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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炽热的夏日雨云间，赣南是一片阴蓝的投影。
　　 在心理距离上，曾经，这里是远方以远——每每让流放于此的官员畏惧。在他们的意识里，赣南总可以用“烟瘴之地”、“大山长谷”、“荒翳险阻”诸词汇来形容。南宋熊克，在《中兴小纪》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名臣赵鼎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合，被贬潮州，为不让儿子随其南下，吓唬他说，北宋时吕大防主动死于虔州（今赣州），就是为不让儿子染上南赣的瘴气。
　　 时至今日，不知有多少赣州人会认同过去那些官员对这片土地的恐惧。当我站在赣州城外的古浮桥上，却有一个陌生人站在一扇高大的城门前的恍惚。在历史的城堡之内，有多少真实的楼阁，又有多少神秘莫测、波诡云谲的雾瘴？
　　 浮桥建于宋乾道年间，为洪迈所建。其时他知军南赣，见宽阔的章江两岸，往来极不方便，以100多艘船只用缆绳相连，铺上木板，便成为一座别致的浮桥。当年，赣江作为黄金水道，极度繁忙。为便于商船通航，每日定时开启，放船通行。而古浮桥穿越800多年的光阴，依然浮于波涛之上，今日已极为少见。
　　 推车的、散步的、挑担的、观光的，各色人等往来于桥上。盛夏的日光在水面投下白亮的雾霜，湛蓝的光影在波涛间晃动。古船包浆着沉甸甸的时光的痕迹，锈红的铁链将船只相连，优美的弧形船头与其下的倒影如蝴蝶的半边翅膀，轻轻扇动着历史的晚风。曾经，江边古塔悠扬的风铃，让人产生一种敬畏和悲悯的心情，塔的影子倒映在江心，与天上的明月互为映证，容易使观者产生一种类似儒家的“理”和佛家的“菩提”的感触。时间粗暴的手经由狂热的人们推倒了古塔，也抹去了这样一种恭谨、宁馨的心境。所幸还有城内的古寺（寿量寺）在桃红柳绿之间，如默默倾诉的老人。
　　 我的朋友三子，出生在赣南，他曾写有这样一首诗《寿量寺的傍晚》：
　　
　　 从广东南华寺出来的释瑞印，走了八百里路
　　 他见到寿量寺的桃花，就呆下不走了。
　　 每年的春天，我都要到寿量寺看桃花
　　 那次去得迟了，桃花没看着，穿过荒阶，
　　 却见桃树下多了一个叫释瑞印的和尚。傍晚的
　　 光线渐渐加暗，我们不说话，只是站着
　　 十年了，我们还记得彼此清瘦的模样——
　　
　　 三子君多年来从事政务工作，但他的诗极好，是少数我喜欢的当代诗人之一。我总感觉这个过分严谨、自律的同龄人，身上有一种萧散的士大夫气。我在心里把他的诗歌体悟为士大夫式的写作。只是我从来没对他说过。三子君是否赣南人的典型，我不知道。但他身上的这股静气，却是和这个城市相宜的。我曾经和他在古城墙下散步，就着夜色谈论佛理和诗歌，视线中的古浮桥上空寂，惟有风在其上奔跑。那一刻，我们都静默下来……
　　 仿佛是为了对那次印象的鉴定，我再次站到浮桥上，夏日黄昏的红云在章江上燃烧，一股浓烈的古战场般的气味窜入鼻孔。同行的芸，出生于另一座古城，她在古浮桥上拍照和踱蹀；在一条条编了号的船只间，逡巡时间烙下的痕迹。
　　 三子君非常热爱这座城市，对于调入省城南昌工作曾颇费踌躇。记得那晚，在谈话的间隙，他不无骄傲地说到，有一年世界客家恳亲大会在赣州举行，几十万盆鲜花装点着这个城市，活动结束后，街上的鲜花一盆不少，赣南民风淳朴如此，可见一斑。而差不多同期的另一个城市，恰好举办了一次全国农运会，活动结束后，街上鲜花损失者十之七八，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细节让我印象如此之深，使我对这个城市的好感无缘由地多了几分。
　　 假使说，今日中国的城市还能让人产生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对我来说不是那些摩天大厦、也不是一望无际的广场和高扬着商业旗帜的CBD，而是那些古街古巷、古建筑和古树，是挣扎在推土机旁窄室陋巷悠缓的、炉烟轻飏并且伴随着悦耳方言的小老百姓的生活。千城一面的都市将我们这代人的趣味和想象力已经钉上了耻辱柱。普通话所及之处，生活的民间性和多样性已日渐窘迫。对于酷爱旅游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感触尤深。从一个城市出发到另外一个城市，一觉醒来，推开窗，仿佛回到了家门前。
　　 所谓“风景”，必然含有异质、陌生的惊喜，而我们每日生活的地方，充其量只能叫“场景”。风景在我们身边消失，以一种不易察觉而又迅疾的方式，这是很让人吃惊的。因此，那些诚恳的驴友们不得不东渡重洋、西攀雪峰，以满足对风景的渴求。
　　 经由古浮桥进得城内一箭之地的灶儿巷，忽然让人疲惫的眼睛如同沐浴一阵清爽的凉风。巷子很短，只有几百米，而且看得出是刻意修葺过的，但是仍然让我产生一种拥抱的冲动。如同在繁华的街头突然瞥见一个穿青花图案的旗袍女子一般。街由鹅卵石和青石板铺成，两边店铺民居清一色明清建筑，在当年，这里，类似的巷子和街道何止百千条？人对亲人的认同感基于血缘，而对环境和文化的认同，隐含着一种类似于“血缘”的基因密码，这是无可置疑的。
　　 一位短褐穿结的男子——一望而知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底层和最潦倒的一类人，主动向我们介绍起来：灶儿巷也叫皂儿巷，因过去是衙役皂隶住的地方，故有此名。我们转到刻有“竈兒巷”（灶儿巷繁体字）拱门背后，看到青石上果然镌写着“皂兒巷”几个字。
　　 灶儿巷的建筑是典型的赣派和徽派建筑的混合体。黑瓦白墙，飞檐、雕窗、花楣。在这里很能想见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缓慢、自足、精致、和谐、愉悦——因此，除去那些战乱，我认为中国过去老百姓的生活总体上是愉悦的。与和平的时间相比，战争所占有的长度毕竟有限。我在灶儿巷拐角一棵大树旁矗立良久——是樟树、枫树、抑或梧桐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棵大树在青石地上投下一抹浓荫——发黄的木板门内，能窥见天井里红红绿绿的晾晒衣衫、青翠的植物，洗衣池上落下晕彩的光线和后面黝黑的空间——记忆的闸门刹那间打开：我分明看见童年的场景。在老家赣西县城，也有这样一条街巷，和里面的陈设。眼前一切如真似幻，它的存在是在告诉你它的逝去。
　　 南京现存古城墙建于明朝，西安、荆州的城墙也是明代遗迹。而赣州的古城却是宋代的，“熙宁二年”字样的铭文砖，垒砌在青灰的墙体间，恍然让人顿生敬意。这样一座宋代古城墙，国内是为孤品。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路过赣州时写下“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的诗句，而南宋辛弃疾郁郁北望，壮志难酬，在赣南任提点刑狱时也曾写下“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词句。八境台、郁孤台如忠臣孽子的泪滴，洒在宋城这件衣衫上。
　　 1939年3月，蒋经国来到赣南，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5年2月离开，前后达6年之久。蒋经国在赣州人的口碑中是不错的，他推行“赣南新政”，在移风易俗、军政教育、经济工商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也为他后来在台湾的施政作了试验。蒋经国当年仿照《朱子家训》的韵文和格律写就的《新赣南家训》，深入到寻常巷陌的百姓头脑里，一些耄耋老人至今还能背诵出来。巧合的是，赣南，也是新中国的摇篮，中共苏维埃政府在赣南的建立，被追溯成新中国政权的雏形。
　　 在典籍和民间记忆里，赣南一度是充满血腥、野性和粗粝感的——如同一个肌肉碎裂、髭须横陈的暴客。当时间之流逐渐带远一些记忆，赣南曾有的粗重气息，仿佛为而今温婉、淡雅之气所替代——如同一枚有着粗糙纹理的土陶渐渐幻化为一只釉色清丽的瓷碗。我们深陷于时间的迷宫中，既成为局外人，也成为局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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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州古城的砖墙，如同写实画家的笔触，勾勒了一段历史的轮廓。
　　 建炎四年（1130），赣州城内发生了戏剧性一幕——突然驾临的隆祐太后，导致了一场涉及到军队、随从侍卫和赣州城内百姓的冲突。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卷112对这次事件做了有趣的记载：隆祐太后到赣州后，官私和财务散尽，卫军用轻薄不合格的钱在市中买物不售，而引起军民相争，冲突升级后，虔州乡民众志成城，表现出强烈的维护地方利益的意识，乡兵首领陈辛纠集数万之众围城，太后震怒，发话免其罪让他退围，俱不听。最后从别处调集部队击溃击溃地方武装，才解除了危机。
　　 不得不先说到隆祐太后入赣的缘由。建炎三年，高宗移跸健康，撤帘后的隆祐太后也随后到达。八月，金兵大举南侵，旨在一举消灭宋室。高宗让隆祐太后出江西躲避，金兵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吉安，随从官员刘珏让农夫肩舆太后到虔州，方才摆脱追兵。
　　 当太后来到这片“烟瘴之地”，已无暇去仔细查看这片被士大夫所描黑的江南庳薄之乡，惊魂未定之余，首先感到吃惊的，竟然是虔州乡民如此作乱犯上，不把她放在眼里，可说是闻所未闻的。乡民们敢于同官府对抗，显然不是初次，一定源于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他们早有“虔寇”的恶名。“虔寇纷纷”也常见于官员们的上奏文书中。
　　 曾任江西安抚大使李纲，认为赣南“虔寇纷纷”——是因为“虔地地险民贫，风俗犷悍，居无事时，群出持兵，私贩为业……”（《宋丞相李忠定公别集》卷15）
　　 虔州民风强悍，因为和维护他们自身的生计——“私贩（盐）”相关。贩卖私盐，显然已成为当地百姓世代相袭的职业。而这也成为政府头疼的问题。因而“虔寇”有时又可叫做“盐寇”。宋代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政府垄断经营，私人贩卖，属于犯法。每个行盐区有着严格的界限，如越界贩卖，则为私盐。当时虔州属淮浙盐区，而与虔州相邻的广东，属于广盐区。但是虔州离淮路远，而从广东运盐路近而价贱，可获厚利，导致“汀、虔州人，多盗贩岭南私盐”（《宋会要辑稿》）。虔人南出广东，私贩食盐，经常要走夜路，大山巨谷之间，虎啸猿啼，为吓唬老虎，他们唱着一种“过山溜”的高腔民谣给自己壮胆。
　　 赣南地理环境，对民风的形成不可忽视。虔州地处赣江上游，“南抚百越，北望中州”，东部武夷山脉，绵延赣闽；南部南岭山脉，颠连粤北；西部罗霄山脉，盘踞湘赣。因地理位置险要，回旋余地很大，而官府的力量往往又很难到达，常常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独立王国。唐末爆发黄巢起义，南赣脱离中央政府控制，而代之以地方土豪卢光稠统治，成为一个割据之地，直至被吴国和南唐所接管。宋明时期，如何解决地方势力与王朝的对抗，总成为执政者比较焦虑的事情。因而，“剿匪”，又成为一个经常挂在嘴边的词。
　　 南赣民风犷悍，匪患不断，历来难以治理。事实表明，动乱的缘由，并非百姓天生反骨，而是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加上这里离皇权较远，容易为有势力的地方头目所掌控，于是一呼百应，啸聚山头。
　　 至明朝正德年间，南赣包括福建、广东、湖广的匪患，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历任南赣的地方官，总是称病请辞。实在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上任的，也是战战兢兢，对待匪寇毫无办法。这无疑助长了山寇的气焰。直至王阳明的出现，局面得到暂时性的改变。
　　 那年阳明45岁，此前他尸位素餐于闲职，一直没有建立功业的机会。忽一日，因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突然被朝廷任命为南赣佥都御史，负责剿匪。
　　 阳明岂是凡人，对于这个稍显迟到的机会，他的行为有些不合常规——非但不感谢“圣主”，反而耍起性子请辞。他思索半个月后，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递上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山阴走——请辞的理由是：看望奶奶。这个理由显得那么矫情。请辞自然被驳回。兵部又下一道批文，催促他上任。阳明继续等待，又过了半个月，吏部再次下文，他才动身从杭州南下。这一走，就是五年。
　　 与他的前任不同，王阳明是带着“民吾同胞”的情怀来到赣南的。那里既是他的战场，也是他思索、传播心学的试验场。作为一个大哲学家，王阳明并不信奉武力，他说“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他重视乡约制度，推行十家牌法，使百姓之间互相监督和牵制，从制度上革除通匪的空间。而行军打仗之余，大讲“心学”，发明良知。因此，王阳明到赣南后，书院、学社兴起。他真心诚意地做教化工作，以大儒的襟怀，推行知行合一。在重视嘴皮子功夫的传统儒者当中，他的形象是非常独异和醒目的。
　　 他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剿匪不为杀匪，而是安置、教化，杀是为了不杀。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牺牲，来换取地方的长治久安。他每到一处剿匪，总是将击溃的匪徒作为良民安置，给他们良田，让他们成为“新民”。为了防止匪患死灰复燃，他先后在福建漳州设立平和县，在赣南设置崇义县，并设立学校，通过教育解决“心贼”问题。
　　 王阳明是个真诚的哲人，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重视过程和效果，并不是满嘴跑火车百无一用的腐儒。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精于“心术”，甚至有些“狡诈”，但他心中装着大爱、大智、大慈悲和大勇敢。
　　 在平三浰池大鬓时，下属希望调集广东狼兵参与会剿，他不同意。认为狼兵所过如剃，荼毒百姓胜过土匪，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怨。他从心里想归化匪寇。于是给山洞里的贼寇送去牛、酒、布匹和银子，并写了封《告谕浰头巢贼》，动之以情地进行思想改造。他大打心理战，先将匪徒加以区分，说我得知你们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人，其他都是胁迫的。如果我骂你们强盗，你们肯定发怒，说明你们也以此为耻，那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也不多，甚至也有衣食不够的，何不用为贼的精力用于农耕、商贸，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不是我要杀你们，是你们使我们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若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来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你们是我的同胞，我的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要杀你们，真是痛哉痛哉！行笔到此，不觉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