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作家签名售书的先例，及至90年代，更是成为文化时尚，一时蔚为大观。多年来，签名售书一直挺火的，倒也中规中矩、无可非议，不过林子大了啥鸟都有，难免会蹦出几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主。
　　 我上初一时，学校有次要求每人交10块钱，说是本县一位“著名诗人”要来卖诗集，机会难得。一天下午，一位长发飘飘的青年在我们的夹道欢迎中走上主席台。台上堆着一摞一摞诗集，几乎遮挡住人的视线。诗人果然迥异常人，一言不发地坐下，头也不抬地龙飞凤舞起来，我们排着队，怀着近乎虔诚的心情依次上前领书。实际上，他只是在机械地书写着两个千锤百炼的汉字——名字而已。想想也是，面对为数众多的焦急等待的我们，他除了写名字还能写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签名售书。
　　 时至今日，那诗集早已不知所踪、内容也不甚了了，唯一的印象是：要赚钱，找学生——这一条倒是越来越发扬光大了。譬如，去年年末的一天，杭州市余杭区的郑先生就很生气，因为他读小学的女儿拿了一张回执单回家，上面写着一位儿童作家要去学校讲课售书，要求家长填写。他认为这是变相营销。
　　 某年，姜昆在崇文门的新华书店签售《笑面人生》，我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赶去凑热闹。我们先到的一拨人，经过排队、抓号、交钱的折腾后喜滋滋地去领书，结果却大跌眼镜——不见姜昆，只有一摞书静静地堆在桌上！尽管没见上真人，但好歹拿到了签名本，聊胜于无吧。见我们拿到书，后来排队的人不干了，拥到书店里吵吵嚷嚷着。书店负责人解释说姜昆临时有事耽搁，就要到了。我一听，又急急火火地去排队。
　　 “书都拿了，您还凑什么热闹啊。”有人不满地说，我没搭理。突然，有人说：“姜昆来了，大家排好队，人人有份啊。”随着队伍的缓慢推进，我终于看见了：只见姜昆坐在桌前，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姑娘，身后站着两个彪形大汉，大家挤着看着说着笑着将他们团团围住，镁光灯闪成一片。姑娘只管翻书，姜昆只管一挥而就，面呈严肃之气。实际上，因为排队的人“告状”，我只是远远瞥了几眼就被保安“维持”到了一边。
　　 “真是名利双收，再好没有。”这当然是说人家，而自己只能用“幼稚滑稽至极”来形容。打那以后，对此等名人我就敬而远之了。
　　 说签名售书就要说到逛书市，说到逛书市，不禁想起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士祯的一则轶事。王士祯，原名王士禛，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一生著述颇丰，其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那时，北京南城最大的庙宇慈仁寺（也称报国寺），农历每月逢三、五有庙会，庙会上有书市，王士祯经常去买书。孔尚任诗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庙里寻。”他注释说：“渔阳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意思是，自从王士祯入值宫中南书房，身居要职，想见一面不容易。可王士祯仍有逛书市的习惯，要想见他就到慈仁寺来吧。
　　 王士祯这么一个大人物，为何要隔三差五地逛书市？原来，个中自有乐趣，不逛书市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还是郑振铎先生说得好：“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
　　 既有好书得，又有大人物见，所以书市就成了书迷们的节日。
　　 第九届全国书市期间，我连着去了三天，几乎花光积蓄（买了二三十本书，花了800多元。那时，我的月薪是460元，食宿自理）。常见的情景是，众多名家大腕一字排开，排队等待签名的队伍斗折蛇行，见头不见尾。于是，我也随大流请龙应台、贾平凹、陈忠实、魏明伦、曹文轩等签了名。有意思的是，敬一丹签名时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我的父亲起的，她说“挺特别的，有一种硬硬的诗意”；叶广芩签名时也说我的名字特别，并题赠了两句诗；李天芳签名时问我在哪里上班、干什么工作；陈染签了名还柔声问我“这样签行吗？”，等等。最后一天，我实在囊中羞涩，就买了两张纪念封，觍着脸请高建群、徐城北、伍立杨、林白、程黛眉、海男、杜丽等签了名，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也是事有凑巧。时隔多年，偶尔读到《中华读书报》一篇报道，其中，有林白关于签名售书的一段采访，她说：“我第一次签名售书是1995年，22个女作家参加《红罂粟》的签售，每个签售点都没什么人。我在西安签售，有的人拿着明信片、有的拿着别人的书来找我签名——大都是成套书的签售，出版社有要求，我每次都是硬着头皮去……”看来，那个“拿着明信片（实为纪念封）”找她签名的人就是我了。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当时她和程黛眉、海男、杜丽的书是成套签售的，而我囊中羞涩，望书兴叹，只好拿纪念封对付了。然而，她的话在我心里投下了影子，为了弥补缺憾，就尽量多地读她的作品。可笑的是，当我读了《一个人的战争》后，竟然幻想着也要创作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呢。
　　 关于签名售书，后来也发生过一些让人惊诧的场景，这在媒体的报道中并不鲜见。譬如，有穿着肚兜签名售书的、有坐着花轿签名售书的等等，五花八门，乌烟瘴气，恍惚间，图书界变成了“娱乐圈”。从营销学角度来讲，玩花招可以吸引眼球，但那毕竟是昙花一现、虚假繁荣，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作品来支撑，终究是靠不住的。
　　 然而，光有实实在在的作品似乎也不完美，还得有实实在在的人品。几年前，本地有位名头甚响的作家签名售书，一位读者拿着不是在现场卖的作家的书请求签名，作家就是不给签。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爱尔兰人科伦·麦凯恩，曾是上海书展上最大牌的小说家，在当天的签售环节，他居然坚持要求和排队等待的读者一样，站着签。
　　 “人气王”王跃文说得好也做得好：不是自己的书，也得签名，这种事情也是常有的。有回在兰州签售，排队的读者很多。一位老农好不容易排到他面前了，递上的却是一本《实用养猪技术》。他说：老人家，这不是我的书呀？老农说：哦，要买您的书？我可不知道。他笑笑，就在那本书上签道：读好书，养好猪，王跃文，年月日。老农高兴地走了。
　　 儿童作家安武林2015年去校园做讲座上百场，他说，“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乐”“大多数并不是进校园卖书的，换句话说，卖书是很少很少的”。以至于一个新华书店的总经理对他说：“安老师，你讲课和曹文轩路子一样，太正。你们都不讲个人作品，商业意识太淡漠！”他笑笑，依然故我。
　　 同为名人，同样签售，差距咋那么大呢。
　　 遥想当年，鲁迅先生看到每一块带着读者“体温的铜板”，都像“烙铁一样灸烫着”自己的心。看情形，当时的书可不大好销，先生也没想着在书店摆张桌子签名售书——如果真是那样，以先生的名气，书很有可能要脱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