰：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其纯孝格天如此。迄今《二十四孝录》尤传其事。”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转型，人们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在悄然的巨变之中。也许郭巨埋儿的传说，只是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极力凸显核心的价值理念。否则，在难以割舍的骨肉至情中，不会令先民如此动容。
　　 像我这样从小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最初知道孝文化，只是听大明湖畔穷街陋巷的老太太们，谈论家长里短的时候，评论谁家的媳妇孝顺，谁家不孝顺。所以在那时我的心目中，孝顺只是一种陈腐的观念，殊不知孝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孝经》中孔子阐释孝道，对维系人类社会的重大价值时，开宗明义地讲：“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我看来，中国的孝道诚然不是基督教世界的“上帝爱世人”，乃是一种出于天然之仁爱、归于社会之担当的人生态度：从对亲人的爱，到对他人的爱；从对家庭的担当，到对社会的担当。而这一切，是从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做起，而不是只强调自我，把人的欲求当做第一。的确，一个把孝道看的很重的人，考虑的是怎样在有限的人生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不会让人家指着鼻子骂：“谁家的孩子，败家子儿！”泱泱两汉，创造了东方文明的辉煌，与相同时期、令西人念念不忘的罗马帝国双峰并峙，却是以近在咫尺的孝道平治天下，实关乎中国文化的内核。
　　 《礼记·祭统》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蓄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蓄。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孝堂山汉石室的建筑，正是体现着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生命哲学。这种祭祀文化一直倔强地延续至今，使汉石室不仅是历史遗存，还是乡民们进行烧纸祭拜的场所。只是近来为了保护文物，在石室外加盖了仿汉朝式样的古建，乡民们的祭祀改在了外面。但是，我想文物的保护，不应仅仅归属于政府和专家，从长远来看，更应该倚靠民众对文化的皈依。文革的例子，便是最好的说明。文化传播的过程自上而下，但只有归属于它的人民，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文革，中华民族心头永远的创痛，因为痛到极点，所以难以言说；一道太深的疤痕，因为深到无法揭开，所以等待愈合。在历史的轮回中，中华民族曾经历过多少次血腥黑暗、天翻地覆的年代，但比起对文化的残酷灭绝，只有二千年多前的秦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场浩劫，不仅是一时的伤筋动骨，而是伤及民族之魂；不仅是一代人的死亡流离，而且祸及先祖后代。在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礼义之邦，我们文革后出生的人们，已经不知礼义为何物。记得我小时候，便把“仁义”这样的中国文化精髓，当做江湖义气的表现。当回到鹊华堂上，翻阅文革的历史资料，我禁不住浑身颤抖，只好关起门来独自饮泣。于是，突然想起顾亭林在《日知录》中的一句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晚清以降，中华文明遭遇了所谓“二千年未有之大奇变。”历经百年大乱，四海鼎沸之余，竟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登峰造极。《孙子兵法集注》孟氏曰：“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法家商鞅们的哲学则认为：“夫民愚，不怀智而问；世智，无余力则服。”这也许是人类斗争哲学的精髓与糟粕，但文革的翻云覆雨，似乎只是印证了这几句话。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文革的时代，国家幸而再生，重获和平，却依然面临着民族道路的选择——一个宏大艰巨，却又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刺破苍天，裁剪昆仑。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一旦错误地扯起“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大旗，用于自下而上、造反有理的“全面内战”，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摧残，终于令人无法直视。
　　 《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文革中一场场声势浩大、令人不寒而栗的运动，似乎正是以军事权谋掀起的狂风暴雨。这让人联想起《汉书·陆贾传》中，汉初对国家道路的选择，颇为戏剧化而又耐人寻味：“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治大国若烹小鲜。”文革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实在折腾不起。如果说孝文化，我想我们这代人能为祖先和后代做的，只是悄然抚平心头的创痛，向着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