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娃八十八岁了，他除了有轻微的高血压，身体还算硬朗，耳目也还聪敏。得闲时，他常搬了一张小凳，在家门口呆坐着，或者拄一根拐杖，去路上走走。
　　 听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苦娃的家本来不在嫩寨，而是在一个叫上甲马的小山村。苦娃的父母双双死于饥荒，两岁那年没了娘，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地把他拉扯到十二岁，也走了。从此，苦娃成了一个孤儿，为了维持生计，无依无靠的他只好去帮地主家干活。
　　 一次，苦娃去山上放牛，那是一头脾气很暴躁的大黄牯（公牛），苦娃担心把牛放丢了，就把牛绳系在腰间，跟在大黄牯屁股后边走。那天，大黄牯看到不远处的一块地里，绿油油的麦苗很是诱人，它口里流着涎水，就要奔向麦地。苦娃见势不妙，心里十分着急，他紧紧攥着牛绳，死拉着不让它过去。莫说是年仅十二岁的孩子，这时就算是一个全身蛮力的彪形大汉，也未必犟得过大黄牯。苦娃被大黄牯拖倒在地上，他哭喊着、哀求着，大黄牯却无动于衷，只管享受它的美味。
　　 回去后，地主把苦娃痛打了一顿，工钱抵了麦苗的赔偿费，赶走了他。村里也没有一户人家敢收留苦娃，那个年月里的人们，大家都难。
　　 身无分文的苦娃一路乞讨去城里，在离县城不远的郊区，他还是帮地主家干活，从帮忙放牛、拾粪，到去山上砍柴、种庄稼，苦娃慢慢长大了大人。苦娃生得人高马大，生性老实忠厚，因无家人照管，直到三十四岁那年，才经好心人说合，与一位小他十一岁的当地姑娘成了亲。姑娘名叫先妹，她的一只眼睛失明了，据说是两岁时得眼疾而又无钱医治，因此坏掉的。苦娃对仙妹好生怜悯，粗活、重活都尽量不让她做，先妹对苦娃的不幸也深深同情，她是妻子又像母亲一样对苦娃关怀备至。就这样，他们一起生儿育女，一起经历了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那些“火红”的岁月，一起从二十世纪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并且携了四女一子，在距县城不远的嫩寨有了个安身之所，还在那儿落了户，成了嫩寨人。他们同心协力经营起自己的小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送儿女们进学堂读书识字，看着儿子成亲、女儿一个个出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县城搞开发，征地扩建。苦娃家的大部分田地都在被征之列，苦娃和儿子磨破了嘴皮子，好说歹说，最后政府只同意给苦娃家留下两块菜地和一块宅基地。然后，政府给了苦娃十几万，算是补偿，以解决他们以后的生活问题。那时候，十几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意味着可以在县城买一两套房，或者经营一份不错的营生，享受更好的生活。苦娃不识字，这土地的主人虽是他，房款还得由儿子去签字领取。那天中午，当儿子领来一大沓钞票，用大信封装着，兴高采烈地走进家门时，苦娃正扛着一把锄头，腰间系着一把镰刀从地里干活回来，他刚放下锄头，儿子就把钱拿到他面前，苦娃斜睨了一眼，一边去解那把镰刀，一边蠕动着他干瘪的嘴唇，像在对儿子说话，又像在自言自语：“我和你妈老一把老骨头，都是黄土埋到胸口的人了，这钱，你和几个妹妹商量着处置，只要你们和睦了，我和你妈闭上眼睛也就放心了。”说完，他走进了厨房。
　　 听了苦娃的嘱咐，儿子给了妹妹们每人一万块后，用剩下的一部分补偿款在老宅上建了一栋两层的砖房，原来的老屋还在，和新房紧挨着，一起向人们诉说着主人在新旧两个世纪里的故事。房子建好后，儿子专门给苦娃和先妹留了一间，让他们进去住。苦娃却满目疮痍地感叹道：“这栋老屋我和你妈住了两个世纪，你就让我们在这儿住到头吧！”儿子理解苦娃的心意，于是不再勉强，只是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两位老人。
　　 于是，苦娃和先妹仍然和老屋作伴。
　　 三年前，先妹还健在的日子里，如果你路过嫩寨河边的那块菜地，你常会看见一位剃着光头、穿一件对襟衫子的老人拄了一根竹杖，挑着一对粪桶晃晃悠悠地走在田间，前边走着的是扛了一把锄头、提着一个菜篮的先妹；如果你去嫩寨的小溪边玩耍，你常会看到一位穿着侧衫、头发花白的老妇在那儿捶洗衣裳；如果你在嫩寨的山坡上割草，你常会看到那栋老屋的房顶上，冒出的缕缕炊烟。
　　 呆坐在小凳上的苦娃，也许想到了先妹，想到了他们一起经历过的沧桑岁月，以及沧桑岁月里美好的记忆。走在小路上的苦娃，也许在回味属于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