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一个年逾百岁老人的去世，谈不上悲伤。所以，当杨绛先生离世的消息通过快如闪电的网络传递到我的眼晴时，我并没有像这些年如汪国真、史铁生、陈忠实等我喜欢的作家去世时的难过。我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几年前数以百万计的网友通过网络为先生百岁寿诞祝福时，我就知道，这一天不会太远。
　　 是的，先生的离去，我不悲伤。但我知道，先生此去，这个世界便少了一种力量，一种叫做“平淡”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春风化雨，这种力量是润物无声，这种力量能于无声处闻惊雷，也能在不经意里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力量可以如水一般随形就物，也能如空气似的无孔不入。这种力量可以穿透人的心灵，让我们在许多暗夜检讨自己的浮躁。这种力量也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参照物，让我们常常在被物欲蒙蔽双眼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先生以历经三朝之躯，105岁生命长度，还有数百万字的等身之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淡然之心，可折万物。先生的生命、经历、人格、作品等，都像一股股从泉眼里无声冒出的涓涓水流，那么平静，那么自然而然，却在岁月的静水轻流里万涓归流，不知不觉便漫盈了无数人们的心间。
　　 人活百岁需要机缘和运气，也是很多人追求的生命极限。如果说一百岁是上苍对先生的苦难人生、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的肯定，那么后来再多出来的五年，我想，一定是老天对她超然世外生活态度的奖励。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先生百岁之际对生命的感悟。我是定达不到先生生命高度的，因为我无法做到与世无争的脾性，所以也便无法理解一个百岁老人那份灵动而平静的心境。先生闲适淡然的处世态度并不是上了岁月后才有的，在她的《我的丈夫钱钟书》一文中，有这么一段：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后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当初读这一段时，是对钱先生那份当了父亲之后还如此孩子气的忍俊不禁，再后来读时，觉得一个坐月子的女人，居然还能如此对待一个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还四处闯祸的男人，于是便出奇的佩服先生那种与生俱来骨子里的高雅了。一句带着微笑与温度的“不要紧”，就是这个世间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却做不到的答案。所以，当钱钟书以一句“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来炫耀自已的幸福时，其实已将这种淡看世事的生活态度向世界作了推广。我想，“伉俪”一词，一定就是为钱杨两位先生量身打造的。
　　 很多高寿老人，其实早已失去了思维能力，成了一具刻写生命年轮的躯壳。但先生在93岁出版散文随笔集《我们仨》，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还整理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如若没有一颗敏感而超越生死的淡泊之心，料难做到。1997年，先生唯一的女儿阿瑗去世，1998年岁未，先生的丈夫钱钟书又因病去世，她说“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每见此文，泪水总会潸然而下。一个人精神世界的伟大，莫过于遇到困阻时还能给予他人继续前行的力量。抛却先生学者、作家身份，一个年近九旬且有着细腻情感和敏锐思维能力的老人，接连失去“一生最好的作品”女儿和相依相扶六十三年的丈夫，内心遭受的重击可想而知。但先生知道她还有责任，那就是她要把他们之间的爱以文字形式传递给身边所有的人。于是，在她93岁高龄出版讲述一家三口温情往事的《我们仨》一书时，这个世界都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直认为，是杨绛成就了钱钟书。如果不是杨绛，就一定没有经典名著《围城》，钱钟书这个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男人，也一定会被生计困缚成一个普通的学者！传说里所谓的“女神”，大抵便是先生这样的人罢。
　　 “懂”是爱情最好的诠释，“淡”是生命最好的注解。这两点，先生都做到了。生命既然已经圆满，便无遗憾可言，而我们，都是旁观者。只是，这个世间，从此再无先生可称。而先生所代表的一种平淡的力量，在这个欲望滋意的时代，也成为了最后的绝唱。
　　 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