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至少是在二十岁以前吧，我几乎不和父亲说话。那原因在我就是感觉无话可说。二十岁以后，我又离开父母，离开所有的亲人，离乡背井远走他乡谋生去了，以至于父亲去世时都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自然有话要想对父亲说，上苍也不给我机会了。父亲对我同样如此，除了我小时他老人家会喊我起床，给我分配力所能及的活干，其他也没对我说过什么多余的话，是不是父亲同样感觉对我无话可说，我没有问过父亲，留给我的只能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了。现在想想这些，实在是后悔得可以。
　　 父亲儿时曾读过几年私塾，即使是我初中毕业之时，在学校里又是颇能数得着的好学生，其时我仍然没有父亲认识的字多。比如我把贮藏的“贮”字总是读成“chu”音，把“储藏”跟“贮藏”给搞混了，这个父亲倒是没有放过，及时纠正了我。父亲还精于珠算，不但算盘打得很溜，一些很难的珠算技巧他也都会。当年我们家乡刚刚解放时，曾有村里在外边工作的乡亲劝说并介绍父亲也到外边去做会计工作。或许是不忍心扔下我们那个没有了祖父，只有祖母和年龄还小的姑姑及二爹的家庭，也或许是真像父亲对人家说的那样，“千生意，万买卖，不如在家啃土块”，反正是一句话谢绝了人家的好意，最终没有成为一位吃国家饭的工作人员，而是做了一辈子的地道农民。这些事情我也是偶尔听别人不经意间在我的面前提起，父亲在我跟前可从来没有谈起过他一生经历的只言片语。使我失去了了解父亲的大好机会，现在想想，同样后悔得可以。不单是父亲一生的经历，父亲知道的事情肯定还有好多好多，比如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关于村里的一些事情等等。农闲时节或者阴雨天以及其它的零星闲暇时间，父亲还喜欢看书和读报，在那个农村中书籍和报刊极其缺乏的年代，父亲从不放过任何一点上边有着文字的纸片，那怕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字，父亲也必定会拿起来看个究竟。由此可以断定，父亲关心关于文字的一切信息，知道和懂得的事情一定很多很多，遗憾的是我也失去了向父亲请教的机会。至于父亲为什么不主动地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授给他的下一代，也还是无法解开的一个谜。不过我有时私下里暗自揣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也许是为了让我们适应时代的趋势吧，有意不想让我们知道得太多，那时不是大嚷特嚷“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无知的愚氓才能够最听话，才能成为狂热的驯服工具，才能更加任人摆布。对于个人来说，或许也可以少惹灾祸，未尝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极好办法。父亲的心里一定有着这方面的隐影，出于无奈，只好让他的下一代的思想意识都像一张白纸，留待日后让他人去“画最好最美的画图”。
　　 我们的家庭就是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家庭。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再加上父母和奶奶，就是八口之家了。后来二爹又结婚成家了，他又远在福州，二妈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之中，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加上堂弟，就有十口之家了。面对这样一个大家庭，父亲只是起早贪黑默默地做着农活，从来不多说一句什么话。或许当时我们兄弟姊妹们不能理解，等到我们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父亲对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够完全地体会到。就我而言，不必说父亲利用农活劳累的间歇时间，还要请他人帮忙，带着鸟网，去张网捕一只红脖颈的鸟儿，来给我当做玩具戏耍，以解玩具奇缺的困扰；不必说父亲带着我去赶集，在那个小小的甩面摊上，只买一碗甩面让我来吃，他却站在旁边眼巴巴地干看着；不必说父亲背着五六岁的我，步行六七里路，前去看一场县上京剧团下乡演出的京剧，只因为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去了，他老人家也非要让我去不可，免得我小小的年纪就平添一种无端的失落感；不必说为了满足我要到小河里去逮小鱼的欲望，父亲伙同奶奶顶着炎炎烈日，去采集青蒿茎杆来编织一只竖笼，再用楋条做一副小小的弓箭，让我带上去小河里玩水捉鱼；也不必说为了那个缺少零食的年代，父亲还是在农活劳累之余，去捉一串蚂蚱，捡几颗鸟蛋，摘一捧酸枣或者其它能够引起食欲的野果子，让我们兄弟姊妹来解解馋。单是以下的几件事情就不难看出父亲在无声之中对我们兄弟姊妹们的大爱来。
　　 我在我们五个兄弟姊妹之中排行老大，我以下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除了最小的弟弟因为他的上边，正好赶上了大饥荒，母亲的奶水不足，又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鸡蛋、奶粉之类，我还夭折过两个弟弟，所以小弟他小我十一岁之外，剩余我们四个都是间隔两岁。五七年我上学时，便开始大办人民公社了。到了大妹上学的五九年，就已经是大饥荒的开端年份了。二弟上学的六一年更是饿得三尺肠子闲着二尺半的年代。那时不但有的人家根本就不让孩子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的，中途辍学的也比比皆是。往往一个年级或者一个班级，过了四五年，等到要毕业时，剩余的学生还不足一半。虽然那时大抓特抓扫除文盲，可是抵不住忍饥挨饿啊，两相比较取其轻，不上学又算的了什么，什么也不如保命重要。据专家学者们的估算和不完全统计，三年大饥荒之时，全国饿死和因饥饿患上水肿等疾病而死去的人有三千万之多，跟八年抗日战争加上四年国内战争死去的总人数相仿。那时吃糠咽菜都是好的，刺槐叶、榆树皮、玉米秸秆粉碎了都可以填充肚皮，讨饭吃的到处比比皆是。我的小学同学就有几个放弃学业，也顾不得脸面前去挨门逐户讨饭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严峻形势下，父亲还是让我们兄弟姊妹们到了入学年龄就去上学，从不耽搁。那是个靠挣工分分口粮的时代，倘若挣不到工分，就只能分到基本口粮——也就是“够不够三百六”的六成甚至五成，其余四成或者五成就要按劳分配，也就是按家里所挣工分多少分配。那些年父亲每到秋初天气凉了就要犯胃病，卧床不起常常需要四五十天。除了挣不到工分，父亲还得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更得花钱治病。就是在这种情况的逼迫之下，父亲宁肯他不买药，也要供我们上学，只要我们能够走进学校的大门，就不会因为缺少学费、书费让我们中途辍学。常常为了五毛钱，父亲和母亲就要挨门逐户，低声下气地去借，又常常会跑遍了大半个村子才会借到那五毛钱。世界大同啊，家家户户的情况都差不多，谁家也是缺这少那的。能够借到已经是万幸了。对于这些，其中的委曲求全，其中的酸辛泪水，父亲是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只言片语的，他老人家就怕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情绪。
　　 六三年暑期，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初中。当时我们村和我一起考取的一共是三个人。假如我们三家比较，经济状况应该属我家最差。我们三家同属大家口的人家，但是只有我在家里是老大，也只有我的父亲是家中的唯一劳动力，还到了秋天要歇病假四五十天。他们两位上边都有四五个哥哥、姐姐，他们的这些哥哥、姐姐有的已成家立业，有的已经下学在家里帮助父母挣工分。他俩家里都有两个以上的劳动力。但是即使这样，其中的一位还是因为拿不出五元钱的学杂费而失去了上初中的机会。由此一比较，父亲让我去读初中真不知需要鼓足多大的勇气、拿出多大的毅力和意志来支撑。六五年我的大妹又考上了初中，父亲还是像对待我一样，并没有因为大妹是女性而放弃让她读书的机会。奶奶和我的父母那时还有旧思想，都有程度不同的重男轻女。但是在上学这个重大问题上，却丝毫也不含糊，即使自己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也在所不辞，一定要给自己的子女们创造一个得来不易的进身机会。也正因为读了这三年初中，我才能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斗胆参加过两次高考，虽然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成绩在那里摆着，其他的原因促使我未能录取，那不是父亲的责任。后来我能够考取民办教师，然后又一步步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还是靠了读了三年初中的那点文化资本。假如父亲也像我的那位小学同学的父母那样，因为几元钱的事就让他失去了进入初中学习的机会，此时的我仍然也要挣扎于田陌之间，为了那口吃食拼却老命地去不间断地劳动。父亲为我创造的大好机会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六六年当我初中毕业之时，正巧赶上了那场十年动乱。大中学校几乎同时停止了招生。据说我们中学曾经有过一个推荐选拔进入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名单。作为学生，我们也就是后来听说而已，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推荐和选拔的一丝一毫过程。可能也是藉着这个原因吧，后来又有了复课闹革命的潮流。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实际就是到学校里去胡闹。回去的一年多时间，我们从来没带过课本，也没有翻过书本，老师们也没有给我们讲过一堂课。明知道到学校去就是胡闹，当我怀揣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大学梦，对父亲提出要回校时，父亲没有说过半个“不”字，我说什么时间去就什么时间去。当时我们回校的人数也就是原来班级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点，而且还有好多同学三日打鱼二日晒网的，去学校一天，在家里两天。而且回校的同学之中，绝大部分都是家里劳动力充足，不指望他们在家里帮助挣工分的主儿。我的家庭情况当然不敢跟人家任何人比，但是父亲就是能咬着牙根儿让我到学校去，万一再能够有读书的机会让我碰上呢。在学校混了一年多的时间，六七年年初我们又二次初中毕业。我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父亲面对如此情况，也还是一声不吭，没有埋怨我半句。也没有安慰我半句，他老人家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已经够痛苦的了，还说些多余的话做什么，让我自己在风雨中历练吧。父亲不相信命运，但是知道机遇的重要性。那个年代无奈的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们一家，相同命运的人和人家多了去了。留给我们的只能够是忍受和等待。
　　 既然升学没有希望，参军更别想指望。蜷伏在村里等待又会等到什么？忍受的又会是什么？家乡生产队的农活再苦再累我也在所不辞。精神上不堪忍受的创伤只想用同样不堪忍受的繁重体力劳动来折磨和麻木自己或许减少一点点痛苦，得着些许死一样的抚慰吧。即使是这样，何尝又能够达到目的？新的精神创伤还在接连不断地吞噬着我。一天的繁重劳动过后，晚上贫下中农要开会了，被排除在外的我等，心里是什么滋味又是谁能够体会得到的？促成这一切的原因只因为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的爷爷。据说爷爷生前信奉过佛教，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乡公所里当过差事。而我的母亲是四七年的老共产党员，在娘家时还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和青妇队长，我的叔父还是一位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的革命烈士，就是我本身也是一名共青团员。然而那些没有一点人性和人味的所谓革命干部以及那些混蛋政策，却非要把我和我们一家往对立面上推不可。假如真要选边站队的话，我会放弃亲生母亲这一边，站到从未谋面的爷爷一边吗？于是我想到了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到东北去闯一闯。虽然明知道古语说的“死逼梁山闯关东”，到那里去举目无亲或许更加不易。但是这对于我来说，只能是唯一的出路，从中也许会减少些精神上的痛苦也未可知。于是我不断地搜寻去东北的相关信息和门路。我的这种念头没有对父母说过，可也没有回避过他们。父亲面对我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仍然一声不吭。倒是母亲劝我暂时放弃到东北去的念头，因为从我一岁多断奶以后就靠奶奶照顾，而当时奶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而且患上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卧床不起。我如果离开她老人家前往东北，她老人家肯定会十分伤心。母亲说的很有道理，我也不忍心让奶奶在这个时候再因为我的离去再添悲戚。听了母亲的劝导，我只好暂时打消立即去东北的念头，不过还在做着这样的准备。其实此时我真的想走，没有找到门路也走不了啊！奶奶去世以后，家中暂时没有什么挂碍，我也加紧了闯东北的准备。但是依然苦于没有门路，还是只能苦苦等待。最后还是父亲为我找到舅姥爷村里的一位同姓街坊表叔，他答应让我跟他的家属一起前往东北。此时我才知道，父亲虽然在我去东北的事情上并不表态，他老人家却很理解我的处境和心态，在我无助时总会暗中扶我一把。
　　 那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是父亲用骡子给我驮着行李和其他用品把我送到舅姥爷村里的。一路上我们爷儿俩还是默默无语，走出了将近一半的路程时，父亲终于开口和我说话了。他给我简短地介绍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告诉我去了应该都注意些什么，最后谆谆地告诫我说：“到了东北以后，千万要记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里的人们真正地来自五湖四海，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是防不胜防的！”父亲此时可能感觉到我这一去，他老人家的羽翼再也无法暗中保护我了，只能让我记住他的经验之谈独自去闯世界了。我听了父亲的话，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私下还认为，有什么好防的啊，我以前没有什么防人之心，不是也活过来二十年了吗？当我到了东北以后，这才意识到父亲的谆谆教诲是如此的千真万确。先是这位表叔并没有按照他事前承诺的那样，给我安排好干活的地方。当我到了那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身上带的所有的钱和粮票一点不留地全部要了去。接下来就是天天在他家帮他干活，就像他家的一个长工。什么活我都要干，还要不停地听他训斥。随后在砖厂里又让人骗去二十斤饭票。再后来又是我把他安排在砖厂上班的那个老蓝，因为他在砖厂里体力不支，我不得不舍弃在砖厂里到月底就能拿到手的工资，陪他一起去了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小山村。然而当他回乡找媳妇遇到挫折时，出于妒忌，他竟然做出了接二连三的对我极端不利的事情。此时我才真正品味出父亲告诫我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其中的真谛来。记住了父亲的教导，总是能够强一些的，但是秉性憨厚实在的性格使然，还是免不了上当受骗，再怎么说也会少一些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