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女工宿舍的走廊里，烟雾迷漫，视线不超过五米。七、八个烧煤的炉子可着劲儿地朝外冒烟，空气中夹杂着呛人的煤气，让人喘不过气来。不时有咳嗽声响起，生火的人自己也被呛着了。人们小心地躲避着走廊两边的炉灶杂物，嘴上没说，心里把那些生火做饭的人来回骂了不知有多少次。
　　 今天是星期天，连着上了六天班且已经成了家的女工要利用这个时间，做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
　　 没有自己开伙的单身女工和其他住户有两个选择，一是把门锁上，到外面呆一整天，再就是尽量不开门，把自己关在屋里，或看书，或做必须要做的家务。好在房间与门相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打开来，可以进来新鲜空气。
　　 这是一栋三层的筒子楼，一楼是厂医院，二楼、三楼是女单工宿舍。筒子楼走道在中间，平日里光线都不佳，显得昏暗。
　　 单工宿舍走廊两边都是住房。房间不小，每间都是二十来平米，以前都放着四张上下铺的床。由于企业单身女工不太多，每间顶多住了四人，那个上铺，就成了女工放衣服杂物的地方。这种格局为新婚夫妇临时入住，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在的三线企业和所有的企业相似，都遇上了住房紧张的问题，以至许多已经成家的职工们没有房子可住。将要求分房的申请交到总务处，也得等到第二年才有资格排队，等轮到自己分房还不知要多少年，要找婚房得自己想办法。
　　 企业家在外地的男职工多，都住在两栋单工宿舍里。男女单工宿舍建筑格局相同，不同的是，男单工宿舍每一间都得住八个人，要想在这里寻到一间房结婚是不现实的。女工成家前，一般都住在女单宿舍，相对宽松的环境让人们把目光投到了这里。
　　 厂方对这种私下调剂的行为是默许的。人们通过协商，住在里面还没结婚的年轻女工搬出去，和合得来的同事挤一挤，就成全了一对新人。那时，我刚结婚不久，从果城的五交化公司与人对调来到厂里。妻子所住的房间里只有两人，妻和那位女工处得不错，给她一讲，就痛快地答应了，到了另外一间宿舍和朋友住在一起。那间宿舍也只住了两人，她住进去都还有宽余的。
　　 开始的时候，女单工宿舍所住的新婚夫妻少，连上我们才三家，这三家都恪守不在宿舍走廊生煤炉子煮饭的承诺，想改善生活时，就和那些单身女工一样，用煤油炉子解决，且都在自己的屋子里进行，空气污染的问题还没有显现。
　　 刚入住，妻子就给我讲了许多注意事项，一是不能进水管房，那里是女工的领地，二是不能轻易开门出去，三是……四是……
　　 女单工宿舍住的都是单身的年轻女工，冬天还没有多大问题，在炎热的夏天里，人家都是一身短打扮，进出都是胸罩内裤，反正大家的零部件相同，也没有什么可忌讳的。能住到女单宿舍，纯属同事间的关爱，你得自觉地遵守这里不成文的规定。
　　 于是，那时的夏天，在这个筒子楼里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旦丈夫要出门，妻子就得事先到走廊里查看一番，有没有“军容”不整的女工在外行走，有，得等人家进了屋关了门才能让丈夫出去。这还不算，妻子还得在前带路，遇上没有关门且里面的女工只穿着内衣时，就得上前一步替人家把门关上，这才让丈夫小心地通过。遇到上二班的丈夫半夜回来，妻子也得提前在楼道口守候，以免误入雷区。那时，我所在的企业没有开深夜班，二班从下午六点开始，一直要上到凌晨两点。
　　 就是这样也有撞上的时候。那时的宿舍是没有厕所的，要起夜的话，大的就得到楼下的公厕解决，而“嘘嘘”就在水管房的排水口前进行。这当然指的是女同胞，男的无论“大的和小的”都得下楼去。水管房位于走廊的第一间，是每层楼的必经之地。
　　 一次晚上水喝多了，半夜内急，起来看看睡得正香的妻子，不忍心将她叫醒，一人悄悄出了门。谁知刚走到半路，就撞上了一个从水管房里出来的女工。她穿着一身内衣，睡眼惺忪，一脸的疲惫，走得有些踉跄。可当四目相望时，却清醒过来，我们两人都尴尬异常，各自将脸转到别处，落荒而去。还好，那女工是结了婚的，是住在里面的三户之一，她的丈夫也遇上过这样的事情。事后，大家再相见时，会意地一笑，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一次，妻子上二班，快下班时，我去接她。心想都下半夜了，尽管天热，大家应该也睡了。毕竟是住在女单工宿舍，还是有些小心奕奕，加上又听到了一阵水声，像是有人冲凉。看见从水管房门里印出的灯光，知道那些粗心的姑娘们又没有将门关上。忙喊了一声：“女兵们，请把门关上，有男兵路过……”
　　 就见从里面探出个精湿的头来，迅速一看，“妈呀！”赶紧缩了回去，“砰”的一响，门就关上了。我这才快步经过那儿，朝下面去了。
　　 这些不便和尴尬都在我们小心避让下安全地渡过了。
　　 随着入住的年轻夫妇不断增加，开伙做饭的也多了起来，煤烟、煤气的污染日渐突出。正式住房不知在哪里，新生命的到来却是不能阻止的。奶粉是稀罕物，年轻妈妈都得自己哺乳，孩子饮食质量如何，全在于妈妈的奶水。看着奶不多了，就得炖上点猪蹄汤下奶。
　　 我们用的煤油炉是刚成家时岳母给买的，足有五十根芯，火力强劲。用煤油炉子不存在煤烟问题，但是煤油却不好买。所以平时我们都是在饭堂打饭吃。实在太馋想改善一下时，就买点不用太费时间的瘦肉，猪肝之类，始终不去生那炭火。好在没有着急要孩子，两个大人怎么着都能凑合。
　　 寄住在女单工宿舍的双职工越来越多，一家动用了烧煤的炉子，其他的家庭纷纷效仿，走廊里就热闹了起来，污染越来越大，最后就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偏偏我这人有个流鼻血的毛病，每天上下班都得数次穿越“封锁线”，煤烟一熏，煤气一呛，血流不止，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医生说话了，要我们脱离这种环境，要不然这个流鼻血的毛病是好不了的。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女军医，外表严厉，心肠却很软，她开了张证明，找院长盖了公章，让我们拿到总务处去。总务处长说，厂医院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他正在想办法。
　　 只认为总务处长就是说说而已，没想过了两天，就通知我们去接房，去了才知道分了一间母子间给我们，让我们临时住进去。母子间又叫“妈妈房”，本来是分给那些丈夫不在企业且带着孩子的女工住的，但那时这种情况不多，母子间有空余的。总务处长告诉我们，母子间不是正式分房，我们住在这儿不影响正式房的排队。
　　 把钥匙接过来，来到母子间里。母子间也是筒子楼，上下两层，但却比单工宿舍短许多，走廊不黑。不一会儿，前来粉刷的工人也到了。房子很小，不足八平米，但粉刷出来，还是显得很不错。更可喜的是在住房的对面，有专门的厨房，虽然是四家共用，但那煤烟煤气都能通过烟囱排出去，空气新鲜得多。
　　 房间逼仄，放了一张双人床后，就所剩无几了。挨着床挤了个小衣柜，进门处放了张配发的条桌，自己那张写字台再无地方可放，就重叠在了条桌上。你别说，这一来就有一个宽度不足一米的空间，放上一盏台灯，写东西的地方也有了。那时，我已经调到了厂宣传部任厂广播站专职播音员兼广播编辑，加上爱好文学，晚上常要爬下格子。忙完家务夜深人静后，将头钻进去，打开台灯，赶着编辑和撰写新闻报道，抽空也写几篇小说、散文。那个时候，妻子已经怀孕，我们的儿子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孕育、来到人世间的。我那流鼻血的毛病也在入住母子间后渐渐好了起来。
　　 母子间修在一个高坎上，靠厨房那边的后面是一个荒坡，几株小树，杂草丛生，据说里面有蛇出入。为了确保安全，平时都不敢开窗。在我们住在母子间的几年时间里，并没有看到有蛇闯入，但蟑螂却多得要命，更可气的是，这些大个头蟑螂不怕人，见缝就钻，还经常飞着闯进卧室来。住在里面的职工都戏称它们为“飞行坦克”。
　　 一天晚上，才八个来月的儿子不知中了什么邪，两眼发直，盯着一个地方直着嗓子大叫，哭得声嘶力竭。定神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看到对面墙上有十余个硕大的蟑螂，长长的触须相互探寻，也不知在交流什么。有两只飞起来，直落在蚊帐上，沿着松软的账面就要朝里面爬，这情景可够吓人的。那一晚，妻子哄着儿子，我就与那些“飞行坦克”进行着殊死的搏斗，细听听，隔壁也传来了异响，抽空去看了下，都是“飞行坦克”给闹的。下半夜，总算把那些大蟑螂给消灭了。看着儿子终于睡去，妻子也抱着孩子打盹，这才感觉到又困又乏。
　　 １９８５年，儿子满三岁了，我们终于分到了第一套也是最后一套福利住房，那是一套被称为小套间的房子，两间住房，每一间都比母子间要大，总面积已经超过女单工宿舍了。令人惊讶的是，隔着一条走廊，还有一间独立的厨房，面积和一间居室差不多。那是工厂在改善职工住房条件时新加修的。厨房里不光砌着可以封火的烧煤球的炉子，还有洗衣池、操作台。洗衣池下边有一个废水池，比洗衣池还大。正纳闷为什么会将这里留这么大时，老住户告诉我们，夏天可以站在里面冲凉，晚上起夜也可以在里面，当然只能“嘘嘘”。住房还带着一个不小的晒台，晾衣服、乘凉都非常方便。甚至还可以把晒台用竹席简单的一封，在上面搭一张小床。我们一家三口，两间房已绰绰有余，那晒台在以后就派上其他用场，成就了我们的另一个故事。这是后话，此篇不提。
　　 住房问题解决了，我们终于在结婚五年之后有了自己的窝，虽然还很简陋，但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
　　 据说在讨论我们分房时还发生了一番争论。有人说我是从外面调进来的，虽然工龄长，但里面却包含着知青年限和部队的军龄，本企业工龄并不长。并以此为理由要我们推迟分房。总务处长一锤定音：知青算工龄是国家政策，军龄算工龄更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是从外面调来的就另眼看待。
　　 得知此事后，我们都对企业和那位正直的处长充满了感激。
　　 时光悠悠，流年易逝。转眼数十年就过去了，我们的企业早就从深山搬迁到了重庆。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职工都住进了带电梯的商品房。抚今追昔，一种苍桑的感觉涌上心头，那围绕着住房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上演着。
　　 我想说一声：感谢生活，感谢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磨难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