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戴整齐，背好书包的宝贝儿子，临出门又来了句“爸爸，妈妈！给我点儿钱啊！我得交书报费了！”我们异口同声“咋还要钱啊？”因为他已经连续要了四五天的钱。不是老师让交付的，就是他需要买些什么的。只要理由正当，我们当然每次都会如他所愿。可我们也不想让他养成只会啃老的挥霍习惯，所以每次要钱，我们都会审慎支付。宝贝儿子撇着小嘴儿，捏着零钱，悻悻地走了。
　　 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突然就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条件下，每个家庭贫富差距不太大，可供子女读书的费用也都很有限。同学中拖延三五天，才能凑齐学杂费的屡见不鲜。庆幸地是，爸爸妈妈从未让我处于过那样的境地。每逢要钱，我大多会或扯着妈妈的胳膊，或抱着爸爸的大腿，赖赖地:爸爸（妈妈），再给我一点儿吧，我要买点儿这个、买点儿那个……当然，妈妈的胳膊多数不太管用，爸爸的大腿却是百试百灵的！
　　 到了三年级以上，爸爸会时常主动拿些零花钱给我了。他总会无限慈爱地问“大姑娘！还有没有钱啊？”这句他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问话，每每忆起，还是泪湿眼眶！直到我有了儿子，才逐渐洞悉它的分量！为防止儿子浪费，奢侈，还担心他饿着。我经常在抽屉、书本、角落藏些零钱，以备他不时之需！爸爸当年的心情大抵也是雷同的吧！
　　 十岁左右的某日傍晚，红蝴蝶一样随风飞舞的鞭炮碎屑，布满大街小巷，空气中处处弥漫着鞭炮爆炸后刺鼻的硫磺味儿。母亲让我去找正在邻居家玩扑克的父亲回家吃饭。我蹦蹦跳跳来到邻居家，见父亲正和亲朋好友们玩得兴起，便偎在他的身边。几把之后他们照旧结束了战斗，父亲拾起一沓钱，领着我走出邻家的大门。他掏出那沓参差不齐的钱，挑了四张崭新的五元大钞，塞到我的小手里。还不忘叮嘱“大姑娘！收好了啊，别丢了！想买啥就买点儿啥，想攒就攒着。千万别让妈妈知道了啊，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没收了！呵呵”是啊，整整二十块啊！妈妈怎会让我随意支配那么多的钱？前几天的压岁钱也不过才五块啊，那是一年到头她给我们最大面额的可支配现金了呢！二十块？够买两百根大麻花，三四百个面包，数不清的明信片和大头贴了。哦，还可以买好多好多小人书，或者干脆也订套《新少年》……我趴在父亲宽阔的背上无尽幻想着，这二十块，也成了我和父亲间的第一个秘密！不知他是否跟母亲分享过。
　　 小学四年级的初秋，我背着花书包，小燕子似地雀跃着，走在回家的路上。咦？那不是爸爸么？我飞扑到他的怀里，他一边温和地摸着我的头，一边掏出三块钱:“天儿这么热，去买根冰棍儿吧！”哇……三块钱啊！够买三十根冰棍儿了，哈哈哈哈哈！偶遇爸爸的感觉可真好啊！
　　 也许是爸爸过于疼爱我们，也许是上天也嫉妒我们得到的父爱太多。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爸爸因病撒手人寰。我所有的父爱就在那时戛然而止，母亲用瘦弱的身体和极其坚强地意志毅然扛起养家、还债（为给爸爸治病，我们欠下七八万元的外债）的千斤重担！
　　 目睹四十岁刚过就骨瘦如柴，头发花白的母亲整日披星戴月、不辞劳苦地耕作。我真恨自己怎么还不快点儿长大；快点儿毕业；快点儿陪母亲一起耕作、赚钱！那时，就算学校的学杂费，我也都挺到最后期限才不得不跟母亲启齿。
　　 一天早晨，我因病只吃了一点儿早餐，母亲给了我一元钱，让我中午买点儿什么吃。
　　 午休时间到了，同学们照旧飞奔到学校内唯一的小卖店（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我缓步朝小卖店走去，原来它并没有因为我的不光顾而有丝毫的冷清迹象，它仍然熙熙攘攘。既然人群这么拥挤，还是等会儿吧，等大家都买完了，人少了我再去吧。我默默地转身走了。看着多数同学们都拿着五角钱一个的烤饼，想着那外酥里嫩、香甜可口、入口即融的烤饼，我的口水就顺着嘴角溢了出来。抹掉口水，我转身又来到小卖店的门口，暗忖五角一个，就先买一个解解馋吧。随即把两张五角钱一张揣回兜里，一张攥在手心儿。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在排队，好吧，再等等吧！我攥着其中的五角钱再次悄悄地走开了。
　　 站在角落，遥望小卖店的门口，一直回味着那美味香甜的烤饼。不知等了多久，终于小卖店的人都走了，只剩营业员孤零零地站在柜台里。我攥着潮乎乎的五角钱，往小卖店挪去。当我迈进小卖店的房门，突然又犹豫了，感觉那沉甸甸的五角钱锥得我手疼。正在这时，悦耳的上课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激灵一下，迅速揣起皱巴巴的五角钱向教室飞奔而去。
　　 “大姑娘，还有钱没钱啊？”正这样回想，脑海里又仿佛传来父亲慈祥的声音。
　　 我心里一动，连忙掏出身上的零钱，打开门，急急去追赶已经下楼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