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父亲母亲依然会把一句凝重的话题轻描淡写：“他本来是最有希望的。”当我不停地奔波在未知的路上时，恍然听见身后沉重的叹息。而就像面对一场尴尬，我犯神经一样在老家翻箱倒柜地寻找以前的书包时，却意外地找到了没有丢弃的生字本。那些铅笔字规矩地看着我，尔后集体发声：我们曾经是父亲母亲给你的理想。
　　 时光仿佛潮水般倒流，混乱、噪杂却有秩序。
　　 那些记忆的脉络，又如潮水般席卷而来，不可阻挡。
　　 四十年前的村庄，进入腊月二十三后就乱了起来，饲养院前杀牲分肉的喜气像高悬的暖阳一样，尽管到手的不会太多，可还是驱散了寒冬的凛冽，给人们一年的辛劳些许回报和安慰。找人写对联过大年也是一件重要事。我看见许多穿着肥大且陈旧的棉衣的人们，胳肢窝下夹了红纸，耳朵背上夹了香烟，口里哈着热气，朝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家走去。
　　 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家就没有红纸，更没有用作酬劳的香烟。母亲在厨房里洗着萝卜——它和为数并不多的肉片炒在一起，就是我们大年初一的节日美食。她念叨已经上五年级的我的兄长：“要是你能写对联，这书就不白念了！”去年，有一户人家用鸡蛋换来红纸去找老师时，老师已经写光了三瓶墨汁，闭门坚决不写了。他家只好在门框上贴了红纸条过完了春节。这事，一时成了读书写字的现成教材。
　　 父亲于大年三十下午从六十公里开外的地方赶了回来，他带来了糖果、红枣、核桃，更重要的是也从挎包里翻出了别人写好的对联。父亲说：“会写对联算什么本事，叫村里人用高头大马敲锣打鼓把你送到城里，才算是把书读下了。”说的是山后面的一个青年，在解放初期考上了县初中后举村荣耀之事。作为一个经常被人们传颂的励志事例，想必大人们一定心知肚明，那个千里挑一的美事只有供我们羡慕，要去实现实在太难太难。
　　 但千真万确，读书写字，读成书、写好字就是那时候一个家庭的理想。
　　 小学程度的父亲和上过扫盲班的母亲，把他们的理想装进了我们的书包。书包，便成为第一件通向未来的必须品。
　　 我和兄长的书包是母亲一针一线用旧布片做成的，像只四四方方的小口袋，和其他同学的没有两样。有一两个夜晚，蒙着被子睡下了，土炕的一角还散布着煤油灯的光晕。掀开被角，可以看见光晕里的母亲把布片儿摆在炕桌上，仔细比划、裁剪、拼接，那种认真，好像在完成一件关乎生命的大事。她的影子放大在屋内的家具上，让我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踏实感。我睡着了，梦见母亲把书包挎在肩膀在地上走动。
　　 书包里除了装书本和笔墨、少量的馍馍，有时，还装一把树叶和野菜。树叶是路上顺手捋的，它可以回家后剁碎喂鸡，这个习惯有些模仿母亲的成份。装土块的也大有人在，我就是其中一个。回家路上，如果玩起战斗游戏，那相当于一个弹药袋，随时可以开战。时间久了，它就会开裂，背带也会从接茬处断开。母亲有次缝合好开裂处后，发现里面有土，疑惑不解地念叨：“怪了，书包里怎么会有土呢？”好在她忙于上工劳动，没有过多地追问。这个小插曲之后，我以孩子的敏感懂得，如果再用书包装土，不仅仅只会遭到斥责。在村庄，以殴打的方式教育孩子并不鲜见。
　　 母亲缝制的书包没有使用多久，父亲又以他的方式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年后开学，父亲给我和兄长学费的同时，每人送了一个书包。看着它，我肯定发出了一声惊叹！的确不一样，绿色，帆布，上面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红字，背带上有个铁扣子，长短可按需调节。“谁能做出这么漂亮的书包？”“是在商店里买的。”印象中，商店里只有布匹、糖果、盐巴、肥皂和煤油，竟然也有书包！淡定的父亲说：“背上它，就好好念书吧！”
　　 “好好念书，把所有的字写好。”父母和我们一样不知道汉字到底有多少，或者知道汉字只有那些个常用字，如此教育我们说。
　　 所有启蒙式的语言，都指向“写字”。似乎，念书先从写字开始。老师的理由也是如此，“口里过百遍，不如手里过一遍”。
　　 小学在村庄的中央，一间大房分设两个班级，课桌全部用改成片的柳木板搭成，黑板也是一张涂了墨汁的大板。老师是同村人，有着我的长辈一样的服饰和肤色以及口音——他们懂单个汉字的发音，如果读一句话和一个词组，永远都不会像广播里的那样标准。这些丝毫不影响学习指导学生写字和交流。
　　 村小除了朗朗读书声从简陋的土木结构的教室传出外，没有谁不会看到操场里永远有一堆写字的学生。上午或者下午，鸟雀安静，细风隐匿。那时的阳光姣好，照在背上十分舒适。老师把学生打发到操场上，自己去看画报时，还少不了下一道不得不去完成的命令：“早学过的生字写十遍，刚学过的生字写二十遍。写不成的不能回家。”我，我们，每人占一块地方，开始用从废电池里拆下来的墨棒写字。边退边写，身后是脚磨起尘土的地皮，前面摆满了“上中下，左右，大小，人口手头，山田水云”等汉字，黑糊糊地一片，仿佛一群蚂蚁蠕动。那时候，从学校上方走过去的家长们觉得老师教得十分扎实，一定开心地笑了。
　　 铅笔在我手中的命运相当好，我会百倍地呵护和使用它。经验和拮据告诉我，它的头不能削得太尖，太尖易折，好像有一种我们不懂的哲学命题饱含其中。当它变得越来越短时，必须在它的后面筒上竹杆。生字本也是十分珍贵的东西，老师坚决不会反对正面写完了写反面。用完了的生字本的结局也是令人欣慰的，可以交给大人们卷旱烟。但我们写字的工具随手可取，比如一个杏核，一个石子，甚至一截树枝，墙壁随时可以当做纸张。放学路上，沟渠边，一般都留下了学生的作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语句在沿路的地埂上到处可见。一天周末我去沟里玩泥巴时，还看见比我大一点的学生在牲口吃水泉上方，用棍子写了个大写的方块“泉”字。我听见有大人说，“这娃娃将来肯定能写好字”时，便羡慕了好久——榜样竟然距离我这么近。
　　 墙壁上留下的有关“念书写字”的痕迹，只能证明老师在认真教，学生在努力学，其实并不被更多的人们看好和圈点，“娃娃不懂事，墙上蛮划字”这句俗语就是最好的注解。
　　 被大家看好的，是老师的圈点，那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点赞。练习汉字的正规书写，谁都相信这是真正的基础教育。学校设有“写字”课，作业本是米字格的那种，低年级时，用铅笔一笔一笔往里面填，高年级时，钢笔代替了铅笔，要求更加严格，每一个字都强调横平竖直，拐处保证有楞有角，捺处必须见到笔锋。这样的字，看着舒服，若是老师在他认为不错的字上打上红勾，就意味着这个字是书写成功的。红勾越多，学生就会更有骄傲的资本。老师下发写字本时，端坐的我们手心里都捏着汗，小心脏“扑扑”地乱跳着。每次，必然，老师严肃地扫视几遍，好像在搜索某个目标，然后将一个本子朝下甩去。动作很突然，我们很惊愕。写字本凌空“哗啦啦”地飞过，受伤般落在地上，没有声息。我们知道，有位同学的字写得太潦草了。接下来，周六的傍晚，老师会敲响家长的院门。
　　 生字本经常和我一起回家。一般在晚上，母亲如果有空，要从我的书包里翻出书本检查一遍。她会把我的课本上卷起的角子抠平，还会翻开生字本一页一页地查看，即便是以前看过了的，也要不厌其烦地再看一次。母亲识字不多，拼音字母更是不懂，起初我不知道她要看出什么。就像翻看相册里张张老照片，就像欣赏绣在布片上的朵朵红花，她边看边微笑，边微笑边点头，流露出辛劳者一年中少有的开心。在长嘘一口气后，她会合上生字本，小心地放回书包。后来，我知道她这是对我书写字体的赞许。
　　 有几次傍晚，我家的院门会被敲响。村庄没电，吃完晚饭，家家都会上好大门，如果不借着星月的光亮说些无关要紧的事情，那就得倒头睡觉。母亲还在厨房，我们弟兄为了节省煤油，已经熄灭了灯盏。听见母亲问着“谁啊？”，还没有等人家回答就打开了大门。站在门口交谈的声音还是比较清晰的。来人是一大婶，想给远嫁的女儿央“你家老三写封信”。老三指的就是我，我因为在写字比赛中获得过一方塑料做的黑色小砚台，村庄里几乎家喻户晓，我甚至怀疑已经有人拿我作教育自家孩子的正面教材。母亲见有人求到门上，显得有些兴奋，我面对兄长们，也有些骄傲和激动，便应承了下来。点亮灯盏，找来纸张，按照她的叙述，先打草稿，待人家满意了，再认真抄写一遍。
　　 有了第一次代人写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地，我差不多撕完了一个崭新的写字本。我开始对这样的浪费有些不满情绪，但母亲不，她觉得这是一种认可甚至一种互相间的关怀。父亲回家，母亲有重大喜讯似的，赶紧把我代写书信一事给父亲述说了一遍。父亲也表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似乎我能成大器，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于是乎，我和许多小孩子一样，把长辈寄予的厚望理解成了“书是念给他们的”。
　　 但这不等于能写好毛笔字。
　　 接触毛笔大约是在三年级。大楷是一门必修课，还配套了仿格。无所不能的老师教我们如何握笔、如何就坐的正确书写方法，可由于毛笔软软的不听话，很难描出横折竖捺撇的样子来。大楷本上，字体大小不一，笔划歪歪扭扭，好像爬行撬毛毛虫一样难看，甚至留下许多墨污。我极力要把字描得好看一些，结果笔划越描越粗。老师批评说，“一个黑狗，越描越丑”，大约是对毛笔书写一气呵成的精到总结。我经常因写毛笔字而弄得满脸乌黑，样子十分狼狈。好在一页里有三两个老师划上去的红圈儿，便少了母亲的责怪。
　　 可惜的是，这样的书写到中学后没有再坚持下去。而每到年关写对联时，难免对着用过的毛笔发出唏嘘。我的父母，也没有因此责怪过我们。尽管他们没有把失望挂在脸上，但还是让我们感觉得到他们些许的不安。
　　 每有失望，宽慰的效果是最好的良药。父亲对母亲说，“叫他们好好念书吧，念书比啥都重要。”顺着这句话的意思往下想，似乎写字已经不重要了——这更让日渐懂事的我们心生惭愧。
　　 为了实现大人的理想，没有谁家不对念书的学生关怀备至。
　　 雨雪必然导致泥泞，这是人们不可回避的大自然的馈赠。整个夏天和初秋，男人们包括男孩子都喜欢赤脚行走，下雨天也不例外。这并不是一种生活上的习惯，只不过为了节省鞋子罢了。太阳不会吝惜每缕光线，所及之处，小路是热的，土地是热的，那时我们的土地上少有玻璃碎碴，即便偶尔有几片瓦块，也不过是土与火的产物，大家不会因此而硌了脚。如果天凉，土地冰冷，人们才会穿上布鞋，并且一穿就是好多年。母亲在上工之余，几乎每每都要偷闲纳鞋底，她要赶在深秋到来时，为我们弟兄做好鞋。
　　 布鞋不经雨水和泥泞浸泡，如果不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它们很快就会开裂。为此，秋季之时，除了让鞋子见到太阳，有时，我们潮湿的布鞋会摆放在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灶台口进行烘烤。发霉的气味与脚汗的气味顿时弥漫。
　　 布鞋便宜，可事实上它的综合成本是很高，找布片，用面粉熬浆糊，打褙子，搓线绳，纳鞋底，裱鞋帮这些工序不算，还得投入一定的时间，如果是晚上，还会因点灯耗费许多煤油。若是破损，就得把以前破旧的鞋帮剪下来，为它们打上补丁。父亲考虑得周到，他总在关键时候出现。那天是星期天，夏日的光稠密得令人窒息，父亲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为我们带来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鞋。它胶底绿面，面上穿着绿色鞋带，打开包装纸，一股橡胶的气味窜了出来，十分刺鼻。我们不问价钱，也不知赚钱辛苦，只知道这个名叫解放鞋的，的确是好东西。逢雨天穿着它出门，故意走在泥水之中，给我们带来了踏雨踩泥的愉快。这个带有时代标记的胶鞋，在贫困时期被学生们无意识中带入攀比，不久，它几乎遍及整个学校。
　　 拥有一双解放鞋大约是不够的。学校里，有一些同学下雨天还穿着雨衣，这让我们心生许多羡慕。借此机会，我们趁机向无所不能的父亲提出了要求。按照描述，或者根本用不着描述，父亲明显已经知道所谓的雨衣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但他没有立即答应下来，说：“下次给你们捎回来。”等待往往十分漫长，说像进入腊月盼过年一样。半月后，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在我家门前停了下来，脸上有油污的司机丢下几只塑料物，打声招呼而去。我们很兴奋，从外观上可以判断出这就是雨衣。它们好像此前认真清洗过，印在上面的红色字迹几乎全部清理干净。虽然是装化肥用的塑料袋，因为稀少，才使它们宝贝了起来。用法也十分简单，将一个角子叠到另一个角子，顶在头上便可。如果有风，找来半截绳子，沿脖子绑起来就行。
　　 由村小到中心小学，学校距家越来越远，为保证不迟到，早晨也起得越来越早。春夏尚好，出发时四围已亮，最难耐的是秋冬，星辰还在，空气寒冷。如果遇上阴天或者月亮偏斜，往往难以判断时辰，不是起得早了，就是起得迟了。我全然不知母亲的辛苦，起得早了会抱怨，起得迟了会大哭。为此，母亲经常在我们沉睡中醒来，出门察看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