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之夜，我是枕着深圳的雨入眠的。
　　 在彻夜的梦中，都是母亲的身影，许是应了那句“父母在，不远行”的话吧。
　　 淅淅沥沥的雨声，将我从睡梦中叫醒。站在高高的阳台，望着缠绵的雨丝，打捞起记忆中飘落的花瓣，想念远在家乡的老母亲。
　　 母亲，今年虚岁84，出生于1932年11月。一生灾难苦痛伴随，在柴米油盐、烟熏火燎中度日；在抚养子女、振兴门庭中，锻造了她要强、坚强的性格。
　　
　　 飘落的海棠花
　　 据母亲讲，小时的母亲家，家境殷实。
　　 如果说《红楼梦》中，“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描写的是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荒淫无度，财大气粗的话，那么，“阳邑（肚）杜大，里美庄（腰）要粗，石像一窝侯（猴），扳倒新村的游（油）”，则描写了我们那个地方，杜、要、侯、游四姓家族的人多势众。
　　 母亲姓杜，是理所当然的大户。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当时在张家口，开着醋坊和点心铺子，生意不错，也算个小小的晋商吧。
　　 外公，一生娶妻三个，第一个，生了一个儿子就去世了，第二个还没来得及有子嗣，就命赴黄泉。我的外婆——母亲的母亲，是外公的第三个妻子。外公与外婆相差19岁，中年得女的外公，对母亲的疼爱，是可想而知的。
　　 常年在外做生意的外公，是不会缺了留在家里的妻女所需吃穿用度的。
　　 宽展的四合大梯院，青砖铺地，砖雕的影壁，木刻的房梁。黒漆大门上，镶嵌的一对黄铜镲，和守护在大门两侧的一对青石猴，见证了整天出入于这个整洁院落的母女。身穿绸缎，脖子上戴着银锁，手上套着银镯，手里把着玩物的母亲，俨然一个王府里的格格，度过了她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八年时光。
　　 吃穿不愁，衣食无忧，无人监管，外婆整日无所事事，沾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大烟这种可恶的东西，就是一座金山银山，也经不住它的燃烧。坠入烟瘾的外婆，偷偷地变卖了家里的古董玉器，就连外公的貂皮大氅，也被外婆典当，化成了袅袅烟雾。家中的房产地契，要不是母亲的堂嫂发现，从外婆手中夺回，恐怕也早已灰飞烟灭。此时，母亲的家已不家，四处漏风。
　　 过年了，外公终于回家了。回家的外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走前光鲜亮丽的家，现在家徒四壁。憔悴的母女，衣衫褴褛。外公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外公含恨而去。
　　 没有了外公的外婆，失去了生活来源，生活的困顿，烟瘾的撩拨，让外婆决定把我母亲早早地远嫁大山里，于是母亲被外婆以四十个银元，卖给了我的父亲家。那年，母亲9岁，父亲11岁。
　　 父亲的家，并不宽裕，四十块银元，已使父亲家倾其所有，只得借居在三间土坯房里。当时的父亲，已没有了父亲，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也已改嫁。父亲靠他的奶奶和他的老舅（他奶奶的弟弟）抚养。
　　 母亲是父亲家花钱买的，而买了的东西是要用的。
　　 从小过惯优裕生活，年仅9岁的母亲，虽然个子没有灶台高，但不得不脚底垫着凳子，刷锅洗碗，出食喂猪了。有时，免不了打碎个碗，摔烂个盆，时常招至父亲老舅的骂声：“借上债，买上怪，能吃不能做的东西。”
　　 邻居奶奶，看到小小年纪经常吃不饱还挨骂的母亲，动了恻隐之心，偷偷把母亲带到十多里以外母亲的外婆家。
　　 说起母亲的外婆家，那也是种着百十来亩地，养着大骡子大马，雇着好几十个长工，十多个丫鬟的有钱人家。外婆嫁给外公，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邻居奶奶，把母亲领到外婆家门口，让母亲在院门外等着，一会儿，母亲的外婆出来，从怀里掏出几个晒干的高粱面煎饼，对母亲说：“快走吧，路上吃。”说完，匆忙关上院门。看着手里的高粱面煎饼，望着匆匆离去的身影，盯着紧闭的院门，母亲将煎饼一摔，哭着，拉起邻居奶奶，跑回了父亲的家。
　　 可怜！母亲，就如一朵卓尔不凡、绽放枝头的海棠花，只经短暂的春风吹拂，春雨滋润，就昙花一现，逶迤于地，落土成泥。
　　
　　 不息的蒲公英
　　 就这样，在屈辱和穷困中长大的母亲，学会了做饭洗衣，学会了缝补浆洗，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坚强。
　　 母亲14岁那年，父亲的奶奶过世，父母将他们的奶奶，用一口薄皮棺材入土为安。
　　 母亲18岁那年，生下了我的哥哥，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下儿子的母亲，使父亲家香火得以延续，父亲的老舅再也不骂母亲了。也就是在那年，老舅病逝，父母用家里仅有的一口木头箱子将他埋葬。
　　 有了孩子的父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就此形成。
　　 父亲，在三亩薄田里刨食，母亲在家，做饭洗碗，缝缝补补，养鸡喂猪，添补家用，教育子女，不眠不休。
　　 居无定所的生活，是飘荡的。原来的房子东家要翻新，我家从村的东头，搬到了村的南头。为了讨新东家的欢心，母亲无偿给东家纳鞋底，搓麻绳，帮助看小孩，做针线。
　　 母亲心灵手巧，几块小手绢在母亲手里，三下两下就缝制成一个翘着花边的婴儿帽。一块布料，母亲左裁右剪，就可缝制成或翻领、或立领、或斜襟的上衣。
　　 经母亲手剪的鞋样，在当时是被当作模板用的。母亲做的女孩的单口鞋，枣红色的面料，在鞋口处缝缀一个黑底白点的蝴蝶，活灵活现，呼之欲飞，有时在鞋口处缝制一根四股辫，轻巧别致。做的棉鞋，白色的鞋底，黑色的条绒布鞋面，鞋口处镶嵌一圈灰色的兔毛，好看，暖和。男孩的鞋子，黑色布料的鞋面上，密密麻麻的针脚，鞋尖微微上翘，如一只将要远航的小船，做这样的鞋子，费时费力，但结实耐穿。
　　 遥远的过去，贫穷裹挟的浪漫很朴素，衣服、蝴蝶、小船，就是定格在我脑海中的浪漫图画。
　　 在那样的年代，穿上一双那样美丽的鞋子，很是让小伙伴们羡慕，眼馋。
　　 有钱没钱不敢连毛过年。为了节省开支，母亲置办了推子、刮刀，学会了理发。父亲仰躺在椅背上，享受母亲温柔双手的按摩、挖耳、掏鼻的惬意情形，让人难以忘怀。哥哥弟弟的小平头，父亲的光头，就是母亲的成果，还真不亚于专业理发师的手艺。所以，过年过节正是母亲大显理发技艺的机会，给邻居的大人、小孩理发，让母亲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区区小事，母亲是不会收钱的。
　　 母亲用她的技艺，与乡邻分享人情和节日。
　　 过年了，雪白的窗户纸上，贴着母亲的剪纸，那是叶连着枝、枝开着花、花接着果的窗花，母亲，为贫穷的生活填补了色彩，给瘦弱的日子，补充了脂肪，使单调的生活有了嚼头。
　　 母亲的观点是笑破不笑补。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上，母亲会剪两个大小相同、颜色一样、形状一致的补丁，缝补在我们的膝盖、屁股、胳膊肘处。
　　 要是那个年代，就流行破洞裤，乞丐服，该省去母亲多少繁劳呀！
　　 脚尖不听话的大拇指，常常会顶破鞋头，母亲就会用双股线，针脚细密地缝制一个小太阳，如一朵盛开的向日葵，开放在我们的脚尖。虽然旧，但带着母亲体温的鞋子，足可抵御严寒。
　　 母亲生性干净，整洁，是一个从头到脚，从家里家外，都习惯打理得非常干净的人。
　　 烟熏火燎的房顶上，看不到一点蜘蛛网，没有铺垫的光炕席，被褥叠得齐整，地上的犄角旮旯，没有一点沉积的灰尘，盛水的瓮，放面的缸，都被母亲擦洗得铮明瓦亮。
　　 多少个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穿针引线缝补衣服、浆洗干净，连夜烤干，在我们身上从没有出现过鼻涕的印痕，饭菜的污渍。
　　 她不停地打扫，不停地缝补，希望灰尘不在她身上，也不在她周遭存在；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从土地上离开，过上干净整洁的生活。
　　 正是由于母亲，我们七个子女，没有因贫穷而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也正是由于母亲干净整洁，才使当时吃派饭的工作员，多次派饭到我家。
　　 可敬！母亲，如大田里的蒲公英，用她闲不住的手、停不下的脚，操持着这个积弱积贫的家。
　　
　　 带刺的玫瑰花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母亲常说，好树也需三修剪。她要求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做到食不言，寝不语，大的要让小的，小的要尊敬大的。于是，鸡毛掸子，就成了我们家的治家法宝。无论男女，一视同仁。
　　 二姐，可能是吃母亲奶最多的缘故，皮肤白皙，又长了一双父亲一样的大眼睛，双眼皮，很好看，再加上二姐喜欢唱歌，很有文艺细胞，被当时村里的剧团选中。母亲的家规是，女儿女儿闭的嘴儿，在家里都不可乱说，更何况抛头露面？唱戏更是想也别想。二姐按捺不住，偷偷地去了剧团几次，可没有不透风的墙，终被母亲知道。十五六岁的二姐，那鸡毛掸子留在身上红一条白一条的棱，恐怕是刻在了二姐的记忆中，反正我没有忘掉。
　　 一次，刚上一年级，不谙世事的弟弟，进门就嚷：“三姐快看，我在地上捡了一块明明的香橡皮，明明有好几块呢。”我握着这粉红色略带弹性的长方体，闻着散发出水蜜桃味的橡皮，爱不释手。当我还迷恋在橡皮的色泽里，贪婪在橡皮的温柔里时，背上早挨了鸡毛掸子的一抽，接着也传来弟弟挨抽的哭音，还有母亲的骂声：“早告过你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准拿，不准碰，你们怎记吃不记打……”
　　 我们家一直是鸽子串房檐，先后搬家四次，直到五十年代末，父母省吃俭用，才用二百元钱置换了五间房。
　　 五间房坐落在一个大杂院内。置换的房，有房没院，只有房内是我们的活动场所。母亲教育我们，不是自己家的东西不准碰，否则，别怪鸡毛掸子。
　　 春天，我们嗅到了院里桃树、枣树的花香，夏天却无法享受它们提供的绿荫；秋天，我们看到了鲜红的果实，却无缘品尝它们的甘甜。只有在皑皑白雪下的冬天，清理院子里的雪，才是我们的权力。
　　 留在儿时记忆里的母亲，一直是凶巴巴的。我们考试没有考到前三名，鸡毛掸子，打；没有完成拾柴、捡碳的任务，鸡毛掸子，打；和同学吵架，不问青红皂白，不管谁对谁错，一律鸡毛掸子，打……倒是，我们偶有感冒，母亲会温存地抚摸我们的头，给我们做一碗卧着荷包蛋的拌汤。
　　 是母亲，让我们知道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了人穷但不可志短、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才是做人的本质。
　　 可悲！母亲犹如带刺的玫瑰，被生活的棱角逼迫着长出了尖细的芒刺，以她独特的方式，开放在琐碎乏味的岁月里。
　　
　　 感恩的向日葵
　　 不经历严冬的人，不知太阳的暖；没喝过黄连的人，不知蜜糖的甜。
　　 从旧社会过来的父母，是土改使他们分到了土地，有了裹腹的粮食，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似海深。
　　 母亲，即使身在阴沟，也不忘仰望蓝天。
　　 尽管家境贫寒，可逢年过节，黑不拉几的屋墙上，准要张贴几张年画。而毛主席的画像，永远挂在屋子正中央。母亲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共产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让咱们穷人翻了身，使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1976年毛主席逝世，母亲哭得很伤心，不停地念叨，他老人家死了，咱们怎么办？一副忧国忧民之态。也是在那一年，12岁的我，经学校选拔，母亲同意，我第一次走进县城，在瑟瑟的九月，连绵的秋雨中，参加了哀念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
　　 用知识改变命运，振兴门庭，成了母亲重视我们学习的动力。
　　 母亲常说，只要学校开着，你们就必须上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学校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全校只有两个学生，哥哥就是其中之一。
　　 母亲常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新社会，没有进过学堂，所以，对子女的学习倾其所能。当时，交学费是个令人发愁的事情，母亲就想办法，捡一些破布、烂鞋、废铁到供销社换钱，再把平时不舍得吃攒下的鸡蛋卖掉，凑学费。随着我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学费更成了大问题。有一年，该卖的卖，该换的换，可学费依然有缺口，为了不让一个子女辍学，母亲想了个办法，捉了只下蛋的鸡，交到学校，顶了学费。很长时间，母亲才知道，学校是不可以用鸡顶学费的，是代课的张老师被母亲的诚心打动，替我们垫交了学费。
　　 当时的张老师一家是市民，吃供应，只可凭票证买到米、面、油，很少能吃到菜。在当时那个瓜菜半年粮的时代，母亲从一家人的口中节省下来一些，夏天把生产队分的豆角、茄子、黄瓜，冬天的白菜、萝卜、土豆分出一些，给张老师家送去。母亲说，人要有良心，不可忘恩负义，要不是张老师，你们不可能把学上完。
　　 不识字的母亲，读不了书，却非常喜欢听书。自从哥姐上学，能识文断字后，每天晚上煤油灯下听书，就成了母亲的一大享受。听书，使母亲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读书，也锻炼了我们的阅读能力。每当有人夸奖我们懂事、有礼貌、学习好时，母亲就会说，嗨！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毛主席好，新社会好。
　　 我们子女七个，除两个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外，其余的都考上了中专或大学。母亲教育我们，好好珍惜上学机会，好好掌握本事，不可偷懒耍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