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腊月，父母便板着手指算计分红的时日了。日子如懒散的阳光，上冻的田野放慢了农民的生活节奏。这个季节，农活可干可不干，农民习惯了劳作，凭空歇一天都有犯罪感。他们在刚刚窜出新叶的麦地里敲麦，不时把手笼在袖管里取暖。言谈中离不了分红这个主题，今年工价几何，谁家分得最多，哪个生产队的形势最好……
　　 队长和会计早几天就不下地了。平日里他们与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坌田挑担罱泥收割，都是一顶一的主劳力。每天出工前，队长在桥头吹三遍叫子，吆喝道：出工了——最后一个字拉得很长，喊过三遍，背着手去打谷场，点一支烟，骂骂咧咧等派活。偶尔去大队开个会，不会如走亲戚特意换了簇新的行头，回来半道上踏进田里，就加入到男劳力里。会计那里有几本硬封面的账本，一直放在他家里，队里没有办公室。会计比队长待遇高，有专门的办公桌，实际上是一张地主家的老柜台，专政那年，队里将它派给了会计。每逢结算，会计可以不出工，堂而皇之趴在这张桌子上拨弄算盘，用黑笔红笔在账本里写字，内容一般人见不到。他儿子曾把空白活页偷偷拿出来当练习纸，折纸方宝。纸很硬实，粗细不等的红绿线组成许多细小的格子，写作业不合适，掼纸方宝很给力，我不知输了那小子多少个方宝。
　　 张榜公布，如今叫公示，分红方案贴在仓库走廊里。手工绘制的表格，复写纸的印痕很清晰，数字密密麻麻。左边是生产队全年的收支明细，收入包括稻麦生猪土坯，支出有农药化肥电费等等。村民稍稍瞅几眼，注意力集中到农户来往账目，确切地说，只关注自家那一串阿拉伯数字，顺带看看乡邻。挤在前排的男人指指戳戳，后排的踮脚踮手。挤在前排的和缩在后面的家境不同，底气也不同。女人不便挤到人堆里的，只支起耳朵从哄闹中获知一鳞半爪。那时我已经放寒假，喜欢凑大人的热闹，发现有几个男人从来不去看榜，连他们的女人也躲得远远的。父母闲谈时说过，他们都是一些老透支户，诸如张木匠、陆干部，下放户老谷。
　　 分红大会上队长兴奋得唾沫乱飞。这年，工值达到五角多，在全大队排得上前五。一般夫妻档家庭，刨去口粮款、借款，能分到近二百元。老余头家三个儿子都已成年，结婚一年的大儿子还没分家，没有“吃死饭”的，他是队里卫星户，分了七百多。在乡亲羡慕巴结的目光里，老余头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把钱小心揣入怀里，背着手回家去了。表格上的户主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按住宅位置，由前村到后村，由河东到河西。会计逐个招呼户主，他早把钱按户分开，整数开了存单，零头给现钞，精确到几角几分。
　　 透支户也来了，分红没他们什么事，会计招呼领钱时不得不跳过几家，等桌子上只余下账本时，开始报他们的名字，今年收支明细，加上陈账，一共透支几百几十几元几角几分。他们因共同的原因而划为一类。那时我还单纯，哪里知道透支户的名与实，只觉得透支就是困难户，不管什么原因，总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陆干部早先当过小队长，讲资历队长得叫他声师公，出去后在很多单位干过，村里人也不知他具体的职位，干脆称他干部。他三个孩子最大的刚上初中，光靠老婆一个人的工分还缺一截。缺口不是不大，只需他把每年拿的工资补上百十元，还不至于出现红字。队长当面对他还算客气，婉言催他交齐今年的往来。陆干部掏出卷烟散给队长会计，只说在外费用大，一年到头拍拍手。他抽飞马牌香烟，逢年过节还有大前门、凤凰牌，孩子的口袋里不缺零花钱。
　　 不等队长开口，张木匠早就一番哭穷，似乎再逼他就不近人情了。他带几个徒弟常年在上海郊区做装修，农忙时节外出工作的都要回来支农，就他没影，队长恨得咬牙。春节前，我见他在村里露脸。按规定，他要交钱记工，按日交队里一元二角记一个工分，明摆着，每记一个工分损失近七角钱。他死皮赖脸，说不是天天都有活干的，最后勉强交了一百多元。比起队里五大三粗的农妇，张木匠老婆纤弱得多，平日跟一帮老妇混日头，隔三差五锁了门躲到娘家。她会享受，穿着花花绿绿，脸上抹一层上海生产的友谊牌雪花膏，屋子里经常飘出肉香。每当她出现在集体场合上，女人们撇嘴嘀咕，投去鄙夷的目光。背后，又不得不羡慕她，少不了数落自家男人。张木匠走过三关六码头，他的精明足以对付以精明著称的上海人，夜郎式的村里人压根不是他对手。
　　 老谷本是城里人，七十年代初，全家下放到我们队里。那一批分到我们大队有十几户，差不多每个生产队一户。队里特地给老谷造了三间平房，配齐了生活用品。春上，老谷带着读高中的女儿和读小学的小儿子下来。他还有三个儿子在别处，不常过来，一大家子聚在一起时住不下，队里临时腾给两间仓库。乡下人对城里人一切都感到新奇，得空去老谷家转悠，乘机窥探到一些闲扯的资本。我和同学课间聚在一起，话题中少不了各自队里的下放户。但凭我一口气报出老谷全家的姓名，就足于引以为荣了。新奇过后，村民慢慢地对这家城里人有了想法。老谷夫妻在五十出头，这个年龄在乡间还是主劳力。队长给老谷家送去全套的农具，老谷第一次出去坌田，手心就起了几个水泡。新农民都要挺过这一关，手上的老茧，是一个合格农民的标志。老谷一连几日不出工，队长去看他，他龇着牙把手摊给队长看。老谷干一天歇几天，拿村民的话，那么一点点活儿，手指头伸伸长都顺带完成了。队长让他帮饲养员做下手，几天下来他又趴窝了。重活、脏活、累活，老谷一概不干。他的老婆更邪乎，说有严重的关节炎，一天到晚不出门。队长心里窝火：他娘的，请来个祖宗让我供着？队里一位老高中生说得更绝：寄生虫！第一年分红，老谷家就欠了队里三百多元。村民太善良了，只在背后嘀咕，当面还给足面子。老谷没分到钱，跑大队、跑公社，上面给队长写了条子，事关上山下乡政策，队里还是借给了老谷五十元钱过年。
　　 我家透支了五六十元，在我记忆中仅有这一次。这个春节，新衣服、压岁钱都与我无缘，走亲戚没了往日的劲头。父亲得病后，工分还不如女劳力。从大人口里得知，外婆所在的生产队，一个工分一元多，几个阿姨那里也有七八角。我们大队分配水平普遍低，平均不满四角。传说有一个地方工值负数，也就是说，工分越多越扣得多。那个生产队在什么地方，大人们说不准。芥菜子落在苦地上！母亲慨叹道。同样日头下晒一天，同样割一垄稻子，收获咋那么悬殊。工值高的生产队，副业搞得好，而且藏着“黑田”，实际田亩数远远超出上报数，“黑田”不交公粮，不抽提留，都打到收入里了。对张木匠式的耍赖户，队干部手腕子硬，扣着口粮逼他们交钱。一般村民只会蛮干，只会自怜投错了地方，那里了解其中的奥妙。
　　 村里人跟老余头家没法比，也学不像耍滑耍赖的透支户，拿老丙家一比，心里都平衡了。老丙是个孤儿，四十上下才娶了个笨媳妇。媳妇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一行六株插秧，她数不准六，别人给她起好头，让她照着插，插着插着就变成五株四株了。她只能算半个劳力，生孩子却不含糊，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半劳力，四个“吃死饭”，老丙在队里一直垫底，透支得货真价实让人同情。一家人像难民一样灰头土脸，从没见得光鲜的时候。
　　 转眼又到“小熟”，麦子在阳光里哔剥作响。村民照例可以向队里借几元钱，添置一些农具，镰刀、铁耙、铁锹、插秧绳……顺带割上一块猪肉，给干瘪的肚子补充点油水，也为即将到来的农忙预支些慰劳。农民没有按月的工资，难得见到几个钱，从票子里本能地闻到肉香。节俭的农户只借三五元，或干脆不借，生生将口水咽回肚子。借款不是过节费，得在年终分红时扣除。队里对一般农户并不限制，多借五元十元也可以。而对透支户，就不那么客气了。张木匠倒还明智，陆干部不参加农忙也无所谓，老丙么，村民默认了。老谷连农活也不干，自然没人通知他。他鼻子灵，早早坐在会场，很有耐心地听完队长前言不搭后语的农忙动员，看村民到会计那里签字借款。老谷也要钱，有几个村民愤怒了，愣是不同意。老谷搬出领袖语录，大谈响应号召，村民说，毛主席让你到我们村接受再教育，又不是让你来吃白食。
　　 老谷的成分是摊贩，并非真正的工人阶级，算不得根正苗红，村民被他一口一个工人阶级唬了十年。他给村民的影响不可小觑，走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有人拿他说事，拿影视里的角色与他比照。日头最毒的夏天，农民玩命似搞“双抢”，我见他在树荫里拉好网床摇蒲扇。在夏天从不打赤脚，他家有海绵底的拖鞋，我和小伙伴偷偷试穿过，很软和。冬天躲在屋里，他全家围着煤炉取暖吃黄豆笃猪爪。队里分柴米菜油红薯西瓜时，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仓库场，挑挑拣拣，眼珠子骨碌碌盯着磅秤。他女儿高中毕业后，又不好好下地干活，大队安排去小学教书，让她为家里弥补一点窟窿。女老师小小年纪即继承了父亲的精明，经常向学校里预支工资，年终转回队里的所剩无几。后来才知道，他三个儿子都有工作，一个留在城里，两个在社办厂子里。老谷偷偷在家糊纸盒，隔一阵坐客轮去城里交货领钱。他家的日子不知比农民滋润多少倍。
　　 又到分红时节，队里爆出大新闻，会计被抓走了，他被举报贪污七百元钱。七百元绝非小数目，能造四间平房。公社派人把队里的账本拿走了，大年夜还不见会计回来，财务大臣不在，分红落空了，余老头闹得最凶，他二儿子春节娶媳妇，指望着分红呢。队长只好请示上面，先给每家预发几十元钱。队长劝道，白纸黑字，队里不赖谁的。钱没到手，余下的钱款谁知道会不会泡汤，该不会给会计贪污了？这个春节谁也没过好。
　　 春节后老谷家被盗，据说，盗贼破窗而入，偷走了老谷家二百多元钱。队里好几个男人都被叫到公社询问，接二连三出现怪事，一时人心惶惶。村民静下心来，还是从中猜出一些端倪。那年队里买过一头水牛，队里公示栏里却没有这笔收入，谁也没在意，细心的老谷把这事捅到上头，究竟忘了入账还是真想吞了这七百元，只有会计自己明白，反正超过半年没入账就算贪污，他吃了七年官司。老谷似乎给队里做了件好事，村里人并没感激他的意思，反而更讨厌他。所谓失窃案，最后不了了之。蒙受莫名之冤的，都曾得罪过老谷，包括我父亲。老谷失了面子，再三要求保卫组（相当于现在的联防队）人员来队里排查，让村民互相揭发。会场里，他仗着保卫组的威势，铁青着脸，诉说村里人种种不是，最后嚷道：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村民不卖他的帐，吼道：不是透支户么，哪来那么多钱？老余头家，尚且拿不出二十元现钞。
　　 老谷家经常锁着门，是去城里了，还是在哪个儿子家？没人细究，他的存在与否跟所有人无关。难得见他回来，也没人搭理他。其时，返城政策开始松动，老谷以他特有的本事，成为第一批回城户。走的时候没人送他，没人与他道别。那天，我和几个孩子捡了瓦片在小桥上打水漂，看老谷背着包袱过来，走过井台时，他干咳了一声，试图与井台上洗涮的村民说话，井台上的人只顾忙活，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老谷见老丙提着两大篮子萝卜迎面过来，尴尬地冲老丙笑笑，想让这个憨厚的庄稼汉搭理自己，给个落场，换了以往他从不拿正眼看老丙的。老丙龇着一口黄板牙冲口道，老谷啊，我和你是同龄的，看上去比我年轻二十岁。今年开始我摘帽不透支了，你拍拍屁股逃走，还欠队里一千几百元钱呢！这些钱我家也有份的。想不到老丙能如此理直气壮，老谷的窘态没法形容。
　　 会计出来已经是七年后了。队里完全变了样，不再分红，连队长也不存在了。透支户宕在队里的陈欠款，也不知如何处理的，就算还在，千儿八百早已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