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方的春天，总是喧闹而妩媚。这妩媚之处的种种，已为历代文人写尽。春风杨柳、舞榭亭台、丝竹欢宴，如骈体骊歌的散文。具有纸醉的性质。春天在吉安，却是苍茫和寂静的。苍茫里，有一分质朴、古澹和刚健；寂静中，有杜鹃啼血的喑哑、无告和悲凉。
　　 富田的春天，时序的脚步似乎来得更早些。当长江以北正享受春阳的温馨时，这里大约快入夏了。高耸错杂的樟树、丝柏，连绵无序的祠堂，黄尘飞扬的村路，篱笆歪斜、蓬勃但杂乱的作物，晾衣篙上短褐穿结的旧裳，是可以见到的寻常景象。村民们，喜欢挽腿赤脚（露出紫红色的踝骨），立于道旁，肩挑手提，面相古朴，神色忧虑而冷静，仿佛山里打游击的战士。
　　 明代《吉安府志》说：“庐陵县古称大邑”，“俗尚儒学，敬老尊贤，豪杰之士喜宾客，重然诺，轻货财”。“文章节义”历来被概括为吉安的精神气质。
　　 有一年清明，我和朋友去拜谒文墓。文墓在富田东南二十里的鹜湖大坑虎形山，坐东向西，左右两山，山下一条清流。墓地是文天祥年轻时游玩到此看中的。墓穴左右两侧小山如虎足伸于前方，坟墓所在的虎头高昂，墓冢建在虎的鼻尖，有一种威武之气。据说此处风水甚佳。
　　 法国作家加缪写过一篇散文《反与正》：一个独身女人利用姐姐留下的遗产给自己挖了个墓，并常常去察看和走进墓穴体验（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仅有的消遣）。这则短文当时给我极大震撼——一个女人静观，而另一个人在挖墓，加缪从中看到一种深刻的荒谬性。文天祥当年和邓光荐——他也是《文丞相传》和《文天祥墓志铭》的作者，到此游玩，年纪轻轻就选定墓地，在过去不算稀奇。这两个故事有相似处，然而又大不同。加缪冷峻的笔下拷问存在的荒谬，文天祥则不乏道家返归自然的本真和澄净。
　　 那天从吉安城出发时，艳阳高照，快到墓地，天色忽然一变，一阵骤雨突至，雨水“噗噗”地溅起泥地上的灰尘，一种悲意似乎也荡漾开来。文山小学的师生早已列队如仪——给文公扫墓，是每年清明固定的仪式。这一小小的举动饱含着很大的敬意。当幼稚的童声整齐地诵读《正气歌》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圣感和寂静感，此时此景，让人无法不感动。
　　 春夏之交，已显示闷热的迹象。入夜。窗外市声不绝于耳，如同河面上的波浪，飘远又送近。不眠中，翻看《文山诗选注》（青原区人大肖韶光先生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夜色和市声渐渐在诗句中消融，眼前出现一条模糊的古道。
　　 文天祥祖先文时，成都人，为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带兵打仗镇守江西，娶吉州永新一位通判女儿为妻。后唐灭后，他在丈人家（永新北乡钱市坑东上陂）做隐士。其后人迁居庐陵县永和镇，最后定居富田镇。文天祥父亲文仪，是个地主，终生不仕，人称“有德君子”。他好藏书，喜欢竹，将书房叫做“竹居”。宋代刻版印书流行，庐陵、临川一带更是刻书业发达。文时的书房“竹居”藏书如山，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战、医卜（文天祥自幼好风水术），应有尽有。文天祥是家中长子，自幼受到器重。文时管教甚严，每晚灯前日课，“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到20岁，文时送他到白鹭洲书院师从欧阳守道。文天祥这样评价老师，“先生之学，如布帛菽栗，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守道先生治学之实，对文天祥影响甚大。
　　 一年后，文天祥高中状元。大弟文璧也榜上有名，三弟文霆若不是一月份病亡，一门三进士是完全可能的。
　　 殿试那天，文天祥带病上阵，却早早交卷，足见他胸有成竹、下笔有神。
　　 据《宋史·文天祥传》，宋理宗在集英殿召见进士，文天祥第一个出场。在皇帝和众人眼中，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这个一表人才的进士无疑增加了皇帝的好感。此前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待宋理宗亲自阅览后，钦点为状元。拆开试卷，见名字“文天祥”，皇帝心情大好，认为是天降祥瑞之意。宋瑞之名遂不胫而走。
　　 文天祥中状元第四天就传来父亲病亡的消息。老先生不知是因为承受不了这份巨大的喜悦，还是本就病入膏肓努力支撑到捷报传来才安心瞑目，也是不可知的。未曾授予官位，文天祥便匆匆回乡“丁忧”。丁忧期满后，有人劝他写信给宰相，谋个职位，被他拒绝了。趋炎附势，不符合他的性格。
　　 文天祥处的时代，并不像他的名字一般祥和，而是充满着危机、杀戮和屈辱。当时朝纲败坏，可谓深矣。作为末世帝王，上天也没有赋予理宗力挽狂澜的能力，相反，在宠臣董宋臣的蛊惑和怂恿下，理宗皇帝沉迷酒色不能自已。时局的危机，无不使一个正直的士大夫感到痛心。1258年，成吉思汗兵分三路，攻打南宋。握有大权的董宋臣给理宗迁都宁波的下策，贪生怕死，这是亡国奴最直接的反映。文天祥忧心忡忡，以进士身份给皇帝上了第一份奏疏《已未上皇帝书》。提出数项救亡图存的主张，希望皇帝能“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
　　 结果并不如愿。皇帝不忍对亲信下手，证明他非励志图强之辈。董宋臣只是遭贬职而已。三年后，却又被皇帝起用，任内侍省押班、兼主管太庙、并主管景献太子府事。当时文天祥正出任著作佐郎，主管编修国史以及编订历法时。而董宋臣则成为他顶头上司。文天祥再次上疏，不允，因耻于和董共事，请求外调，出任筠州（江西高安）知州。
　　 高安地处江西中部。此前曾有三位贤达在此为官。一是北宋余靖，因敢谏而与欧阳修、王素、蔡襄齐名。为范仲淹贬饶州抱不平，而落职监筠州酒税；二为苏轼弟弟苏辙。因苏轼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受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三是同为吉州吉水人杨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而降职出知筠州。这三公，都是文天祥敬仰的人物。他在任上，修复“三贤堂”，并时时来参拜，以示向三公看齐。
　　
　　 二
　　 富田在吉安西部，这里没有名胜大川，但不缺乏茂盛的树木竹子，也不乏精致的小桥流水，远处的青山连绵成片，近处的田野，水稻起伏，鸥鹭飞翔。农家的炊烟和牧童的短笛，昭示着一种闲适的村居景象。被人称作文山先生的文天祥，隐居于家乡的僻壤之地。此前，他改任赣州知州。书上记载他，多用义理，少用刑法，很得人心。却意外地被小人以不守孝道为名弹劾。这莫须有的指责，让他在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他辞官回到家乡，效仿先祖文时，归隐田园，以文山为号。
　　 在此期间，他写下许多诗歌。但正如钱锺书等人评价的一样，此时他的诗歌写得很一般，郁闷的心情和山居的情趣，远不能提供巨大的能量，将他躯体内的赤子之心充满。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就，除了先天的异秉，也要借助时代的巨浪将他托上精神的高峰。这时的诗，如“世无徐庶不如卧，见到渊明便合归”等句，还未能鲜明地将他内心的悲愤和忠义昭示出来，一个伟大人格的裂响，还须等待时间的引线将它点燃。
　　 期间，理宗、度宗先后英年早逝——酒色和精致的生活过度地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对末世无边的恐惧，把他们推向一个黑暗、虚空、缺乏皈依的深渊。行乐和麻痹，成为一种动物的本能，一次次沉沦、一次次跌落。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头上有一个皇帝在，便可以安心地过活。尽管皇帝是看不见的，他在帘幕无重数的宫闱中。皇帝是神秘的，同时也是神圣的。他的权力来自神授——那只能靠想象的神秘仪式。他是百姓之王，也是百姓之父。苍生黎首都是他庇护下的子民。尽管，在特殊情况下，一个高高在上、神圣无比的君王，可能是一个嘴上无毛的娃娃。
　　 赵显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以幼儿之躯开始享受“吾皇万岁”的伏拜，年号“德祐”。
　　 风雨如磐的时局充满凶险，远不是这年幼的皇帝所能体会的。蒙古的铁马弯刀，以一种雄性的彪悍和野蛮，收割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广大土地。万事万物自有其运行的法则，此强则彼弱，断不会让金币的两面都朝向太阳。赵显刚即位，伯颜就统帅元兵，踏破鄂州、黄州、江州、德安、六安……临安危在旦夕。
　　 正月的富田，梅花点点。梅花隐喻着高士，让人联想到傲骨、贫寒、坚强、美丽、纯洁、忍耐……诸多词汇。文天祥的住处种满了梅花，从后窗望去，山中的梅树，有一种凄清的美感。多年以后，在赣粤通衢的梅关，看到满山纷披的梅花盛开，他一定想到故居的梅园。由点染到盛放，美丽而惨淡。
　　 谢太后《哀痛诏》传来，文天祥涕泗长流。
　　 文家是个殷实之户，他将财产尽数充为军饷，招募到三万义士，准备勤王。有人劝他，“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当此为难之际，选择顺势而下，是容易的，选择逆流而上，则需要底气和勇气。当时各地官员大多观望，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响应诏令，起兵勤王。
　　 吟风弄月的文山先生，丢下诗稿，毁家纾难，以一介文士不顾一切奔赴战场。勤王部队首先遇到的敌人不是元军，而是朝廷的议和派。他们甚至诬告勤王军在乐安、宜黄一代抢劫。文天祥上书抗辩。八月，部队来到临安，文天祥声望大增。
　　 文天祥以其敏锐的政治卓识，认为内部的混乱是时局动乱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朝廷抛弃掉“守内虚外”的做法，加强地方力量共同抗击外侮，同时革除祖宗专制之法，通言路，集贤才，启用正直敢谏之士。十月，元军攻破常州、平江。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请求背水一战，而丞相陈宜中，以及太皇太后准备“奉表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张世杰绝望之际，南下招兵，以图东山再起。
　　 元军兵临城下，近在咫尺。左丞相留梦炎、右丞相陈宜中先后临阵逃跑。文天祥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采纳，本想回江西继续抵抗，却被谢太后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文天祥奉命来到元军帐中谈判。他的慨然气度和据理力争，引起伯颜注意——此时，元人已在为一统做筹划，文天祥这样的人物正是他们需要的人才，便将他扣留不放。谢太后献上降表，文天祥“深悔一出之误”，使“国事遂不可收拾”。
　　 文天祥“驱群羊而搏猛虎”，想逆转亡国的形势，没能如愿——也许，对于这一结局，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但苟且偷生，不是士大夫所为，以死报国，是他心中唯一的大道。
　　 文天祥不愿归降，被元军押解北上，送往大都。在镇江，他成功地逃脱了元军的掌控。一路上他所经历的艰难，是常人难以体会的。追随他的十几个义士，逃的逃，死的死，追兵、饥寒、病痛，随时在摧毁他的意志。此时文天祥已脱胎换骨，不再是一个羽扇纶巾、面色白净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个目光凶狠、面色黧黑、蓬头垢面的钢铁战士。他一路打听益王赵昰、广王赵昺组织的流亡政府。步履从真州到扬州、高邮、泰州、通州、永嘉。在扬州，文天祥走得筋疲力尽，又加上发烧病痛，幸好遇到一个樵夫拿来一个箩筐，被六个随从轮流抬着走，直到高邮。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到温州，得知小朝廷已转移到福州，文天祥当即杨帆出海南下。在福州，他重新组织勤王。广东、福建、江西，许多文臣武士、地方名流以及勤王旧部，纷纷前来投奔。从福州到长汀、赣南，文天祥收复不少失地。赣南的崇山峻岭，屏障闽粤，历受战火洗礼。此前他曾在此为官，而今这片传说秦始皇造阿房宫派兵在此采伐古木的丘陵地，战火涂炭，硝烟弥漫。一些丹霞地貌的山洞里，至今还保留了勤王部队栖息的痕迹。不知600多年后，老帅陈毅在赣南山区留守打游击，是否会想到文天祥当年亦在此出生入死？
　　 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午时，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被偷袭的元军俘获，匆忙中服下二两龙脑香自尽，也许药力失效，没有死成。
　　 前线一失手（今天客观地讲，是不可避免的），后方便巢倾卵覆。文天祥亲眼目睹了残留在广东新会崖山宋军被元兵彻底消灭。
　　 正月十二日，船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天祥在囚船中心潮起伏，悲哀难平，写下血泪诗篇《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相持二十余天的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到黄昏，最终战败。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幼帝突围无望，仗剑驱妻子入海，自己则背负年仅八岁的幼帝赵昺蹈海殉国。群臣及后宫也纷纷投海殉国，死溺者十余万人。杨太后听说赵昺死，也投海自尽，张世杰将太后葬于海滨，也投海殉国。宋代灭亡。
　　 崖山海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和极富寓意的一战。
　　 有日本学者认为，南宋灭亡，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国的灭亡，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这种说法自然值得商榷。但宋亡，确实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据说日本“举国茹素”，哀悼大宋。忽必烈下令征讨日本，几百条战船在海上被“神风”阻挡，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