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下三本美国作者诺曼•格里兰的《音乐的力量》共760页，前天晚上睡觉前用40分钟读完上册。第二天，大约用两小时，读完中下册。不错的书，对于音乐普及与通识教育而言，亦对于我这个没能正规学习和接受过音乐培训的人来说。当然，这套书，与我的借阅方向，并不太一致。本是想读读更深一点，关于音乐“力量”方面带点理论性质的书。读过，才知道是套专门为对“音乐”“英语”“故事”三者感兴趣人编的普及教育的书。这书，放在学院的书架上，给喜欢音乐，喜欢英语，喜欢故事的人读，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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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作者诺曼•格里兰的《音乐的力量》对于我，只需要读一半，因为另一半是英文。读的过程中，也曾好奇的对照了一下中文与英文句子，以及一些新的单词，试图关心中英翻译的事。结果当然非常失败。我那点的文革中学来的英文水平，连敲门砖的水平也不够。不过，我还是相信，翻译是有水平和力量的，存在于忠于原著与第二次创作的英文水平与专业修养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音乐的力量》，对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有个好处，可以认识和了解更多音乐家的曾经身影与轶事，了解音乐在各种不同时期，对不同的音乐家及不同的伟人所起的作用，了解音乐家对待音乐的不同的态度。对学习英文的学生和其他读者，更是增加了一项的好，可以对时着中文学习英文的原文。
　　 《音乐的力量》以日记体形式写的。每篇的日记限于一个版面（便于中英文对照）。依不间断月日顺次而下，从1月与到12月，四月一本，分上中下三册，一共365篇。主要以音乐家或音乐家的作品为主线，简介生平往事和风雅身影中的片断。有个好处，每每交错出现所介绍的音乐家，都有音乐家的头像与音乐身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小提琴家、钢琴家、音乐家、教授、指挥家等）与主要作品介绍。对于我这个对外文陌生的家伙来说，从头像上便可以分辨，此巴赫不是彼巴赫，此施特劳斯不是彼施特劳斯。
　　 《音乐的力量》，原名《雅致的音符》。翻译过来，成了《音乐的力量》。针对阅读对象：音乐爱好者；英语学习者；故事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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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我喜欢，爱好，欣赏，可从乐理上来说，基本上是个门外汉。读过一些的音乐方面的书，也关心一些音乐方面的事，还写过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文字。如看过湖南台的《我是歌手》，相继写过《煮歌问醉》《醉歌问我》《我歌问道》（发表在《广州铁道》）。比较注重音乐方面的书的阅读。读音乐方面的书，除了想钻到音乐世界里去，更主要重在去感受音乐在沟通方面的世界性，感受音乐在心灵震撼上的符号性。我希望读到音乐理论方面的书，太又不希望书写得太专业，重在贴近人类学这方面就好。美国作者诺曼•格里兰的《音乐的力量》，算是这样的书，更偏重故事与音乐普及的书。个人阅读的感受，穿过了一片音乐的小树林一般，尽管书里介绍的都是世界重量级的音乐家。
　　 《音乐的力量》让我又一次强烈感受：音乐，世界语言，心灵符号。
　　 音乐在我们这辈5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更多的体现，绝大多数的人，止于简谱。如果说得精确些，多数的人连简谱也不会。我们的读书年代，不光是书荒的年代，也可以说是被革命歌曲笼罩，音乐陷于单一层面的年代。也就是那个年代，让我知道了音乐的世界性。有句经典的话说：你不需要懂得更多的语言，但听到“英特那雄耐耐”的国际歌，你就会认识那便是你的同志（大意）。如果说那个时候，对音乐的国际性，停留在一般的肤浅认识。后来，外国名歌名曲的欣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当全球村与世界是平的这种意识深入脑海后，音乐的世界性，更为突显出来。记得改革开放初期，邓丽君的歌与台湾校园歌曲，属于被禁止（至少是不倡扬的）靡靡之音。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越是地下，越是不可阻挡。邓丽君与台湾校园歌曲，是那时年轻人想方设法追逐的歌声。一个国家，你可以筑起意识形态的防火墙，也可以建立大众传媒的360度安全网，但音乐的自由，是无法用政治来鉴别，无法人为隔离的。所以说，音乐是自由的，是具有穿透力与召唤力的，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情感与思想交流的语言。
　　 音乐是世界语言。但在音乐的单一年代，我们感受音乐，就像呀呀学语的孩子。记得1981年，作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参加局团委海南夏令营。当时有个特别的活动，欣赏外国名曲。参加活动的都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大家团团坐定在一间教室里。当时不多见的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放着贝多芬的各种交响曲……两个小时不到。结果怎样？多数人打起了瞌睡，包括我。如今，我与大家一样，都改变了，不会再被动的被去欣赏音乐，而是主动的欣赏自己喜欢的世界名曲。更不会在音乐会上打瞌睡了。
　　 音乐，作为世界性语言，也需要普及，也需要拾级而上。
　　 音乐，对大众传媒而言，是世界语言。对个体思想情感的表达与宣泄，充当着心灵符号的角色。语言的表达，会走到尽头。荣格在他的《红书》中，自己与自己深层的对话时，语言已经不能担当全部的表达功能，他用起了只有自己才能看得懂领会得深的各种画面符号。荣格，在玩心灵深处，不知处的游戏。《圣经》里的通天的“巴别塔”，因为上帝制造了人类不同的语言，让人类因语言的歧意，永远抵达不到天上。符号学大家巴特的《文之悦》之所以悦，是因为巴特从通义与专义的语言中离析出了“咿絮”之音，正如婴儿离开母体的啼哭与叫喊，好像知道婴儿的全部意思，又好像一无所知。因此说，从语言的不尽意与歧义两个方面说，语言的受用，是有限的。而相比之下，音乐的表达是无限的。你，可以用音乐表达你心灵的光芒，也可以陈述无法被大众所认识的“暗物质”。甚至，还可以说，音乐可以通灵，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地，接通上帝或是魔鬼。上帝显灵或是魔鬼附身，让音乐“从天而降”。小提琴，几个世纪被认为是魔鬼乐器。1770年，英国音乐历史学家查尔斯•伯利偶遇这样一个故事：1713年，居塞比•塔蒂尼梦见自己与魔鬼订正和约。梦中他的愿望被一一实现，甚至超越。最后他设想，如果把提琴献给魔鬼，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家了。令他震惊与匪夷所思的是，魔鬼拉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独奏曲，如此高超精妙，超过了他平生所有视听体验与想象力。醒来后，他绞尽脑汁复制梦中听到的音乐，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曲子，命名为《魔鬼惊魂》（Ｐ42，《音乐的力量•1月21日魔鬼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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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全部的素材，来源于人的大脑对世界的感知与体验。甚至可以说，音乐是由故事组成的。有些的故事，是比较实在的人与事。有些的故事，是比较虚幻的精神世界与灵域探索，离开了故事文本的故事。
　　 《音乐的力量》是由一年365天，每天一个故事的形式写成的。音乐的故事性，最典型与最具说服力的是本书2月10日的《诗人的预言》。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奥涅金》，取材于普希金的诗歌《奥涅金》。作品里有两个朋友决斗，正好非常故事性的预言，普希金在与连襟巴荣的决斗中死去。这个故事，最早是下放农村时读到的。后来，反复在不同的书中见过。在《音乐的力量》中，再次以音乐起题的小札中见到，让人又有了曼妙的音乐般的联想。
　　 音乐家本身，是故事性的。音乐家的故事性，往往又多在于他们无拘无束的浪漫。3月5日的故事记叙，是约翰•施特劳斯的。一支失魂落魄的农民音乐队伍，为生活而挣扎。19岁的乐队领队，被人造反后，在布加勒斯特不可抗拒的引诱了当地的一个美妇人，终被暴打一顿。这人几年后，便是当地人热衷跳的华尔兹曲的谱曲人，红遍欧洲的施特劳斯。
　　 另外，还有3月10日的《切鲁比尼ＰＫ拿破仑》。拿破仑多次有意在意大利著名音乐家切鲁比尼面前，赞赏不知名的音乐家来贬损他。结果，每回都遭遇碰壁。有一次，切鲁比尼甚至如此回答：“将军先生，还是您的精力用在如何作战如何取得胜利上吧，请允许我把我的才能用在一个对您来说一窍不通的地方吧！”最后，切鲁比尼在拒绝了当上皇帝拿破仑到巴黎去邀请后，失去了宫庭音乐家的肥差。
　　 音乐，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但音乐的确可以被政治利用。冷战时期，《音乐的力量》中的4月11日小札中记录了这样的故事：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1958年4月11日，在“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最后一场比赛上，鹤立鸡群，前所未有的两次谢幕。弄得文化部长两头为难，便向主席赫鲁晓夫请示。“他是最好的吗？”赫鲁晓夫问。“是的，他是最好的。”文化部长向他保证。“这样的话，”赫鲁晓夫点点头，“把奖颁给他吧。”不久，一张获奖照片传遍全球，给冷战带来一丝暖意。
　　 《音乐的力量》以一年的每天述说着音乐的故事，喻示着音乐的故事无时无处不在。的确，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音乐的故事。美国的国歌，也是诞生在音乐的故事中。7月4日的《一曲多用》记录了美国国旗来历的故事：一首在1812年的战争，英军撤离华盛顿时，一位著名的华盛顿律师、业余诗人弗朗西斯•斯科特•凯伊在目睹天亮时，美国国旗仍然飘扬在城堡上空时候，突然灵感勃发，在小酒馆写下一首诗《星条旗永不落》的诗歌，并配上不太上口的《致天堂里的阿那克里翁》改编曲。150年后，这首歌，成为美国国歌。
　　 音乐的故事，每时每地的发生。伟大的人，伟大的事，有些被诺曼•格里兰记录在《音乐的力量》里了，但毕竟只是彩凤一毛，更多的知名的，不知名的；过去的，现在的；我们身边的，不是我们身边的；人所知道的，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的等等，音乐的故事，随时随地，时时刻刻的发生着。音乐的感染与力量，让我们相向而行，乐此不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