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奶奶洗漱完毕，手持佛珠，盘腿端坐在炕沿边开始诵经，就听见院门响了。这时，我堂弟老五摇晃着憨憨的脑袋跑进屋，抱着奶奶的膝盖，秃着大舌头，二来来（奶奶）、二来来（奶奶）一顿喊叫，长长的亮亮的口水从他咧开的阔嘴里淌出来，惹得奶奶抡起拳头，装着要打的样子，几次才能将他撵出去。
　　 老五自认为寻了点乐子，得意地笑着摇头晃脑跑回家又找他小姐姐去了。我堂妹八岁，比老五大两岁。她跟着村里常来耍杂技的小姑娘学了一套本领，连续翻十几个跟头不喘气；向后弯腰双手能够着脚后跟。她在院子里施展拳脚的时候，她弟弟就跟在后面打滚，吸引得过路人长时间站在院门口围观，气得我大妈抄起笤帚满院子追着打。
　　 我大爹家的老三，正值青春期，留着盖住了半个脸的长头发，穿花衬衣和长得能扫街的喇叭裤。他走路时耸着肩膀，流里流气的，嘴里有事没事哼唱着邓丽君的《粉红的回忆》。我大妈斥责无数次不见效后，只好听之任之。
　　 “睡，睡，成天光知道死睡，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我大妈总是一边忙出忙进，一边数落正在炕上睡大觉的大爹。我大爹是个从不操心家务的人。天一黑，他就背着手出门打牌去了，不到天亮不回家。白天他就躺在炕上补他熬了一夜的瞌睡。吃饭时间，我大妈把饭端到枕头边，叫醒他，他钻在被窝里吃完，饭往炕沿一推，接着睡。全村的男人都羡慕他，说他讨了个好老婆。
　　 然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如同酣睡中爆发的大地震，让人始料不及，无情地摧毁了大爹一家的幸福生活。那天，我大妈忙完一天的活儿好端端地上炕睡下，天亮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大概是突发性心脏病）。一夜之间，大爹家失去了支撑。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四十岁的大爹彻底改掉了晚上打牌白天睡觉的习惯。
　　 这年秋收，老五成了全村最小的劳力。他瘦小的身子背着比他小不了多少的稻捆，摇摆着走在田埂上。那样子叫人看了心里发酸，会忍不住想起刚刚去世的大妈。我那一口气能翻十几个跟头的堂妹也突然间变得安静了。每天放学回来，搁下书包，就不声不响地扒在锅台上，煮一家人的饭。此后的几年里，大爹家很难再听到笑声。
　　 我大爹带领七个儿女默默地下了十年苦，盖下了一顺儿朝南的两排砖瓦房，日子过得很有起色，让这些没娘的娃娃们得以在外面挺起腰杆做人。这个时候，大闺女己出嫁，成了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搬进新砖房另过了，三儿子和四儿子合伙在镇上开起了服装店，家也安在了镇上。堂妹和老五相继考上了省城的中专。家里只剩下大爹一个人。
　　 儿女们的责任己尽去了大半，大爹心里轻松了，同时也感到空落落的。他渐渐地迷上了电影。平日里，他总是竖起耳朵仔细听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有没有放映电影的通知。若有，他准是早早吃罢晚饭，地皮一擦黑儿，就拎着小板凳，跟在三三两两的人后面，一路走到早己挂好电影幕布的旧庙台子上，找个合适的位置规规矩矩地坐下来，等待电影开演。他大张着半天忘了合上的嘴，如痴如醉地看上一场电影，趁月色回到家睡下，梦里都是电影情节，就像自己又亲自放映了一遍，醒来能美滋滋地回味好几天。赶电影场子次数多了，大爹渐渐注意到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是邻村的张翠花。这个张翠花，大爹早有耳闻。她做姑娘的时候，由于心灵手巧模样好，被插队本村的一个杭州知青看上了。她与这个杭州知青结婚后，日子过得很美满，她的知青男人讲得南方趣闻常把她逗得笑岔气。只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在给村邻家新盖的房子封顶时，一失足掉下来摔死了。一直以来，大爹虽从未与这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张翠花说过话儿，可心里时常觉得与她惺惺相惜。
　　 每次电影散场后，独自走在路上的大爹发现张翠花也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走着。有几回，他鼓足勇气，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想同她搭话，可左右看看，又疑心有人盯着他们，就忍住了。
　　 其实，这个张翠花对大爹也早已倾慕，晓得他早年在大队里当会计算盘拨得哗哗响，村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她觉得若能与这个人在一起，哪怕只是说说话，心里也是舒坦的。
　　 那晚，放映的电影是一个老片子，看到最后，场子里的人已快走光了，只剩下大爹和张翠花以及几个歪着头睡着了的孩子，大爹便起身走了。路上，大爹的心像当年第一次见大妈时那样怦怦怦地跳个不停，他预感到今晚与张翠花之间将要发生点什么。果然，快到村口的时候，她快步追上大爹，塞给他一个很绵软的小东西，掉头大步流星地走了。大爹回到家拉开电灯一看，是一方印有梅花的手帕。他小心翼翼地捧到鼻子下面闻了闻，一股淡淡的香味窜上心头，弄得他心里痒酥酥的……
　　 这晚，大爹失眠了。他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大睁着眼睛望着黑黢黢的屋梁，脑子活跃得很，镜头般涌现出一幕幕令自己脸红心跳的场景。鸡叫过头遍，他再也睡不住，起身轻轻下炕，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亮光，打开红漆箱子，翻出那套嫁大闺女时新女婿请裁缝给他量身订做的蓝黑色中山装，对着大衣镜比划了一阵，穿上了。他站在镜子前照了照，觉得很满意。再抬眼照照脸，胡子怪硌眼，头发也有点长，他便决定等太阳出来后，上街理发去。
　　 大爹上街理了发，刮了胡子，又给自己买了一双新布鞋，很慷慨地花了三块五毛钱。一切收拾停当，只等乡上送电影来。不出几天，听到村口的大喇叭传出放映《天仙配》的通知。大爹听后激动得直搓手，仿佛获得了一个天大的喜讯。今天他不急着早走，他等天完全黑下来才开始换新衣服、新鞋。出了门，他也不急着赶路，他一边走，一边寻寻觅觅，盼着能碰上张翠花。他一直寻到电影场子，蓦然发现她正坐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朝自己看。大爹与张翠花四目相对时，涌上来一肚子话。但这不是说话的场合，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影幕：牛郎正深情款款地抬起广袖，揽过织女……
　　 电影散场后，大爹与张翠花装作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在石子路上走着。快到岔路口时，看见张翠花加快了脚步，走在他前面，顺岔道拐进去，走向了村前长满大柳树的河堤。他一下子明白了，心中一阵喜悦。他停下脚步，等看电影的人都走光后，急切地朝堤坝走去。
　　 在这个月光融融的夜晚，大爹终于与他朝思暮想的女人单独见面了。突然之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大爹在电影场子里涌上来的一肚子话却不知怎么开口。他只是低头盯着自己一个劲地往里缩的脚尖，难为情地憨笑。张翠花也低着头，两只手交叉搭在襟前，对着河堤边的大柳树站着。半晌，他俩差不多同时抬起头，转过脸，异口同声地问了句:“他叔(婶)过得还好吗？”两个人的话一出口就撞在一起，他们又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两个年过半百，互相倾心的孤身老人，别扭而又幸福地约了第一次会。
　　 此后，他们多次相约在月上柳梢头的夜晚。
　　 沉浸在黄昏恋里的大爹，容光焕发，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这让他的几个儿女吃惊不小。但他们没有往别处想，他们认为如今日子好过了，也该父亲享享福了。
　　 直到有一天，听到了有关父亲的闲言碎语，他们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天，老大饭后和几个村民蹲在村巷里抽烟，有一个小伙子走过来说：“行啊，李老大，你老爹还真有本事，那张翠花可是个利落人呐。”老大听罢，把抽了半截的香烟砸在地上，跳起来，猛揪住小伙子的衣领，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道：“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吓得小伙子浑身直打哆嗦，在几个人的劝说下，他才松了手。
　　 老大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气势汹汹地赶回家，见着大爹，当即质问：
　　 “爹你是不是跟那个张翠花……？”
　　 大爹垂下眼帘，低声说：
　　 “你张婶人不错。”
　　 一听真有这回事，老大丢下一句话：
　　 “你真是老糊涂了。”便夺门而出。
　　 老大出门后，先把这事告诉了比邻而居的老二，然后骑上自行车直奔镇上找老三和老四去了。
　　 奔波了两天，老大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目的是要阻拦大爹做“糊涂事”。等人都到齐了，老大就对父亲说：
　　 “爹你到底是咋想的，今天就当大家面表个态。”
　　 大爹心想，这事早晚都得让他们知道，还不如趁人都在场说出来，也好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就十分认真地说：
　　 “我觉得你张婶是个不错的人，我打算秋后就跟她把事办了。”
　　 “你说啥？你还让不让我们见人了？”
　　 “你这么做，让我们的脸往哪放？”
　　 “张翠花还不是瞧上咱们家的新房子了。”
　　 “你要想跟她过，你就搬到她家去！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爹”。
　　 ……
　　 七个儿女群起激愤。大爹欠着身子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放在并拢的双腿上，缩着头，弓着背，长久地不发一语。
　　 儿女们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大爹心上，他悔悟了：常言说得好，人活脸面，树活皮。这些很早没了娘的娃娃能有今天不容易，他不能只顾自己而往他们脸上抹黑呀。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大爹心头迸发出的爱情的火花，像流星划过天际，转瞬消失了。
　　 儿女们走后，大爹把黑蓝色的中山装叠好放回了箱底，换掉了新布鞋。他不再三天两头拾掇胡子了，时常蹴在屋角，抽廉价的纸烟，比以前更孤寂了。
　　 大爹这样一来，合了儿女们的心意。他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孝顺，给他们的父亲买半导体收音机，拎上好的羊腿，说体已话。
　　 光阴在人们说东道西间飞快地流逝。
　　 再见大爹的时候，他依然是孤身一人。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看见大爹对着窗户坐在空荡荡的大炕上，微闭着眼睛，默默地琢磨着什么。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额头上的皱纹深陷，神情无望，呆滞到木然。刚过六十，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我问候了他一声，他把手搭在耳梢上，啊，啊地大声询问——他的耳朵显然已经背了。这时，我注意到他手边搁着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表面已磨损得发白透亮了。
　　 过了一会儿，老大一家子进来了。他们两口子见到我亲切地说说笑笑。他们的儿女在屋子里互相追逐嬉耍。大爹望着儿子一家热闹的情景，咂巴了两下嘴，到喉头的话又咽了回去，缄默了。他觉得热闹是他们的，自己什么也没有。良久，大爹把目光缓慢地移向窗外，朝着村前的河堤望去——他肯定又忆起了那个月上柳梢头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