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起床后，拉开窗帘，太阳已经羞涩地露出了半张脸，红红的，很是妩媚。
　　 哦，今天是端午节，我突然就想起多年前在乡下过的端午节了。
　　 土屋，木门，格子窗。灶屋南边是鸡埘，压水井。栅栏围成的院子里有两颗梨树，一颗枣树。屋山头还有一颗榆钱树。
　　 当淡黄色的枣花渐次绽满枝头时，端午节也如期来临了。
　　 给小孩子抹雄黄酒，是端午节的首要“仪式”。这一“仪式”，使端午节在我眼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进而，我也对端午节多出了一份神圣的敬畏。
　　 大人说，抹雄黄酒要赶在天亮之前，这样才能有杀百毒，避百邪的功效。可能因为雄黄酒与“虫”、“毒”、“邪”这些不好的字眼有关吧，我对雄黄酒有着难以说清的恐惧。
　　 天麻麻亮，父亲便把我们兄妹几个叫醒。他端着盛有雄黄酒的小酒盅，用纱布蘸着雄黄酒，一个一个地给我们抹。轮到我时，我缩手缩脚，不想抹。父亲说，都得抹，抹了就不会“生道”（生病）了。见父亲严肃认真的样子，我怯怯地伸出小手，父亲用蘸了雄黄酒的纱布，在我手心抹了几下，然后是额头，脚心。父亲要给我抹耳朵时，我说什么都不干了。我怕那黄褐色的液体会蛰疼我的耳朵。父亲神秘地说，要是耳朵里不抹雄黄酒，小虫子趁人睡着时，会爬耳朵里面。我更怕小虫子会爬进耳朵里，乖乖地闭了眼睛，歪过头，让父亲抹。呀，凉凉的，一点也不疼。
　　 抹完雄黄酒，天已经亮了。母亲给我们每人的手腕都带上五彩线，又拿出早已用碎花布缝好的小香包挂在我们的脖子上。母亲手巧，缝的香包有心形的，圆形的，三角形的，里面塞的是裹着香料的棉花团，软软的。我把香包拿到鼻子底下，吸吸气，使劲儿嗅。喔，好香！
　　 手腕上带着五彩线，脖子上带着香包，我顿觉整个人都神气起来了。屋子里再也装不下我了。跑到村子东头的那棵大柳树下，已有一群小伙伴在那里叽叽喳喳了。你伸出手腕，我也伸出手腕，比比谁的五彩线更漂亮；你拿出香包，他也拿出香包，看看谁的香包更好看。小伙伴咯咯地笑着，闹着。吵得栓在旁边木桩上的老黄牛哞哞地叫着。
　　 村子里已是炊烟四起了。各家各户的门楣上都插了长长的艾条，村子中央的一口老井沿上不知是谁也放了一把艾条。空气里流动着艾条特有的味道。
　　 清晨的阳光静静地泻下来。阳光笼罩下的村庄，有着原始古朴的美感，有着触手可及的暖，有着诗情点点，爱意绵绵。
　　 陆陆续续有了母亲唤儿回家吃饭的那悠长的满含爱意的喊声。小伙伴们呼呼啦啦散开了，各自回家寻找安暖。
　　 母亲掀开大木锅盖，一股浓浓的艾草味和着一股白烟忽地窜了出来。呀！大铁锅里有鸡蛋、有蒜头，还有艾草。那时，乡村人家很少能吃上粽子，鸡蛋平时也是吃不到的，至于蒜头，我不喜欢那怪怪的味道。我和姐姐弟弟像馋猫一样眼巴巴地围着锅台，盯着锅里的鸡蛋。母亲说，每人得先吃一个大蒜头才能分鸡蛋。我噘起小嘴，不吃。母亲说，端午吃艾水煮过的蒜头能败毒杀菌，不生病。年幼时，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是真是假，只觉得端午节愈发神秘，进而接近神性。
　　 父母虔诚地相信着美丽而古老的传说，实则是心底存了美好的愿望，以此寄望于我们能一生无恙，平安喜乐。
　　 在母亲的哄劝下，我们每人都吃了艾叶水煮熟的大蒜。然后，每人分到了两个鸡蛋。像得了宝贝一样，我们用衣角包着烫手的鸡蛋来到院子里的大枣树下。
　　 农历五月初的早晨，天还不是太热，空气里有着野草的甜润和淡香。满是细碎花朵的枣树被微风一吹，簌簌落了几片花瓣。觅食的小麻雀欢快地在地上蹦来蹦去，小巴狗阿黄在我们身边上蹿下跳。
　　 每人的两个鸡蛋，我们是断断不会轻易吃掉的。彼时彼地，一个鸡蛋存在的意义，远非只是“吃食”，它满足的不只是一个孩子的贪吃之欲，还激起了我们那点点滴滴潜藏于心的爱与欢喜。
　　 我们把鸡蛋拿出来比大小。我说我的鸡蛋最大，弟弟说他的鸡蛋最大，比来比去，没比个结果。然后，又比谁的鸡蛋结实。我们各拿自己的鸡蛋互相碰，谁的鸡蛋被碰烂，是要沮丧、心疼好一阵子的。被碰烂一个鸡蛋之后，剩下的一个是再也舍不得碰了，悄悄地放进了母亲用花布缝制的小书包里。
　　 去到学校，又是一轮“比鸡蛋”大赛。小伙伴都从书包或是衣袋里掏出鸡蛋，你和我比，我和他比。不知是谁带头，在鸡蛋上画了眼睛、鼻子和嘴巴。于是，你也画，我也画，一个个歪鼻子斜眼睛的“小人儿”在一群七八岁孩子的手中诞生了……
　　 端午节一如往年，悄无声息地来了。只是，那一群在鸡蛋上画“小人儿”的孩子哪里去了呢？我的小香包哪里去了呢？还有，那个年幼的我哪里去了呢？
　　 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而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