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从字面上就给人迟暮，迷濛，昏沉，静谧的感觉，还让人想起缓缓奔跑的夕阳，山峦的余脉，霞色的河流，坐在巷口搓草绳的老人。它像是最后的驿站，隐没的庄园，在归程上停顿的马匹。事实上，它确是一个古老破旧的村庄，纵横一条条石巷。山峦像个戽斗，装了一片田畴和村舍。左边的土公路悬在山梁，右边的机耕道通往陈坞村，远远看去，在机耕道的坡地上，西山中学像一堆灰白的鸟屎。梓树剥落了淡红色的叶，梓子白白地垂在丫上。荒坡上是一些油绿的菜蔬，枯黄的玉米杆，紫色硬漆树，没有墓碑的坟茔。几个小孩在砍茅芦，一个老人在铲菜地。田畴呈半月形，像一团包扎伤口的纱布，严严实实。我吃过晚饭，站在校园大门口，还可以看见雾气一般降临的暮色，黏稠，潮湿，夹带流逝的伤感，炊烟被风压低，而山峰浮出淤黑的脸。
　　 李卿调，陈祠金，和我，是住校老师，都是单身。李老师和我，是因为离家远，而陈老师是因为家里没房。李老师长我五岁，矮小，没长熟的黄瓜一般瘦，说话有点短舌，爱酒嗜烟，抽短把的。有一次，他准备去望仙乡相亲，提着一瓶酒两个桂圆包，在路口等车。一个人实在无聊，就把酒打开，边喝边等，一瓶酒喝完啦，车也到了。他却爬不上车，他醉得像条死狗。后来女方说，他跟酒瓶过生活更合适。还有一次，天下大雪，李老师不知在哪喝酒，想摸着回校，但夜深，酱一样黑，摸到村口的包子店，就摸不清路了。一条小水沟成了他强大的敌人。包子店的窗缝飘忽细细的光，他敲开门，见一个年轻女子，耷拉的乳房鼓鼓的，他说了一大堆话。那女子却听不清一句——一个醉酒结舌的人成了自己的真实的假象。她以为他要调戏自己，操起切面刀，砍他的手。事后李老师是被外村来偷狗的人救起的，他躺在水沟边，鼻息微弱，雪地一片紫红。事实上，那晚他要借手电筒。前两个星期，在一个酒席上，我遇到他，我几乎认不出来。他的脸面包一样，鼓胀，有着高血压症的老人的红润。他转了几个地方教书，今年又回到西山了。陈老师长我十岁，一窝浓密油油的头发，粗黑的胡茬，像头棕熊。他有个外号，叫“范进”。他考大学，考了八届，才得以高中，进了上饶师专中文系。学生一点也不怕他，还当面骂他“你这个范进，有什么本事教我？我要考八年，跳井死算啦。”他裂开嘴，说“我是陈坞第一个大学生，再出一个，还不知哪年哪月呢！”学生又骂：“大学生又怎样。我哥和你同年，儿子都上初中了，你呢？还是个花癫。”师生打架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山中学有三栋低矮的瓦房，是个“凹”字形。右边的回廊出口，有口井，左边的回廊出口，有一条山道攀过密密的油茶树，通往瑶山村，再弯上两座山，有一个两户人家的村庄，叫木勺坪。我去家访过，要走半天的山路。
　　 李老师在井边种了几畦白菜，萝卜，辣椒，茄子，我们没买菜的时候，就去掏采一些，哪怕刚刚催苗。食堂有十几个山区的住校生吃饭，也有吃中餐的走读生。有一个初三的女学生，个头不高，扎两条小翘辫，穿红花的披风衣。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她每天带好菜来学校，辣椒丝炒煎蛋，焖肉，笋干炖肉，花样翻新。而这些菜通常是我的胃中物。一天中午，阳光暖暖的，适合睡懒觉，她跑到我房间，说：“傅老师，有好多人背后议论我。”我说，议论什么？她的脸一下就彤红了，低下头，欲言又止。我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为了证明我的话，我翻出笔记本，对着一张一寸小照片说，就是她，你可能认识。“哦。是小棠。她是个少见的美人。”她说完就砰地关了我的门，走了。我听到了哗哗的哭声。第二天，她就转学了。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像一束光的消失。
　　 作为爱情证物的笔记本，在两年后，随同两百多封信，在寒冬的一个向晚，化为灰烬。我边烧边哭。窗外的大雪迅速占据了我的屋顶。在这里，我不想复述这个女人。她仿佛是黑暗逼仄的隧道，我花了六年才走了出来。她消失在同样的隧道里——生活的隧道。我离开西山的第七年，她找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想离婚，你会不会娶我。”我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我感到我的脸有些扭曲，笑得恐怖。她的脸因为缺乏良好的睡眠而略显浮肿，眼神散淡。我又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要感谢我。当年如果我们结婚，你根本养不起我。你的才华会被生活榨取得干干净净。”她说，“我们从头再来。”我说，选择就意味着付出代价，甚至是一生的。我看着她走出回廊的背影，迟缓，凝重，像一股扑倒的龙卷风。我的眼睛被热热的东西蒙蔽。我想起模糊的西山，歌谣一样飘散，泪水一样迷濛，山脉一样遥远。
　　 去年，有一天晚上，我老婆坐在沙发上，双肩不断地颤抖，轻轻啜泣。我慌了神。因为她是极其坚强的人。我老婆说：“你为什么没跟她结婚？”我傻傻地笑了起来，问：“你是不是看了《没有画的画册》？那是四年前写的，你别认真。写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呢！”那是个一万多字的散文，记录我人生迷惘的启航。“我不是吃醋。我觉得你们感情那么深，没成眷属也算是人间有恨。”我说：“没有谁可以跟你比。跟你结婚才使我的人生完满。”我说的是真话。
　　 前几天，我整理自己的老照片，发现有一张是在西山照的——一个瘦弱的男子，蹲在河中的石墩上，穿黑皮夹克和黑西裤，浓密的头发微微卷曲，背景是暗黄肃瑟的茅草。我怎么看，都不像自己。与一个额头突兀，头发稀疏，脸像南瓜的人放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在哪呢？
　　 午休的时候，我喜欢把双脚搁在对面吴校长的办公桌上，头往后一仰，闭目养神。阳光从小木窗蚂蚁一样爬进来，飘忽，懒散，房间被光线割成两块，一块像黄斑鱼，一块像烟灰色的瓦垄。校长一般红涨着脸，扑在我的脚边，淌细细的口水，白白的短发铺了尘埃，鼾声均匀而粗重，还不时地打自己的脸——该死的蚊子变成了血印。一群叫嚷嚷的学生会把我们吵醒。“该上课了。”校长说，“你去替李卿调老师打一下铃，他喝醉了。我也喝得差不多。”“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12分钟。”我说。你去吧，没关系，又不犯法。校长说完又倒头睡下。我从门背后，操起小拳大的铁锤，拖双松松垮垮的破皮鞋，小跑到第四根柱子，对一片生铁，噹噹噹。“谁在乱敲！吵死了。”陈祠金老师打开窗户，露出肥肥的上身，手里拿副眼镜（像滑稽的道具），一看是我，便说：“傅菲，上课了？”
　　 我教初一语文，当班主任，一星期12节课。按老规矩，星期四下午、星期五下午，不排课。我差不多一个月就请半天假，把星期五上午的课换一下，溜到县城去玩。县城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我是细铁粉，摆脱不了它的吸力。郑渭波，郑发贵，徐勇都在县城，我隔三差五在《江西青年报》、《赣东北报》就读到他们的诗歌——我哪是在读诗，简直是读一张赴约的通知书：快来吧，快来吧！有一次，我玩过头了，没按时去学校。中心小学徐校长停了我半天课（村中学归他管），把我叫到办公室，质问：“你跟谁请假了么？自由主义！写检讨。”徐校长是个60来岁的老头，全县年龄最大的校长，有肺结合，一天到晚咳嗽，猴子脸，戴副宽黑边的眼镜，瘦小，走路弓着身，说话的时候，嘴巴里冒一股腐肉气。我说，干嘛仇人似的，我又不是小孩，写什么检讨。不写可以，你别想转正。他说。我甩了他的门，骑辆“飞鱼”牌载重自行车走了。我听到背后“哪是老师，简直是个流氓”的叫骂声。我骑了八公里回到西山中学，怒气冲冲地问吴校长，是谁告的状？吴校长说，告状还会有谁？潘主任。这人表面上对谁都是好好好，到了徐校长那里，谁都不好。你找他吧。我一听，软掉了。因为潘主任除了我，跟谁都吵闹过，大家骂他奸臣，爱打小报告。
　　 等我想到要向他道歉，已经是四年之后。我经历了人世的恶和毒，蜿蜒与沉浮。人明了生活，才会成长。我去他家，他媳妇说，他已去世一年多了。
　　 对某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驳杂的、隐隐发痛的地方，进行梳洗，是很难的。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在那儿生活过。它是如此的简短，陌生，腐朽。其实，西山还是西山，而我已经是另一个我。只有在填履历的时候，我才想起它，有一栏属于“1989年8月至1991年2月，在西山中学教书”。
　　 从西山中学到我家枫林，有30分钟的自行车路程。通常我在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傍晚骑车回家。后架坐着李卿调。他骑不来车，为此我们经常取笑他。我沿途浏览古城河的景色，暮色从水面浮上我的额头。暮色饱吸乡村的悒郁，内敛，低垂，在河边游弋。
　　 那两年我过着错位的生活。我到了家里，华灯初上，家人正在吃饭。昏暗的灯光下，浮满神态自若的脸孔。我不吃饭，倒头就睡。我醒来的时候，家人已进入梦乡。我了草地扒一碗饭，就在书桌上铺开光洁的白纸上，写东西。仿佛暂时低低的飞行。这样交叉的缺席现象，让我获得安宁与沉醉。仿佛浩浩的夜晚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是夜晚降临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执著于此。我像一个逃亡者，一路的躲避与隐藏，惊恐不安，惶然无措，到了夜晚身心才得以缓解。
　　 白纸是杂货店买的，8分钱一张，我裁成32开，厚厚地叠在桌上。我热爱光洁的质地，像一张热衷于接受抚摸的脸。在纸张上，我演绎黑暗中的双面角色，既满足于这种芜杂纯粹的言说，又善乐于触手可及却遥不可达的静听。
　　 更多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桌前，我能感觉到黑暗包裹着一缕烛光穿越心脏。那是一种天空的旷达，悬挂着熠熠的灯盏，澄碧无垠，安抚大地的沉眠。我轻轻地打开窗，一枝吐芽的桃枝伸了进来。
　　 我的房间是极其简陋的。一张床，一张小桌，一只经常被老鼠偷袭的鸡笼，一个旧书架。我的邻居是一棵桃树，吹口琴的蟋蟀，跳荡着水声的蛙鸣，敲打瓦的雨点，此起彼伏的鼾声。
　　 在深夜独坐的人，他像在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告别，又像另一个旅途的起程。
　　 至今我无法知晓自己，是迷恋深沉的夤夜，还是拥抱宁静与孤独？夜夜如辙的蜿蜒中，我已经沦为自己的囚徒，在纸上的奔驰已成为绝境，也是惟一的宿命。
　　 烛光照耀与灰烬掩埋，同样幸福。
　　 你知道，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怕狗怕蛇，怕夜里并不存在的鬼，还怕蚂蟥。你也知道，西山中学除了石头，就是这些东西。那是一些野狗，尾巴拖地，嘴巴淌长长的口水，眼睛恶毒地扫来扫去。蛇会爬到床上，盘在那儿，一堆牛屎似的。风吹瓦缝的声音像鬼的脚步，我惧怕被黑夜包围，尤其是风雨交加的夜晚。俞美芬老师也和我一样，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度过每一个长夜。一次，她半夜惊叫起来，说看到鬼，半个身子探进了窗。我们听到尖利的哭喊声，拿着闩门用的铁条，冲出去抓鬼。抓到的却是一个人——她的男朋友，我们的同事许响贝。许说，在半夜里睡不着，想她，就冒雨来学校了。俞过了几天就调往别的学校，一对恋人成了冤家。冬天，隔不到两天就停电，我们点根蜡烛，坐在回廊上，和学生一起唱歌，谈往日旧事。我们显得有些幸福，也有些别样的忧伤，我们仿佛围着一堆并不存在的篝火，仿佛被什么东西照耀，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悲凄，青春的枯寂。假如有月光，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地浑圆的肩膀。
　　 一个人在学校留夜，我会去村里的杨志胜家。他小我两岁，上嘴唇有一块红斑。他喜欢偷狗，在田头烤熟，再拎回家煮芋头，叫一堆朋友来吃。我们的友谊从一辆破单车开始，在四处的村庄晃荡，找古树，看破房子，到农家吃萝卜饭。他的兴趣是陪我玩，侦察地形。我离开西山的第三年，他在义坞打工，谈了个女朋友，那女的提出分手，他抱了一包炸药，跑到她家，说，你分手我炸房子。被法院判了七年。我再也没看过他。
　　 我沉寂的生活，因远方同学的到来而生动，荡漾出美丽的波纹。尤少兵，余敏，张国鸿，差不多两个星期就会来一次。他们一来，我乐颠颠地在厨房里忙活。尤少兵在西山谈了个女朋友，他不敢去她家，纵容我打前锋。有一次，我们在河边，等他女朋友赴约，没饭吃，就吃饼干和啤酒，两人大醉。他醉了就哭。我知道他的脆弱，穷书生面对强大的物质社会，像水中的瓦坯，土崩瓦解。张国鸿自小丧母，初三那年丧父，顶职在乡供销社上班。我已经十年没看到他，不知他在哪儿，过得怎样。我在县城工作的第二年冬，我在电影院的路口，遇到余敏的父亲，六十开外的人，头发全白，荒坡一样。他说，余敏昨晚死了。我当场失声痛哭。我以为他失恋自杀。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他的学生，我们都反对，觉得女孩太小。他和我从小长大，自到我离开西山。他父亲说，他死于肝腹水，从发现到死，只有三天。死的时候，靠在她姐姐的怀里，吐了很多血。一家人哭得抱成一团。他安慰他姐说，没事的，吐了血，人舒服多了，想多睡一下。他再也没醒来。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面对他的死，我失去承受他冰凉面容的勇气。他埋葬在我村口的路边，我每次回家就能看见他渐渐荒落的家。他以另一种形式，警醒我：热爱生活，宽宥生活，活着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