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有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却植根于记忆深处，比如罂粟花。它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我眼前，开得漫无边际。没有阳光，没有风，妖冶的罂粟花兀自摇曳，红艳艳的，铺天盖地，我陷在罂粟花海里。
　　 回溯1990年，鲍墟乡医院，我生命中的重要节点。
　　 那年我怀着珠儿，预产期是十月二十八号。生珠儿的前几天，乡医院接到了新任务，又需要接待一批做输卵管结扎手术的人。简陋的妇科门诊重新进行了清理，清洗了窗帘，安装了紫外线灯进行消毒，原本掉土渣的房顶，早在前几年做结扎手术时就吊上了白布顶子，此时，又有些泛黄。
　　 除了日常的护士工作，我还要负责这批手术对象的术前血常规检验。其实，我也就是实习时学习过，只能看看血色素，做一下白细胞计数。我对领导说，做不了，不能糊弄人。领导说，只要不发烧的人都没事。我忐忑地接下了这个任务。挺着要临产的大肚子，忙忙碌碌地投入了结扎手术工作中。当时的主刀是县医院的外科大夫，他们都是我卫校实习时的老师，这次具体是谁，倒忘了个一干二净。
　　 乡医院的医疗设备相当简陋，没有常用的X线，显微镜是手术时县医院临时带过来的，最先进的仪器是一台流产用的吸引器。那时候，注射器针头是循环使用，只有针头严重弯曲，或者针头很钝了才能换新的。因此我们每天都得用铝制消毒盒在煤火炉子上消毒。尽管伙房乌烟瘴气地整天飘着黑黢黢的煤末子，但煮沸消毒也是当时乡级医院最常用的消毒方法。那时候输液器还是橡胶管、玻璃接嘴，头皮针也是反复使用。每天一上班，就是用清水反复冲洗输液器，针头冲洗后泡在75%的酒精中。冲洗干净的输液器被盘在铝盒子里，架在煤火炉子上进行煮沸消毒。一段时间后，橡胶管就坏了，再换新的。
　　 乡医院的卫生条件尚且如此，村子里的卫生所根本就不消毒，大多是大夫用针管吸几次开水，权当消毒。这在如今人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药房里的柜台是水泥抹制的，上面整齐的摆放着一些大玻璃瓶子，瓶子里盛着比较名贵的中药，比如人参啊，比如麝香啊，比如薏米仁啊，比如山萸肉啊什么的。中间大部分地方空着，是留着称中药、包中药的地方。正对柜台上方，房梁上吊着一个盒子，里面是捆绑中药包的纸绳，裁好的毛头纸整齐地码在柜台边上。每天，宋医生都用戥子称中药，一味一味中药士兵一样排列在包装纸上，称完，再对着方子对照一遍，然后变魔术一样，三转两转就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中药包，左手压住中药包，右手拉过上方的纸绳，上下左右一绕，打活结。一个方子完成了。日积月累，水泥柜台的边缘像涂上了一层油，中间的颜色像小麻的种子。柜下放着一个药捻子（碾中药的铁制器皿），捣药罐在柜台拐角处一侧竖起的木桩子上，配制中药丸剂是免费的。往南是一个木头架子，摆满了注射类的药物，也就是针剂。纸盒子的针剂们一般很沉默，好像也没有保质期一说，只有颜色发黄了，才会废掉不用。其中维生素c尤其容易变黄。那时候药物没有保质期，但是也很少听说有假药，或者暴利的药。
　　
　　 二
　　 药房靠北墙是一组高大的深红色的药橱子，中药特有的气息在药房中氤氲。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当归王不留行米壳……这些动植物的精灵，此时都在药橱子里养神。平时一个个像绣楼中的小姐，只等药方递进来，它们又变成冲锋陷阵的武士，跃马提刀与病魔厮杀。有的中药周转很快，很多中药沉默在岁月中。这和患者的病有关，也和医生的用药习惯有关，当然也与老乡们舍不得花钱看病有关。有的医生爱用温补的，有的爱用扶正祛邪的，也有的爱用祛湿的。
　　 长得像黄日华版《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一样英俊的王医生爱用川楝子。院子里那棵歪斜斜的川楝子树立下了功劳，霜降后，叶子落净了，川楝子一穗一穗嘟噜下来。老宋医生就举着长长的木杆子，用木杆子头上的铁钩钩川楝子，我们忙不迭地捡拾着。不知道这院子里怎么生出来的楝子树，楝子树北方很少见，我至今仅见过这一棵，可是它的面目已模糊，斜斜地长在土井边的川楝子在我心中成为一个符号。
　　 治疗疮痈，台阶下那棵皂角树当仁不让成了主角，外用内服少不了它，那些圆鼓鼓的皂角籽，那些鹿角一样的刺刺，都变成了可爱的健康天使。传统中医讲究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或者标本兼治，但在很多急性病面前束手无策，西医倒可以刀到病除，但人体的重要器官被切除，很多功能会受限，二者一直争议不断。所以我还是建议慢性病患者用中药调理。但是值得怀疑的是如今中草药的药性，速成的菜园式种植，肯定不如喝风饮露自然生成的草药药性好，可是如今去哪里找寻野生的草药呢？
　　 药橱子上的药名字很可爱，几乎一个名字就有一个故事。刘寄奴、女贞子、合欢、川木香、广木香、肉豆蔻、草豆寇……它们从《诗经》《本草纲目》、田野、民间传说里走来，在我眼里不仅有故事，也蓬勃成一丛丛有特质的草，一棵棵或高大或低矮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树木，它们既是祖宗的珍贵遗产，也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恩泽。中草药的熏染让我对植物也生发了兴趣。桂皮是药材，也可以做煮肉的调料，它更让我想到江南水乡的丹桂飘香，它细密的花朵盛着一兜兜蜜。女贞子，是一个贞洁烈妇，我一直在梦里仰望她。那年在徐州，我对着一棵有着修长身躯，油光光叶子，一串串袖珍葡萄样的树发呆，它的树叶繁茂，掉下一团团紫色的“小葡萄”，山路上树的轮廓下浸着一层油似的。原来这就是女贞子，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蜡虫树，那些“油”就是蜡烛的原材料蜡虫的排泄物，女贞子是蜡虫的寄生树。这些植物可真有趣。中草药的触角一端连着我，一端伸向七彩的世界。我回顾我的文学生涯，中医药有着很大作用，中药丰富了我的世界，是我文学路上的星火。
　　 中药里有一味米壳，它其实就是大烟葫芦，罂粟的果实。罂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植物，它有着修长的身材，五彩的花朵，美得像神话。据说，罂粟花开，周围数十里都飘着它的香味。罂粟在古埃及被称为“神花”，而古埃及是四大古文明之一，罂粟的种植史一定很长了，或者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我国种植罂粟的最早记载是六朝。开始罂粟作为贡品进入我国，是观赏花，有滋补作用，也作药用，治疗腹痛、痢疾，还能解毒，是好东西。至于成为毒品，是后来的事。古希腊人尤其喜欢罂粟，执掌农业的司谷女神手里就擎着一枝罂粟花。罂粟本无罪。
　　 米壳的外观像一个略长的微型石榴。它浅褐色的干枯果皮上，划着交叉的棱形痕迹，一晃动，沙沙作响。宋医生说，这是采大烟时划的口子。我从徐霞客的“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看到罂粟花的美，就想见识到在风中摇曳的美丽的罂粟花。于是，我偷偷打开了一个罂粟壳，它细密的种子鱼籽一样，哗拉拉，一下子溢出了我的手心。谷雨时节，我偷偷地把它种在早已平整好的一小块儿地里，盼着它开出艳丽的花，我倒没想到让它结果，我知道这是国家不允许的。我的担心和期望都是多余的，这堆种子半个芽都没发。我问宋医生，他笑眯眯地说：“傻丫头，这都是处理过的，种不活的”。老花眼都笑弯了。我突然就联系到了越王勾践对付吴王夫差的故事之一，煮过的种子是不发芽的。
　　
　　 三
　　 这年正月，珠儿悄悄地伏在我身体里。正月底，突然下了一场大雪，由于气温高了，雪看上去很厚，一踩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棉鞋一下子就会被雪水浸湿，钻心的凉。当时需要普服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乡医院偌大的院子，只留三个人值班，其余的都下乡。大家为了照顾我，让我留在了医院。
　　 那时候的疫苗还没有严格的冷链运输要求。上级防疫站给发过几个冷藏包，可是冰排要好几天才能冻好，冷藏包也几乎成为摆设。医院的冰箱里储存着狂犬疫苗、乙肝疫苗，和一些季节性的防疫针剂，以及小儿麻痹糖丸。
　　 也许是1990年吧，或许还早一些，我曾跟随下乡打“百白破”三联针，这个药是20毫升混悬制剂，具体一支药给几个孩子用，我模糊了。很多孩子打完针后感染屁股都化脓了。发现几例注射预防针感染后，医院马上上报了上级防疫部门，及时停止用药，避免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几年后，和邻家女孩子说话，发现她的左上臂肌肉萎缩，我惊问是怎么了？她说，姑姑，这就是那年你打预防针打的呀。她笑着说。我却自责，虽然知道不是我的问题。那时候很少有医疗纠纷，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乡医院工作那些年，没有一天不给乡亲们加班打针或者输液。
　　 后来，这批“百白破”三联针被淘汰。相对来说，那时候的药物是安全的，前一阵发生了疫苗事件，这是令人震惊的。上世纪末人们的免疫意识不强，预防针多在学校进行。也有例外。据乡医院八里地的榆林村那年死了一位老人，死前没任何病，被小狗咬了人中（鼻子尖到上嘴唇之间）部位，高烧不退，几天后就死去。或许不是狂犬病，只是一般的外伤感染导致败血症。老太太出殡时，白花花一片，哭声凄惨。埋完老太太，乡医院的狂犬疫苗一下子断货了，榆林村给老太太送葬的人，脱掉孝衣，结队赶来打狂犬疫苗。这是我记忆中的个例。问题疫苗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四
　　 那时候粮食很不值钱，庄稼人就想种点棉花好歹有点收入，可是哪有想的容易。那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棉铃虫猖狂得要人命。种棉花几乎要天天打药，毒药的毒性也在递增，棉铃虫都有了抗药性，人却在高温天气下，被农药打倒了。常常在日头火辣辣的中午，或者在下午三四点钟，突突狂叫的拖拉机停在医院的院子里，几个人抬着一个有机磷中毒的人冲到诊室。
　　 大多数人能抢救过来，有的人却再也没睁开眼，这时候人命比庄稼还不值钱。这大概也是宿命，生就庄稼人不种地咋办。那时候农民和城市人中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那年夏天，医院里死了一个人，才二十多岁，喷农药中毒。一盒一盒的阿托品，一瓶一瓶的液体输到他的身体里，却没有效果。这些水置换不来他的命，他死了。一双本还不太懂事的小儿女大哭着喊爸爸，一对白发老人“儿啦！儿啦……”哭得死去活来。我听说，几天后，逝者父亲用棉花夹子把一块地的棉花都毁了。那些正在盛开的粉色、黄色花朵，很快在阳光下凋零，也成了无果的花。那位老人，丢弃棉花夹子，一屁股坐在长满野草的地头，负重的牛一般喘息。不远处，一座新坟赫然在一座座旧坟茔里，老榆树上不知趣的乌鸦，哑着嗓子时不时叫唤几声。死亡的气息在本该蓬勃的田野蔓延。
　　 烈烈阳光下，周围的棉花地里，喷雾器还在不停地喷洒农药，刺鼻的味道让人窒息。那些棉花花，变成一朵朵罂粟，诱惑着人们冒死种植棉花。求得生存。
　　 六月天，孩子的脸。几场暴雨变成连阴雨，街上到处都是水，水倒灌到本就低洼的乡医院。我发愁了，我那时候怀孕六个月，这样大的水，外面还有两个需要输液的病人呢。一个是医院不远处的刘伯伯，一个是集市边的李阜民爷爷。李爷爷是我父亲的老师，这俩人都是食道癌卧床不起的病人，每天就凭着几瓶营养液维持生命。村子里的老人命运大都这样，医保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无疾而终是最好的结局，倘若患了不治之症，诸如食道癌之类，就等着“吃秋不吃麦，或者吃麦不吃秋”，再难听点就是在家等死。没有多少收入，没有城镇职工的看病报销，老农民们就守着口薄棺材，躺在炕上等死……我急得在医院的台阶上来回疾走。当时医院的人都身兼数职，我是专职干护士，我的同伴晓娣还要忙药房的工作，还是出纳。这两个癌症晚期病人，本来就处于营养衰竭期，一般人都扎不上，每次都是我挺着大肚子慢慢走过去。患者一家对我的信赖，也是我工作的动力。
　　 怀孕的人很怪，平时很喜欢吃韭菜，可是现在却闻不得一丝韭菜味。每到集日，我都想捏着鼻子不呼吸了，省得吐得翻江倒海。李爷爷家紧挨着集市，卖韭菜的摊位一个挨着一个，好像这个世界都是韭菜的天地。每次输完液，我都强忍着，小步跑到集市的尽头人少的地方，狂吐一番。古人说“医者父母心”，我还没做母亲，把自己当成了患者的家人，医院里的医生们都这样做。不管风霜雨雪还是深更半夜，只要需要出诊，二话不说背上那个陈旧的“为人民服务”的出诊箱，就赶赴患者的家。微薄的收入，并不影响医生们治病救人的心情。望闻问切之后，常常是一个小偏方，或者几味中药组成的一个方剂。为了能给老乡们省下几个钱，医生们没少动心思。比如针灸能解决的，就不给老乡拿吃的药，针灸免费。一顿贴饼子熬菜，几颗枣、一把豆角是老乡们的回馈。那时候的医患关系，是鱼水的情谊，是鱼和鱼的惺惺相惜。
　　 李爷爷的儿子趟着水过来接我，手里预备了一根结结实实的枣木棍子。他背着几瓶液体，在前面深一脚浅一脚的探路，左手拉着我。我在后面用枣木棍支撑着前行。李叔叔眼里含着泪。一家人对我千恩万谢，说要有闪失可怎么对得起我。可这也是我的本分啊，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没有本事救人命，但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也是一种修行。